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白杨林，别有一番风采。叶子比夏天更加浓绿而茂密，青白色的树干也更加挺直，直指蓝天，每隔一段就绽开一只弧形的眼睛，看着路过的人们，像在期待着什么。秋风掠过，树叶“哗哗”地响着，仿佛在齐声歌唱。

　　顺着高直的树干，透过浓密的绿叶缝隙，仰望天空，碧空如洗，万里无云，真有秋高气爽的感觉！

　　30年前的廊坊，没有高楼，也没有景致，土路边只有一排排的白杨林。那时，我刚从香河县农村中学调到廊坊地区教育学院参与筹建语文教研室，常到至交、著名作家汤吉夫先生家里闲谈。他也从香河调来不久，在廊坊师范专科学校任教。经他向当时的廊坊地区教育局陈浩山局长全力推荐，我才调到了廊坊。

　　1979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大汤出去了。我坐在他家的藤椅上等他，看着玻璃窗外的白杨林，怡然地欣赏这明媚的秋色。

　　突然，传达室的师傅风风火火地进来找我，激动地说：“哎，北京的林先生来了！”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追问道：“你说谁？”

　　师傅生怕我再听不清，一字一顿地说：“就是来讲过课的那位林非先生。”

　　“是吗？！”我惊叫了一声，连忙跟着他赶往大门口。

　　只见儒雅的林非先生站在门口不远的白杨林下，身边还有一个瘦小的年轻人。我急忙跑过去，还未及伸出手去，林非先生就抢先一把将我的双手紧紧地握住，握了好久才松开。接着，他又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头说：“今天上午，荒煤同志主持召开了文学研究所所长办公会议，会上一致同意调你到鲁迅研究室工作。我不等吃午饭，马上就来了，要和你们的领导商量。”说着，又指指旁边的年轻人说：“这是鲁研室的小郑。”

　　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忙向小郑施礼。他冲我笑笑说：“林先生怕耽误了时间，上午的会一开完就拉我一起来了。”

　　我请他们先到我的住处去。那时廊坊地区教育学院还没有盖校舍，只在廊坊师范学校借了几间房子，我和一位男老师合住一大间，屋里空空荡荡，除了桌子、床铺和中间一个煤球炉之外，什么都没有。

　　进了屋，我请林非先生坐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他不坐，让小郑坐，自己坐在我的床铺上。

　　我“因陋就简”，用一把大铁壶烧开水，然后沏茶，没有好茶叶，只能用最便宜的茶叶末儿给他们一人沏了一杯。因为没有客人专用的杯子，我只好用积满了茶垢的搪瓷茶缸和一只饭盆。他们看来是又渴又饿，也不在乎食具的好坏、茶叶的优劣，坐下来一边喝茶一边吃他们自己带来的面包。

　　吃完之后，他们就随我来到当时廊坊地区教育学院潘树增院长的房间。林非先生恳切地谈了希望调我去鲁迅研究室工作的原因，然后站起来郑重地拜托潘院长帮忙。

　　潘院长也站起身说：“您能从北京特地到这里来，已经令我很感动了。我虽然不愿意梦阳走，但您那里找一个研究人才，比我们选拔一位教师难得多！我支持这个调动，但是权力不在我这里，要通过地区教育局。”

　　林非先生毫不犹豫地说：“那好，我这就去教育局。”

　　潘院长摆摆手说：“呀，教育局很远啊！我们这儿刚成立，还没有车。”

　　林非先生坚决地说：“没关系，我们走着去！”说着，就出了门。

　　潘院长愣住了，过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忙出屋送行，在门口抱拳致意。

　　我和林非先生、小郑一起朝教育局的方向走去。

　　路很远，而且是不大好走的土路，路两边的白杨树“哗哗”舞动着青绿的叶片。林非先生全然不顾地大步走在前面。记得当时他穿着一身青灰色的制服，与白杨树干的颜色很相似，身板也像白杨树一样挺直。

　　走了大约有十里地了，还没有到。我心中忐忑不安，感到让年近半百的林非先生为了自己的事情，走如此长的土路，实在过意不去，就紧赶几步，走到他前面说：“歇歇吧！”

　　林非先生笑笑，挥手擦擦额头上的汗水说：“一鼓作气，到了再歇。”

　　我只好又和他一起走。见他的步子迈得更大了，踩在土路上显得又坚实又沉着，不过，他时不时用左手撑着后腰。

　　走了十多里地，终于到了廊坊地区教育局门口。吴宝和副局长见林非先生走进门来，忙问：“你们怎么过来的？”我说：“走来的。”

　　吴局长很是吃惊，忙说：“啊呀！这么远，怎么没找车？”

　　林非先生摆摆手说：“没关系的。不愿麻烦地方领导，自己走更方便！”

　　等林非先生说明了来意，吴局长诚恳地说：“您已经让我感动了。但我一个人说了不算，我会尽力做工作的。”

　　林非先生也不多停留，起身告辞，说：“那就不耽搁您的时间了。”吴局长一直送到门口，对林非先生说：“您放心，我一定尽力！”我们又沿原路走到火车站，林非先生和小郑一起回京，我送他们上了火车，一直目送火车消失在秋天的白杨林覆盖的地平线上。

　　这时，我才注意到这一天的时间——1979年9月18日，并永远记住了这个日子。

　　1979年10月，我终于调到鲁迅研究室工作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林非先生“文革”中在干校干重体力活扭伤了腰，患上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症。那次去廊坊时，他正在犯病，疼痛难耐，所以时不时捂着后腰……我愕然了，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我深知，自己唯一的报答就是努力工作。30年来，我一直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地拼命工作，总觉得白杨树干上那些弧形的眼睛正在殷切地凝望着自己，丝毫不敢松懈。历时9年主持编纂了五卷一分册一千万字的《1913至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翻译了鲁迅力主译介的《中国人气质》，撰写了学术专著《阿Q新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和《悟性与奴性——鲁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又在《汇编》的基础上完成了三卷本187万字的《中国鲁迅学通史》，该书获得第六届国家图书奖。退休以后，则开始了学术版、文学版、普及版三种版本鲁迅传的创作。

　　由于长时期超负荷的沉重劳作，2007年12月21日深夜，我正在苦苦构思文学版长篇小说体鲁迅传《苦魂》三部曲时，突然出现心力衰竭，胸口憋闷得喘不上气。我赶忙一个人打车到附近的解放军总医院急诊，办理诊疗卡时，护士说一定要登记一位亲属，以防重名。我父母早已逝世，家人全在美国，身边没有亲人，环顾四围，不禁怆然。护士仍然坚持要填写亲属姓名，我问：“只是为了区别，不会给填写的人带来麻烦吧？”护士答：“不会。”刹那间，我想起了那年秋天那片难忘的白杨林，眼前浮现出那些浓绿而茂密的叶片和青白色树干上弧形的眼睛，脱口而出：“那就填林非先生吧，他是我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