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人，就做个不平凡的英雄!”百岁老诗人林林曾用这样的呐喊言志，而他的精彩人生，何止“不平凡”。

　　成语“林林总总”中的“林林”意为 众多的样子,取自柳宗元的句子“总总而生,林林而群”。

　　百岁老人林林的世纪人生,曾经拥有的社会角色够得上“众多”——

　　他是报人,我国新闻事业的前辈,还把报纸办到了海外;

　　他是外交家,建国后长期从事民间外交工作,荣获“亚洲通”的称号;

　　他是书法家,“书风自然和谐,融有诗人的洒脱灵秀和智者的超凡脱俗”,并且参与倡导成立中国书法家协会;

　　他是散文家,作品被誉为“堪登词社诗坛,风骚清骨韵飘然,写出真情一片”;

　　他是翻译家,德国诗人海涅、菲律宾民族英雄何塞·黎萨尔的诗篇都通过他的笔为华语读者所熟知;

　　他更是诗家,旧体诗、新诗写来都能挥洒自如,还是汉俳的创始人之一……

　　这样一位“多面手”,如今静静地躺在医院里,说话都有些艰难。去病房探望时,他默默地看着电视,两名相声演员正在卖力地向观众要掌声。老人把眼睛闭上了好一会儿,身边的人知道该换台了。

　　“若无价值献人间,岂非正是堪悲处”,这是老人在八十八岁“米寿”之年写下的诗句。现在无法阅读,无法创作,无法诉说,想来老人心里不是滋味。

　　而透过他著述的字里行间和至亲友朋的深情回忆,“林林”这个名字永远闪耀着光芒。

“左联”战士

　　郭沫若对他说:“你们是火车头,把我这个不动的车厢拉着跑了”

　　林林是硕果仅存的“左联”老战士。

　　尚在少年时代,革命的种子就在他的心里生根。在福建诏安读初中时,他就开始读鲁迅的《阿Q正传》,读郭沫若的《女神》。特别是看了汉剧《孔明拜斗》,“对魏延踢灭祈祷灯很不满”。

　　1929年,林林进入北平中国大学就读。期间,他有幸两次聆听了鲁迅的讲演。在小传《八八流金》里,他记述首次讲演是在1932年11月27日下午2时,地点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先生站在大操场上一张方桌上讲话,有人照了相,气氛十分热烈”,演讲的题目是《再论“第三种人”》。

　　次日上午,鲁迅又到中国大学演讲《文艺与武力》。哪知道刚进行了20分钟左右,“武力”就出现了,警察闯进会场,活动只好草草结束。

　　但是,鲁迅的感召力量深深地影响着林林。1933年6月,他负笈东瀛求学。翌年,在留日学生之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秘密成立并开始活动,林林申请加入,并成为干事会负责人之一。而鲁迅正是“左联”的旗手。

　　“左联”东京分盟得到了时在日本的郭沫若的指导。林林被指定和郭沫若联系,“主要是请教他关于文艺活动的问题和要求写些文稿”。郭沫若乐此不疲,对林林说:“你们是火车头,把我这个不动的车厢拉着跑了。”

　　尽管分盟成员不到20人,但一口气办了三本杂志,其中《杂文》因为刊登了鲁迅、茅盾的文章引起日本反动当局的注意,被勒令停刊。后来郭沫若提议改成《质文》继续出版,但还是被盯上了。

　　有一回,林林前往一位盟员家里,便衣警察跟踪而来,桌上正好有一份《质文》,是高尔基逝世纪念专辑,封面是高尔基的木刻像。警察拿起杂志,暗喜抓住了把柄,说你们宣传列宁,搞赤化革命。林林冷静地告诉他那不是列宁,而是高尔基。

　　警察恼羞成怒,声称这也要全部没收。“当时衣橱里藏着成百本新印的《质文》,舍不得让他拿走,我就坦然地说:已经发行完了,没有了,不信你搜吧。他看看我们的神色,信以为真,就拿起桌面上的那一本走了。”在《八八流金》里,林林这般写道。

　　《质文》很快还是遭到了被禁的命运,郭沫若建议到上海继续出版。由于林林有跟警察“过招”的经历,被委派回上海执行编务。但只出了两期,就被国民党当局打压了。

　　后来,“左联”解散,林林在东京收到了中国文艺家协会发来的文件,“没有鲁迅带头总是个遗憾”。

　　遗憾直到1972年才得以弥补。当时鲁迅博物馆藏有鲁迅的50多封书信,是鲁迅回复给日本学者增田涉的,他翻译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这些信件都是鲁迅用日文写就的,国内不曾译全。怀着对鲁迅先生的景仰,林林接下这个任务.他历时半年,参阅资料,反复推敲,力求保持鲁迅的行文风格。如今,这些书信的译文已经收录进了《鲁迅全集》,林林的再创作确实拥有鲁迅的风范:

　　“你近来不学画,专做翻译工作,我以为很好。收到你的画时,虽颇想加以赞美,但细加审阅后,便采取攻击方针,实为抱歉,但也是无法的事”;

　　“我们都健康,但不常到内山书店去。不能漫谈,虽觉遗憾,但手枪子弹穿进脑袋里,则将更遗憾。我大抵在家写些骂人的东西”;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惠函及令郎照片均已拜见。我觉得令郎比他令尊更为神气,这样说似乎颇不妥当,但照片是事实胜于雄辩。总之,证明人类在进步,对世界也应乐观”……

　　但是,当时译文集出版之际,环境的因素使得译者的名字都无法署上。香港的某家出版社也偷偷翻印了,增田涉先生怒斥这些书是“为着骗钱的海盗版”。林林对此付之一笑,“能译出这批书简,总是为社会、为读者做了一件有益的事,作为当年‘左联’的一员,也足以告慰鲁迅先生于九泉,其余都是无所谓的。”

革命报人

　　廖承志对他说:“我请示过恩来同志,让你到菲律宾去办个报纸”

　　1936年7月,林林回到上海。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潘汉年要求他在生活上照顾好郭沫若。当时,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正在筹备创办《救亡日报》。周恩来决定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共同办好这张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

　　就这样,林林成为了一名革命报人。

　　据夏衍在《记〈救亡日报〉》一文中记述,这份报纸只刊登特写、评论、战地采访和文艺作品,全社每天来上班的只有6个人,其中包括林林。

　　报纸在1937年8月创刊,但很快上海沦陷,被迫迁往广州。不到10个月,广州也沦陷了。夏衍写道,报社在撤向桂林之前,“编辑室正对面的墙上,林林用红黑两种墨水从容地写了一种套色的标语”,希望日本士兵好好反思。

　　根据夏衍的回忆,征得周恩来的意见,《救亡日报》在桂林的复刊筹备工作由林林和另外一名同志具体负责。后来为了避免轰炸,把报社的夜班编辑部附设在印刷厂,由廖沫沙、林林分值夜班,校看清样。

　　林林还专门编辑报纸的《文化岗位》副刊。已经离世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前所长许觉民1939年在桂林工作,经常把诗作投给《救亡日报》。他生前写下文字回忆林林曾经专程去看他,“林林是位和蔼可亲的人,谈吐温文尔雅,我以后也就经常到报社去看他。他对我写的诗有肯定的地方,又觉得过于忧伤。他是我写作的第一个领路人,我一直感激他。”

　　林林曾经告诉许觉民,他的一些诗在文字上不通,又不知说些什么。许觉民以为诗是表达人的心灵感情的,可以有人懂,也可以有人不懂。“林林认为应该被人读懂才是对的,他指出我诗句中不少用词不当和文理不通之处,我很心服,自此以后我就改变了那种写法。”

　　1941年2月,《救亡日报》被迫停刊。掌管中共华南党务工作的廖承志找来林林,分派给他新的任务:“我请示过恩来同志,让你到菲律宾去办个报纸。”

　　哪知道林林刚到菲律宾,日本军国主义突然发起太平洋战争。他放下笔杆,拿起枪杆,参加了华侨的抗日武装。

　　在《八八流金》里,他记录下了好几个惊险时刻:

　　有一次,他遭遇日军搜索,赶紧躲进玉米地里。敌军听见声响就架起机关枪扫射,“密密的子弹在我身边听起来好像大雨打芭蕉,等到枪声远去,我慢慢站起来,感觉刚才那一刻特别恐怖”。

　　有一回,他和同志们正在树林里隐蔽,一会儿当地村民高喊日军走了,大家出来吧。林林正准备起身,被旁边的战友一把拉住。原来这是日军的诡计,威逼村民喊的。“后来听说,有些出去的人都给日军抓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来到马尼拉,林林与刚刚创刊的《华侨导报》同仁接洽上了。这份地下报纸,积极鼓舞华侨投身抗日斗争,遭到日寇的追查,所以报纸的投递工作十分严密。林林曾经这般回忆他们的“奇思妙想”:有时约定时间,上菜市场买菜,以交换菜篮子的方式转到对方手中;有时放在裤腰、裙腰中或垫肩里;有时把自行车手把的胶套松下,把报纸卷起,塞进空管,再把胶套装上。

　　《华侨导报》极大地激发了华侨的爱国热情。1945年2月,马尼拉解放,从此报纸出版由秘密转为公开,周刊改为日报,油印改为铅印。而且,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林林决定新设《笔部队》副刊,并担任主编,藉以团结和培养文艺青年。

　　晚年的林林患有眼疾,但一有好转他就要报纸读。或许,从事新闻事业的那段岁月让他难以忘怀。

友好使者

　　秦牧说:“林林生平的特点,常常使我想起了‘亚洲色彩’这个词儿”

　　1947年,《华侨导报》停刊,林林奉命回到香港,继续从事文化工作。新中国成立之际,他被派往广州,筹建广东省文化局,并担任副局长。1955年夏,他被调往驻印度大使馆,任文化参赞,开始了自己的外交生涯。

　　在印度工作3年,林林亲身感受到了印度人民的精神面貌以及对我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并写就了一部《印度诗稿》。在名为《世交》的诗作中,他写道:世界上/哪有这样好邻国/漫长的千百年/从未动过干戈/印度人/叫糖做“中国人”/这是甜蜜/也是亲密……

　　在当时的情形下,出使在外经常受到各种侵扰,林林的工作并不轻松,但是他应付自如,努力为新中国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1958年冬,林林从印度回国,调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亚非司司长,后来亚洲司单列出来,他继续担任司长。秦牧为他的散文集《海和船》作序时写道:“林林生平的特点,常常使我想起了‘亚洲色彩’这个词儿。”

　　由于有过在日本求学的经历,林林在中日文化交流上用力尤勤。日本的和歌、随笔、小说、戏剧、绘画、音乐、花道、茶道等,他都曾涉猎研究。而且,他同日本作家中岛健藏、井上靖、大江健三郎,画家东山魁夷,音乐家团伊玖磨,指挥家小泽征尔等都有过交往。

　　尽管后来担任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的职务,但林林依然不改他的文人情怀。他著有《扶桑杂记》和《扶桑续记》两个集子,记录他与这些日本文艺人士交往的点滴,论述中日文化的历史渊源,期待中日之间世代友好。

　　他说李白有诗“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日本诗人小林一茶别出心裁,写下“清风朗月五文钱”的诗句加以唱和,颇见情趣。

　　他对日本的插花艺术抱有浓厚的兴致,并写有短歌不吝赞美:“花美何须多,芳丛只剪红一萼,淡妆胜浓抹,清韵奇趣任琢磨,花似有情情默默。”

　　林林为中日友好作出的努力,日方人士铭记在心。有一次他来到日本能登半岛的小城轮岛市访问,当陪同人员介绍到他时,市长立即起身,连连鞠躬致谢。原来之前这里遭受过风暴袭击,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遇到困难。林林通过自己的努力,从福建引进漆器的原料和技艺,帮助这里重建家园。

　　“中日传统情谊,应该珍惜,不能让友好船碰触人为的礁石。”这是林林在观摩中日合拍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后写下的内心感受。

汉俳大家

　　艾青说:“这些诗都是诗人用心血灌溉而萌长出的友谊的花朵。这些花朵不会因季节的变换而凋谢,反而越开越鲜艳”

　　如今不时以电视为伴的林林,近来看新闻,恐怕会悲喜交加。

　　悲的是,日中友好协会前会长平山郁夫刚刚离世。这位日本著名画家是林林的至交,曾多次来到中国举办画展,林林依画作内容以诗相和。平山郁夫有幅作品画的是淡白的圆月下,朦胧的塔身旁边,还有朦胧的几棵树,林林挥笔写道:“塔高秋树静,群星俯视庄严境,万叶故乡情。”看到他画的驼队在月下沙漠路上漫行,林林来了诗兴:“大漠月朦胧,西游记梦入丹青,荒寂听驼铃。”

　　喜的是,新近当选欧盟理事会主席的赫尔曼·范龙佩是一位日本俳句爱好者,专门开设网站上传他用荷兰语写的俳句作品。他与林林属于同道中人,因为林林被尊为汉俳的创始人之一。

　　林林著文阐述过汉诗与俳句之间的关系。古代汉诗传到日本,产生了和歌、连歌,并生出俳句。而俳句回到了中国,就产生了汉俳。“如果说汉诗是老祖宗,汉俳有点像外孙了。”

　　俳句是日本传统诗歌形式,是由五、七、五共三句十七个音组成的短诗。作为独立的诗体,俳句源于15世纪,流传至今。林林在文章里记述说,1980年5月29日,日本俳人代表团来京访问。宴席上,赵朴初先生即兴作了一首汉语俳句:“绿阴今雨来,山花枝接海花开,和风起汉俳。”这成了我国俳句与日本俳句交流的开端。

　　1981年,林林回访日本,为樱花写下一则汉俳:“花色满天春,但愿剪来一片云,裁作锦衣裙。”翌年,日本文学辞书收录了“汉俳”一词,并以这首汉俳为例句。

　　汉俳的出现,引起了冰心的关注。她以中国的诗词名句拼成了一首古体汉俳,“柳北是高楼,山雨欲来风满楼,有人楼上愁。”首句摘自收录在《永乐大典》里的《李芳树刺血诗》,第二句是许浑的,第三句是李白的。林林依样集了宋代王观的《卜算子》三句,拼了一首回赠,“又送春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往。”

　　以后的一段岁月,林林著文研究日本俳句,翻译日本俳句名家作品,四处推广汉俳创作,并写就了大量精彩的汉俳。

　　他沉醉春郊:清晨无杂尘,岸畔柳风飘阵阵,搅漾一溪春;他歌咏水仙:饮些小石水,色美格高献玉蕊,室内满芳菲;他关注雪人:雪人也有心,独把寒冬爱得深,唯恐春到临;他钟情晚霞:晚霞伴夕阳,光临我家窗口前,说声“明天见”;他仰望星空:问一声星星,汝等为何不团结,与月比光明?他观察街景:春意何其多,骑自行车也拍拖,沿街唱恋歌;他记录生活:帮点厨房活,切掉三斤冻牛肉,手好冰凉哦……

　　“林老的汉俳作品幽默、诙谐,耐人寻味。”北京石景山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杨平喜欢汉俳创作,有幸得到过林林的指点。

　　杨平对林林的印象是开朗、亲切。由于共同爱好汉俳,他们成了忘年之交。每次前往林林家里拜访离开时,90多岁的林林都要拄着拐杖,执意送到电梯门口,“电梯关上的一刹那,老人家挥手向我微笑,这样的场景历历在目。”

　　后来,杨平出版汉俳集时,林林泼墨为他题词“汉俳是诗苑新花,要有诗的精神”。这给了杨平莫大的鼓舞。他刚刚通过网络博客的形式,举办了一场汉俳大赛,引起了网友的浓厚兴趣。

　　汉俳要有诗的精神,这是林林的一贯主张。他曾经说汉俳的创作要在深入生活、观察事物的基础上,写出对人间社会、自然风光的感受,不在叙述而在于表现,不在讲理而在于抒情,要隐蔽逻辑而发扬形象。他还“期待汉俳的语言精炼,留有回味,富象征性,显出钟声余韵的悠扬”。

　　林林身体力行。他的汉俳创作得到了艾青的首肯:“这些诗都是诗人用心血灌溉而萌长出的友谊的花朵。这些花朵不会因季节的变换而凋谢,反而越开越鲜艳。”

　　艾青对林林深怀感激。诗人、翻译家顾子欣谈及这样一件事:1957年,艾青被划为“右派”,许多人与他划清界限。其时林林陪同患病的妻子从印度回国治疗,得知这样的情况,专门去看望了艾青,并送给他一个印度的象牙雕刻,还同他合影留念。艾青为此深受感动,一直珍藏着这个雕刻和照片,后来还在文章中深情地忆及此事。

　　“哦,要做鸟,就做鹰吧,高飞的鹰!/哦,要做兽,就做狮子吧,勇壮的狮子!/哦,要做人,就做个不平凡的英雄!”在汉俳之外,林林还用这样的歌喉,喊出自己内心的慷慨豪情。现在,这个历经一个世纪跌宕人生的老人躺在病床上,向来访者艰难地说着“谢谢”。但是,豪情今犹在,“左联”研究时有突破,中日关系渐入佳境,汉俳事业稳步推进,他铺就的路,后人坚定地走着,越走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