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德印

　　我对音乐依赖的程度绝不亚于读书和写作。读书使我深刻，写作使我崇高，而音乐却让我的灵魂得到洗礼和净化。

　　喜欢音乐是从流行歌曲开始的。80年代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两股强劲的音乐潮流同时冲击着禁锢封闭已久的中国乐坛：一股是以邓丽君代表的香港流行音乐，犹如春风野火般弥漫了整个神州大地，她的《甜蜜蜜》、《我只在乎你》、《有谁知我此时情》等歌曲被人们广为传唱，一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火爆的“邓丽君热”；另一股是以刘文正为代表的台湾校园歌曲，一夜之间席卷了大江南北，《童年》、《兰花草》、《外婆的澎湖湾》等一大批校园歌曲为中国流行乐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深深地喜欢上了流行音乐。

　　1981年，我刚刚参加工作，每月的工资是38.61元，除了每月交给家里20元外，剩下的钱全部用来买书和磁带了。买书的习惯一直坚持到现在，买磁带的习惯却随着录音机的淘汰而终止了。前两天，妻子在清理房间的时候，从杂物柜里拽出两个鼓鼓的旅行包，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歌曲磁带，我数了数，竟有137盒，有一多半是当时流行歌手的专辑，如邓丽君的《在水一方》、凤飞飞的《我是一片云》、刘文正的《三月里的小雨》、常宽的《走向生活》、张行的《迟到》、张蝶的《冰与火》、张蔷的《害羞的女孩》等等，还有一小部分是组歌合集，如《一无所有》、《站台》、《大约在冬季》等。妻子说，录音机没有了，留着这些磁带有啥用，不如都扔了，腾出地方存放其他物品。我狠狠地瞪了她一眼说，这是我的青春记忆，怎么舍得扔掉。等过两天，我再买一个录音机重新听一遍。妻子这才极不情愿地把包裹放回原来的位置。

　　两天后，我果真从网上买了一台录音机，专门用来听这些磁带。当录音机响起这些熟悉的老歌时，我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看见那个饿着肚子的青年，用节省和积攒下来的一顿顿早餐钱，在一个个阳光灿烂的上午，一次次走进音像店，买回一盒盒心仪已久的歌曲磁带，然后一个人躲在家里，静静地听自己喜欢的歌，任思绪随歌曲起起浮浮，青春在狭小的空间里飞扬激荡。

　　如果说流行歌曲是一杯红酒可以提神助兴，那么钢琴曲则是一剂良药可以止痛疗伤。因此，我爱上了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钢琴曲以及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曲。但是，在失落、压抑和痛苦时，听的最多的还是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他的《秋日私语》、《爱的纪念》、《献给爱丽丝》、《蓝色狂想曲》都是我最爱的曲目。每当劳累疲乏、情绪低落或悲观厌世时，我会打开音响，把理查德·克莱德曼的CD专辑放进蓝光播放机，然后让潮水般的音乐肆意流淌在房间的每个角落，我一边听着音乐一边久久地站在窗前，静看花开花落、笑对云卷云舒，烦躁孤寂的心慢慢平静下来，像没有涟漪、没有波澜的一泓湖水，轻盈而恬静，温柔而安详。有时我还会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睛，享受音乐的抚慰和洗礼。我仿佛进入了一个纯净的世界，感觉烦恼逐渐消失，痛苦一点一点融化，神经在慢慢放松，身体轻的像一片羽毛随风飘起，灵魂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在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这时，太阳透过薄薄的云层，把明媚的阳光洒向大地，风变暖了，草变绿了，鸟儿啁啾，鲜花盛开，吐露着沁人的芬芳，一丝暖流悄悄涌遍全身，我忽然觉得自己很温暖很幸福。当我从音乐中醒来，我发现我竟然哭了，眼角流了好多的泪水，所有的压抑、脆弱、委屈都在这一刻得以释放，身体轻松而愉悦、心灵清澈而通透，好像脱胎换骨重生了一次。

　　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当我深陷痛苦不能自拔，当我伤痕累累难以治愈，当我面临困惑无助无奈时，是音乐拯救了我，温暖了我，抚慰了我，使我在精神上得以解脱并最大限度地得到满足，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乐观、理性和沉静。

　　现在，我对音乐已不仅仅是依赖和迷恋，甚至已经到了疯狂的发烧程度。为了更好地欣赏音乐，以满足越来越挑剔的耳朵，我花一万多元，购买了先锋7.1声道功放机，索尼蓝光播放机和一套落地式组合音箱，组建了一套即可听歌又可看电影的HIFI影院。随着设备的升级换代，我对CD唱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再购买便宜的盗版CD，而是更加注重唱片的音质，买回的都是高品质、高保真的唱片。每每打开音响，听见音响发出的纯粹、干净、通透的歌声，就像走在梦幻的世界里，如醉如痴、流连忘返。也许，只有懂得欣赏音乐的人才能感受到它的神秘和吸引力。

　　莎士比亚说：世界没有音乐就没有生命。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琴旁边的时候，我对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黑格尔说：音乐就是精神，就是灵魂，它直接为自己发出声响，在听到自己的声响中得到满足。

　　这些名人们谈音乐之所以谈的深刻而透彻，我想那一定是他们在音乐的美妙世界里发现了另一个自己，在体验了生命与音乐的共鸣后，发自肺腑地说出的真实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