行政文明的提起

    当把公务员精神提出作重要的讨论的时候，有必要对行政文明做必要的提起。

    当把文明的范畴内分为物质、精神和政治时，行政文明就成了政治文明的极其重要的方面，从一定的意义讲，行政文明就是政治文明的外在形成和现实实践途径。它的表达直接影响了公共活动的积极效能的释放，抑制了公共活动的消极方面，以具体的、程序性的规范对活动本身起到了有效的制约，对具体实施效果给予最深刻的影响。它用一种外在的强制形式表达了一种促使整体文明进步的内在要求。

    行政文明不仅是行政人员内省自觉的外在体现，更有行政行为规范的要求，他把行政人员在公务期间的活动予以量度化，使行为更趋自觉和规范。行政行为的具体表达是公共选择和个体选择的结合。公共选择促使行政行为必经是符合广大民众的要求和意愿，并赋予一定的强制力或者特殊的途径和手段，确保行政行为的后续效果，同时把它上升到国家意志的具体实施方式当中，使具体的相对独立的行政行为人在统一和协调的氛围中完成使命，达到有效管理、控制的目的。

    当作为公务活动承担者的公务员和其相对私隐空间中的自我发展与满足发生冲突时，具体行政行为人往往是从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待遇、价值实现等方面综合考虑，从而相应安排调整自己的思维和行为。纯粹的“八小时以外”的公务员是没有的。由于其自身角色岗位的特殊性，在“家国天下”的传统文化浸淫中，不论是自身还是其他社会群体人员都会考虑其社会地位的延伸性以及对个人家庭维护的稳定性。所以，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不可能出现工作和生活角色转换当中较大程度的割裂，生活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工作和社会地位的延伸。

    行政文明从本质来讲是行政文化积淀的表现，行政人员个人工作生活规范的执行和表达如何，行政行为总体表达如何，决定了行政文明的实质内容和公众信息传递模式，也决定了政府形象的公众评判标尺。基于其公众性，纯粹的理论推断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具体行为才是根本的探讨着力点，行为效果展示才是受众的最终判断。

    道德的作用

    当从外部表现形式及成果来探究行政文明时，其内核的凝聚则应当是具体行政行为人精神状态和人格魅力。在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中，“内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把人格的修养，家庭关系的融洽与做好“仕”密切联系起来，“家国天下”或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质的内在要求莫不如此，“忠臣”与“孝子”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在历史的痕迹中，仿似不可思议的人格分裂总是充斥于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而最终获取了胜利果实的总是把个人人格裂变到所谓最佳最优的忍受者一类，于是“大丈夫宁死不屈”和“大丈夫能屈能伸”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版本使在各自的信奉者那里精彩上演。

    有人一直在置疑中国传统的把个人情操与工作水平能力相挂钩的评价方法，认为在属于个人隐私范畴内的问题不能和实际工作类比推理，或者以道德标尺代替能力水平评价是十分荒谬的做法和传统，至于“丁忧”等列为制度法典来强化日常道德榜样树立的工作典范，或因“大孝”、“大忠”一类而授予相应官职更被视为社会的无序混乱的反映。当前，这种观点在悄悄蔓延，似乎大家都达到了一种可以十分理性客观地认识能力与道德的纯然分割状态。

    事实上，我们放眼到“拉链门事件”的所谓十分民主国家的国民态度，虽然由于政党斗争引起弹劾起动而又无果，导致更进一步加深了上述的判断－－然而由此引发的民众反映仍然绝对是对公众人物的人格道德的综合评判，尤其是处于政治核心地位中行政首脑，其道德素养与个人驾驭领导国家的能力与可信度，在国家形象和国家发展方向仍是紧密结合起来的，当政治人物如同体育、娱乐人物一般在走秀场各展风姿时，人们的关注点仍然同纯粹的政治绝对娱乐化有显然的区别：政治人物的精神状态、道德素养是其作为公务管理的可信程度的重要标志，如果缺少了这类标志，或是沾染太多的污秽，公众就会判断，他将不适合作为代言人或管理服务者。

    史上因道德沦丧而致使国家衰败灭亡最明显的例子当数古罗马帝国的消亡。道德观念的裂解，精神支柱的崩塌使得民族缺少了起码的可以团结一起挺立抗争的脊梁。精神的作用是内在的，其表现却是行为的综合，结果的映射，最后是内在的全都通过外在体现了出来，道德以一种显在呼吁潜在忽视的形式存在，又以最极端的毁灭体现其巨大威力。

    精神作为人类独有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完全结合了起来，他把外部要求和内部自觉，把规范和自省融为一体，作为外部判断其本体思想行为的标尺，正因如此，精神就从虚无理论中涅槃出来，从假设空荡里飞升起来，把复杂的存在以最直接、最简化的方式现实处理了。

    公务员能力要素

    精神作为综合展示的载体，其内核的仍旧是个人能力、行为规范与外部要求的适应问题，所以，应该有必要探讨精神展示背后的能力要素。

    公务员作为为公众服务，实施公共管理权力的特殊群体，对其本身应当具备能力要求更体现于掌控、沟通、合作等方面，初略分析起来，应当具有组织能力、创造能力、沟通能力、解决能力等向个大的方面。

    组织能力是对公务员岗位的起码要求。作为社会运转的中枢，需要对公共事务的了解，对公共权力的有效掌控，即使如所谓十分文明、发达、民主的国家——只要他尚是个国家，对权力、资源的掌控就是不可或缺的，他可以通过法律等形式予以调整或制约，但最基本的起草或修改监督执行等总是要牢牢地抓在手中。这就是组织能力外在表现。作为单个的执行个体，更看着于执行本身的掌控，他务必要有较为坚贞的信抑，坚定的意志、坚强的毅力，才能从纷繁复杂的具体行政行为中把握主要脉络，用更为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每个难题，使组织水平更有效率，使组织本身更具能量。

    创造能力是公务员岗位的关键所在。当把工作更多地定位于执行时，作为单个的行政行为人被忽略的就是创造力，对其要求也不强求创造，有时更趋向限制创造力，行为人自身也对此感到困惑。在定势思维形成后，对创造便产生了怀疑，按部就班已成习惯，创造就是不务正业。但是当自信成为一项工作技能，激情成为一种工作需要时，创造就成了必须。创造能力包含的基本要素就是自信，激情。对工作的自信，对自身的自信是坚定自身工作信仰的前提条件，如果对自身从事的工作都是悲观失望的，就不要指望工作有起码的动力；对工作保持激情，让自己充满激情是干好本职工作的基本要求，干工作是一回事，干好工作又是一回事－－所以，自信、激情是工作的前进动力，创造力是促使工作再上台阶，政权进一步稳固的关键所在。

    沟通能力是公务员岗位的基本技能。由于组织、创造的自我强化，需要在实际中间加以具体的贯彻落实，就必须在沟通上具有亲和力，把沟通作为实施的桥梁，修葺的途径，完善的纽带。基于起码的人际交往和社会人的定位，沟通中就必须要有十分明确而积极的态度，必须要善于倾听，保持旺盛的求知欲，必须要强调相互配合，共同协作，把单方面的意愿表达切实化为多方互动的具体行为。沟通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期望，是一种行动，更是一个实在，一个效果的具体凸现。

    解决能力是公务员岗位的核心运用。面对具体的行政事务不可能不产生问题，每一个问题的情况又是千差万别，涉及的公众群体也是情况迥异，针对不同具体问题按照法律制度规定，采取合法合理的解决手段，成了公务员执行公务必不可少的能力，他最为完整和现实地反映了公务人员思维水平、综合素质、个人能力、岗位要求的真实存在，也是公众最真实，最直接的政府形象感受，公信力评判标尺。

    基于能力还有诸多考虑，但作为行政行为人的所有展示和表达都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操作，至于创造性的思维更多地是体现在对既有法律政策执行中的反馈方面，创造性的工作应是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下的合法手段、途径的综合运用。

    精神的表达

    绝对的精神是不存在的，我们试图逃避一些外在的牵绊来达到绝对的内心自省精神的胜利，并使之成为真正的“科学”，结果都总是劳而无功。这是因为过于强调对分离的探讨，从而割裂了其内在本质联系，反而导致纯粹说教、空洞苍白、虚无缥缈、不着边际。我们力图摆脱一个桎梏，反而陷入了另一个更深的泥潭中去，用更虚幻代替了我们认为的努力想要挣脱的虚幻。

    精神从本质上说仍然是内在心理特质和外在表象的综合体验，在固定的类群中用外在具体的行为表达出来的内在感受，他本身就是虚与实的结合，内与外的交融，我与他的汇集。

    分析公务员精神，至少包括了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政府形象的树立，公众从理念、视觉、行为等各层面对政府形象的较为直观的认识，有理性的分析判断；二是个体精神状态的感觉，这本质就是公众对单个具体公务员行为的概括和总结，虽然有时取之偏颇，却是最真实的感受，有公众的信任感，参与感，有公务员自身的责任感，成就感。

    政府形象的树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笔者无意对其进行包罗万象的分析。对政府形象的判断初始总是从理念开始，执政理念得到了充分表达，与公众对理念的理解是否充分又紧密相关，只是一厢情愿喋喋不休的单方面意愿强制灌输只能是短期的。要得到很好的理解，并从而得到完全的支持，与我们理念的表达传递方式是密切相关的。当我们透露出的初期理念与后期工作表达差距甚远时，我们就丢失了公信力，使整体信任度下挫。所以，决策是一个必须完备科学的进程，过分的试探只能削弱理念的坚定的基本要求。

    视觉看似与精神的构建关联不大，但这绝对是形象树立的关键载体，理念的表达方式就是通过视觉来完成的，如果是在“节约亲民”的理念下，仍然大兴土木，把办公地点弄得十分富丽堂皇，并反复拆了又装饰，公务人员打扮得一尘不染，千娇百媚，个个赛似西施潘安，公众的印象会是什么呢？在杜绝“形式主义，面子工程”的理念下，仍然大树牌坊，狠搞典型，恶抓样板，就为了提升地区（更或是地区领导者）的知名度和受重视程度，传达出的又会是什么呢？行为是公务员自身的表达，视觉却是公众切实的感受。

    行为是公务活动的最终表现，也是公务员精神的最终判断依据。它充分而翔实地贯穿于政府制定行政目标、行政决策和行政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全过程中，维系了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界定了精神的表现范围，规定了精神的最高境界。

    在公务员个体精神状态的感觉上，公众从对具体行政行为人的信任感开始，对整个行政组织机构运转的效率有初步认识，对政府的规划和承诺有了直观的感受，从而增强或削弱政府的公信力，参与积极性相对有所提高。公务员自身的责任感是公务员生存的基本要素，而成就感则是其发展和前进的基本动力。从表象上来讲，精神所能体现的本质内容也在于公众感受和公务员感觉的融合交汇，这就是表象和本质的统一点。

    以上所做的基本分析本身并不能够导致公务员精神的本质改变，只是力图提供另外一个观察思考的角度，可以发现更多的交汇精神层面的其他内容，从而为精神的弘扬提供多层的渠道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