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周泽通过他的学生找到了涉嫌抄袭者周立华的硕士学位论文。在看完该论文后，他感叹，“没想到抄了那么多！”

　　周立华这篇涉嫌抄袭的论文，题为《社外来稿的文责探析》，是厦门大学2004年的一篇新闻学硕士学位论文。据周泽介绍，他在中国期刊网上并没有找到这篇论文，而是通过他以前的一位学生帮忙，从厦门大学的图书馆中查到的。

　　笔者注意到，论文的第一页是“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声明写道：兹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的其他个人或集体的研究成果，均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依法享有和承担由此论文而产生的权利和责任。作者周立华的签名时间是2004年6月4日。论文第五章的小标题是“对几个问题的思考”，其中第三部分是“新闻真实、法律真实、客观真实在新闻侵权诉讼中应区别应用”。笔者认真比对了该部分内容与周泽的原文，发现该部分对新闻真实、法律真实、客观真实等概念的界定与周泽文章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仅有个别字词的增删，而该部分选用的案例和相关论述，也与周泽原文的内容雷同。笔者还注意到，在该部分涉及的8个页面(第47-54页)中，仅有1个脚注(第53页)，且不是周泽的文章。而在论文的参考文献页面(第59-60页)，也没有周泽的名字。

　　周泽告诉笔者，他在2005年的《新闻记者》上发现抄袭文章后，虽然很生气，但考虑到该文章只抄袭了1000余字，只占原文的1／15，因此没有继续深究。但后来找到这篇硕士学位论文后，发现该论文第五章的第三部分，大量抄袭、改编他的原文，并且没有在注释或参考文献中进行标注，这让他感到这篇论文的抄袭程度“超出了可以容忍的范围”。

　　“一些关键概念，比如对‘新闻真实’、‘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的界定，都是我个人在收集分析大量案例后进行抽象总结的独创性成果，在他的硕士论文中就被直接拿来用了。还有一些案例，一般人可能不会注意到当时发生的这些不起眼的案例，也被直接拿来用了，最多就是改动了一些词语和语序……这些内容都没有标注出处。”周泽说，“原先他给我发短信的时候，只是说发在《新闻记者》上的文章确实是抄袭的，做得不对，但并没有告诉我他的硕士论文中也存在抄袭，而且抄了那么多，将近我原文的50%。”

　　采访过程中，周泽拨打了当初给他发致歉短信的那个电话号码，但接听者称自己不是周立华。6月21日下午，笔者拨通该号码后，也被告知“打错了”。

　　巧合的是，有学生在准备硕士论文开题报告时，也发现许多论文抄袭了周泽之前的文章，便把相关的文章发给了他。周泽索性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里建立了一个文件夹，命名为“剽窃论文”，其下又分别建立“局部抄袭”、“巨幅剽窃”、“完全剽窃”、“引证不规范”等若干子文件夹，将搜索到的涉嫌抄袭的论文一一归类。

　　笔者看到，在“巨幅剽窃”文件夹里，除了前面提到的周立华的硕士学位论文外，还有一篇题为《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的关系》的硕士学位论文，作者是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系2005届硕士研究生洪黎。而在“完全剽窃”文件夹里，则是一篇刊载于2008年第8期《华商》杂志的题为《新闻失实的侵权行为思考》的文章。在其他文件夹里，还有10余篇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据周泽介绍，除了对“新闻真实”、“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三个概念的界定外，他对“三公原则”的介绍，以及关于媒体和司法关系的论述也是被抄袭的主要对象。

　　周泽担心，抄袭或引注不规范等学术不端行为会导致“以讹传讹”。“别人看到后可能会认为是我在抄袭呢”，他感叹，如果不进行“学术打假”，不能对相关的智力成果进行“正本清源”，很可能今后得通过历史学家的考证才能还原一些概念的原始出处。而帮助周泽收集涉嫌抄袭论文的一位研究生也告诉笔者，她目前正在准备论文开题，查阅文献时发现从中国期刊网数据库中下载的很多论文都似曾相识，内容雷同，也不知道谁抄谁的。而当被问及对前一阵披露的“史上最牛硕士论文抄袭”的看法时，她说，“这种抄袭太低级了，更多的(论文抄袭)是东抄抄西抄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