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5日，圣诞节，上海冬天午后的阳光没有覆盖住南下的寒流。寒风中，我去送别一位挚友，一位温暖的女性。

　　本来，在海外生活了十几年的人，不会在圣诞日去参加丧礼。然而，对一个特殊生命的尊重，超越了我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思维。

　　我从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认识她——孙苏孟。那时家姐作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刚进复旦新闻系。有一天她带回来一个客人，她的同班同学和同屋，来认识我母亲。那时穿着军装的苏孟身上有一种女强人的气势，到我们这个新闻世家依然洒脱自如。后来听我姐说，这位“女军官”不但是“军人世家”，而且“有家教有阅历”，还是她的班长。我想，苏孟在高考1977的队列中，也算得“一位人物”了吧？

　　因为家姐的关系，也使我和苏孟之间有了不少接触。那时的苏孟不仅是军中骄子，也是名校名系的学生，她常有一种指点江山的激情，活得非常充实。在那个年代，许多人身上似乎都有这种积淀十年的井喷的激情。

　　后来我长大了，考入复旦世界经济系，然后出国读商校，留在美国金融界就业，当中十多年，我很少回国也没有遇到过苏孟。直到2002年，因为家父中风，我开始把工作和生活逐渐转回到国内来。再见苏孟时，她已抱病，似乎没有了当年的意气风发，只在上海三联书店做着本职的编辑工作。而苏孟对一切似乎都能够坦然处之，在名誉、利益、地位等甚嚣尘上的年代，她反而显得非常澹定。

　　这种荣辱不惊的处世之道使她能够超脱于物质之上，更使她能在因病失去许多物质享受的时候，却找到了另一个精神层面的自己。

　　她的精神世界是充实的。这部分来源于她内心的顽强，部分来源于她获得的支撑。她从不轻言放弃，因为她表面澹定内心仍具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而她之所以能够长期与病魔作顽强的抗争，还在于她有一个由自己建立的强大的支持系统。这个支持体系是靠着她自己的品格和性格的魅力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永远可以依托的家，一个懂事的女儿，一位不离不弃的丈夫，和一些重质不重量的挚友。

　　作为大学同班同学的丈夫，虽然是报社的一位忙人，可多年来一直用心守护在她的身旁。女儿本来可以留学，不仅家里有海外亲人，经济条件更不是问题，但这独生女在我的劝说下，毅然决然留在了妈妈的身边，并考取了令许多人羡慕的金融专业。因为我本人有相似的经历，并且也产生了一些遗憾，所以我才给苏孟母女以这样的忠告。

　　苏孟的朋友之道也是淡淡如水，朋友之间不用锦上添花，但要雪中送炭。友人所给与的友情支持，没有多少物质形式，但精神的鼓励却延绵不断。七年前的一天，我得知苏孟与她的先生都被诊断为肺癌，而她的情况尤为严重，生命期有限，一家著名医院的院长说她“只有四到七个月”。心急如焚的我，找书法家写了一幅“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字幅，并将他们一家拉到太湖山水间，遥想当年范蠡功成名就却一叶扁舟绝尘而去的意境。其中禅趣，苏孟夫妇心领神会。我还特意送上了一只可挂在胸前的小暖炉，暗含着一点温暖心灵的意思。而我所讲述的母亲与癌症抗争18年的故事，相信她也从中感受到了坚持的意义。

　　其实我与苏孟真正的告别，是我最后一次去看她。圣诞前的那个周末，她静静地躺在411医院的病床上。当时，在她女儿的引导下，常常处于昏迷的她知道了我的到来。她一直用眼睛和我交流着，目光温柔，也很满足地看着我，似乎告诉我“最本质的愉快是回归自然”。临离开时，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我们之间进行了心灵的最后的交流。我感觉到这个骨瘦如柴的躯体正在传达一种强大的信息：功名、物质乃至肉体都已不重要，人生的圆满来自丰富的心灵以及祥和超脱的灵魂。就在她去世的翌日，文汇报的讣告栏里竟出现了一则感人至深的题为《谢别》的短文——是苏孟的绝笔，也是她最后的心声。这大概是一则前不见古人的“讣告”了。字行里透露出一种感恩的、平静而温暖的心态。我读完后，微微点头。是的，这就是苏孟。她以这样的方式，站在了精神、灵魂和人生的最高处。

　　在纽约工作的时候，我曾有幸遇到普利策奖获得者美国新闻周刊的爱德华·克兰先生，他曾是肯尼迪总统的新闻官。因为都来自新闻家庭，我和他把酒相谈甚欢。他告诉我一件事：在肯尼迪总统和他弟弟罗勃特·肯尼迪先后遇刺后，媒体曾问他们的母亲——罗斯·肯尼迪夫人：为何肯尼迪家族的男性都在年轻时死于非命？她平静地回答道：“They did have short lives,but good ones”。她的意思是，他们的生命诚然短暂，却充满奇迹，如此精彩。

　　在我们国家从贫乏的年代一路高歌走进繁荣发展的当下，当我们的物质日益丰富丰衣足食甚至锦衣玉食的时候，我们是否要像苏孟一样多一点感受心灵和精神的力量？中华民族的盛世，将不止是GDP，而应是物质和精神的共同提升，真正的美满也应来自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祥和、澹定、宽容和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