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伟

　　我出生在70年代，小时候，家住在山坳里的一个农村，交通闭塞不说，还没有电，物质生活更不用说，一个社员在生产队劳作一天，才能挣两角钱，刚够买一包“铁力”火柴。

　　我八岁上小学，校舍是用生产队的马厩改建的一溜辫子泥草房，房梁有的风吹雨淋，已经腐朽了，只能在底下用木头支撑着，有的泥墙向外倾斜了，也用木头在外面支撑住，茅草的房盖，年久失修，露出不少窟窿，经常是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窗户没几块玻璃，都是用塑料布钉上的，是十足的危房，课桌是又宽又厚的大硬木板子钉上几根木桩，三四米长，原来这些木料是给村子里老人做寿材使用的，临时派上了用场，凳子也是一根又宽又厚的长木方钉上腿，凑合用的，虽然简陋，但特别结实。老师是从村子里面文化较高的人里面挑选出来的，我上一年级时候，全村适龄孩子都在一个班级，二十多学生，没有几个人有正规的书包，都是父母用毛巾折叠上，用线一缝，钉上带子，或者把碎布角用缝纫机对接拼凑成的花布兜，里面放着课本和文具。

　　铅笔是二分钱一根的麻子铅笔，当时是最廉价的，做工很粗劣，上面布满了细细的木纹，本子是七分钱一本的田字格。那时农村一家好几个孩子，谁家也不富裕，用剩下的铅笔头都舍不得扔，太短了手握不住，就绑上细木条继续使用，可见当时那个年代农村是多么穷苦。那时我的铅笔经常丢，开始没在意，以为是上学和放学中疯闹跑丢了，为此挨了父母不少数落，后来发觉不对劲，和老师汇报了几次，苦于没有线索，老师也只能告诉自己多留意，自己多了个心眼，再用新铅笔时候，在末端用牙咬上一圈牙印。过了几天，一看新买的铅笔又丢了，趁着下课大家出去玩的时候，我把同学们的文具盒翻了一遍，在“大班长”的文具盒里找到了我做了记号的铅笔，“大班长”不是真正的班长，是因为年纪比我们大好几岁，脑子不太灵光，经常留级，块头大，村民们和学生开玩笑，给他起的绰号。我把情况汇报给了老师，女老师很厉害，连糊弄带吓唬，“大班长”到底是孩子，很快就承认了，老师又让同学把他父亲找来，他爸爸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两个嘴巴，又领着他到我家赔礼道歉，要包赔损失，我父母忙说“咱乡里乡亲的，都是孩子，啥赔不赔的，小孩子，不懂事，教育教育就得了。”他父亲却说：“小时候偷针，大时候偷金，不能让他养成这样的毛病。”上二年级的时候，“大班长”不念了，因为他爸爸在生产队里给他找个放羊的活，能挣大人一半的工分。

　　那时候，为了省钱，母亲经常去供销社里买三分钱一张的大白纸，用铅笔刀裁剪成小楷本大小，一张大白纸能装订成几个本子，用线缝上，再用格尺拉上格，前面用完，后面的接着用。邻居的大爷是个五保户，一辈子没结过婚，喜欢抽旱烟，用完的本子都被他要去当卷烟纸了。他经常跟着生产队的马车去矿上“拉脚”也就是跑运输，可能是我常年给他提供烟纸，他觉得过意不去，回村子的时候，经常给我带上几只铅笔，上面漆着图案，彩色的，橡皮用黄色的铜箍连接在铅笔上，当时村里的供销社没有卖的，同学们头一次见到，很是羡慕。我用了一根，就舍不得用了。写字的好坏，和铅笔无关，到了三年级，就改用钢笔了，这些铅笔都给我妹妹了。

　　现在每当看到铅笔，仿佛又回到自己的童年时代，虽然穷苦，但不乏快乐，一根小小的铅笔，让你学会了写字，记录了成长，书写了人生，开启人生学习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