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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大姐听茶客说过一个张云良的绯闻。有阵子，他带了个20岁出头的女人包房，后来才知道是附近医院的一名实习护士。
因为这事，有一次胡大姐当面叫张云良“老色鬼”，他也没反驳，反正他经常说自己又赌又嫖。
邻居罗大汉经常看见有女人去张云良房间，“老的、年轻的都有，但没问过。”
据悉，查案期间，警察曾排查了当地许多简陋的声色场所。
对于经常一个人独来独往的张云良，邻居罗大汉回想起来，他6月4日的行为有些怪异。
那天晚上，天色已黑，张云良陆续请住在周围的一些朋友喝酒，吃他亲手做的“江苏风味的红烧肉”。这一天，距张云良的62岁生日还差11个昼夜。
谢胖子事后异常后悔吃了张云良的这一杯酒、一块肉。
查案阶段，谢胖子正巧在昆明出差，被4名警察直接飞过去带回成都，“我怕他们认为我是老张的同伙。”
张云良楼上刚搬来的女租户，也吃过一块红烧肉，“人不熟，意思一下就走了。老张不是四川人，交流起来不顺畅。”她的隔壁老晏夫妇，也各自吃了一块红烧肉离开。
至于张云良说没说过“最后一顿饭”之类的话，席间他是否与女儿打电话表露过激烈情绪等细节，谢胖子未置可否，只是推给警方，说先后8次笔录中有记载。
那晚八九点，张云良照旧去茶馆喝茶斗地主。
在茶馆老板娘看来，一切如常。
6月5日：早起进城
邻居觉得，张云良是那种刚接触觉得人很随和，但久了就感觉有点怪的人
“老张是很普通的一个人，和我们都一样”，胡大姐说。
在成都，张云良仍满口普通话，学会了一丁点四川话。在茶馆里，他也会大声喊：“瓜娃子(呼叫服务员)，搀开水。”
他只用自己随身带着的茶壶，有时泡茶，有时喝药。
吴胖子记得，有一次他显摆，“在电视购物上买的茶壶，900多块钱一个”，据说能“净化水，治病”。她打击张云良，茶壶的外壳是木头的，不值那么多钱，张云良是“冤大头”。
后来，这茶壶忘在茶馆里，丢了。
他穿着普通，在当地，大家不感觉他寒酸，但也不富裕。
“臭美”，会和女人比手上的皮肤，张云良对皮肤很在乎。他去理发店洗头，老板娘发觉他脸上黏糊糊的。他说自己从不擦化妆品，都用纯天然的，把苹果皮、梨皮敷在脸上、手上。他连洗发水也不用，直接用白水冲。
对此，胡大姐嗤之以鼻，“装吧”。她知道，在外，张云良用纸巾很仔细地擦桌边；在家，不打扫卫生，灰尘积得老厚，吃完的锅碗到下一顿用时才洗。
洗发店老板偶尔和他下象棋，给他递烟，他推说身体不好只抽自己的，10块钱一包的“白阳光娇子”女士烟。他痛风也不忌嘴，喝酒，吃辣椒蘸碟。
租房的一楼有个公共洗澡间，在张云良房间的斜对门。胡大姐说，他老偷懒在洗澡间撒尿，很臭，而厕所在楼外出门左转一小段路。很快，洗澡间就变成他私人的了。
他偶尔拖欠胡大姐的房租。
5月14日，胡大姐遇见老张就问，“今天几号了？”
“我知道了，输了800多，月底给你房租”。5月30日，张云良就把钱给补上了，这是他最后一次交房租。
他也会占小便宜。
最初，那间屋的月租连水电一共170元。后来，张云良买了个电磁炉，那个月整栋楼的电费比平时多交100块钱。胡大姐抓狂了，专门给他加装了一个电表，并实行房租和水电分开。安上电表后，每个月就只有10来块钱的水电费。
罗大汉说，张云良是那种刚接触觉得人很随和，但久了就感觉有点怪的人。
如果非要有一些预兆的话，邻居罗大汉回忆，出事头几天，张云良的脾气不太好，把牌友都得罪了。
打麻将时，张云良一把同时点了3个人的炮，有些恼了。下一把又点了炮，有人催他拿钱，他一火，从抽屉里拿出一张5元钱的钞票撕个粉碎，“催什么催嘛？早晚给你们！”
另外被称作预兆的，是一份遗书。
成都警方的通报提及，6月9日，张云良的家人收到了他案发前从成都寄出的遗书。
关于遗书，有另外一个版本。
胡大姐说，张云良的遗书并未直接寄往江苏老家，而是由一位江苏老乡，被称作老蒋的人，在其女儿来成都时，转交给她的。
胡大姐不清楚，张云良何时将遗书交与老蒋，警方可能是在询问老蒋和张云良女儿的过程中，得知遗书一事的。
据称，当时张云良的女儿并未立即向警方通报遗书内容。目前，成都警方也尚未公开遗书及其内容，“老蒋”仍受警方控制。
罗大汉记得见到张云良的最后一面。
6月5日早上，罗大汉刚吃了面条，正在刷洗锅碗之际，看见很少早起的张云良，从住处推门而出，手里提了两个商场里装衣物的那种纸质手提袋，并用报纸包住了袋口。
他顺口问，“老张，你去哪？”
“我进城。”
7时40分左右，张云良带着装有汽油的塑料桶，上了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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