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卡梅隆

凭空创造出一个世界不是件容易的事，世界上只有一小部分疯子才能够完成

8岁的一天，卡梅隆感到世界要完蛋了

那是1962年，古巴核弹危机爆发，卡梅隆在自家的茶几上发现一本建造防核尘地下室的手册。后来他说，这件事改变了他的一生。在此之前，他关心的只是要在路灯点亮前骑车回家——听爸爸的话。

“曾经，我以为我们的世界是和平安宁的，”卡梅隆说，“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臆想，我们所在的世界可能在任何一瞬毁灭。”

从那时起，卡梅隆开始着迷战争，而那些躲在毯子里、打着手电筒、彻夜阅读科幻小说的经验，更加深了他的恐惧。

可是21世纪的世界并没有像他小时候所想的那样完蛋。“阿西莫夫说，科幻小说的读者是一群从现实逃亡污浊的、被核战争困扰、人口负荷过重的世界的人，”如今卡麦隆觉得这不是一种纯粹的逃避主义，而是对未来的建构，“经历过1960年代的一切，科幻给予了你一种有趣的视野，让你用一种末世情怀来思考世界，而我也始终没能摆脱过‘末世’这一主题，甚至连非科幻片（泰坦尼克号）也不例外。那是另一种形式的‘末世’。”

这个早熟的男孩，最终成长为好莱坞描述末世图景的国王。从2029年的机器人战争，到1912年的巨轮沉没，再到潘多拉星球的殖民与反抗，卡梅隆的每部电影背后都埋藏着童年深处的恐惧。他要告诉人们的是，如何通过人道和灵魂进行自我救赎。

如今，卡梅隆已经56岁

他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为他的电影一直是造价最高昂的，打破他的纪录的只有他自己。《终结者2》是第一部制作花费超过1亿美元的电影，《泰坦尼克号》首次刷新了2亿美元，现在《阿凡达》的造价高达3亿美元。

在牌桌上，卡梅隆的策略通常只有一个：一次性把全部筹码推出去，甚至有时还追加上自己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勇气，所以胜利女神总是偏爱神勇的国王。《终结者2》全球票房收益5.19亿美元，《泰坦尼克号》至今保持着电影史上的最高票房纪录18亿美元，而《阿凡达》，根据最新数据，已在全球狂卷13.5亿美元。

相比于乔治•卢卡斯的外太空史诗片、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的惊悚科幻，卡梅隆的电影更血腥，影像更有冲击力，但骨子里却暗含深情。在卡梅隆看来，《阿凡达》就是一部关于女人，关于人们如何相爱的电影。男女主人公虽然来自不同的星球，不同的文化，但一句“I see you”却成为他们重新审视世界的开始。

“他是那种典型的技术型小子，”斯皮尔伯格说，“但却能把故事讲得楚楚动人。”

作为一个8月16日出生的狮子座导演，卡梅隆内心深处的温情往往被外表张扬的霸气掩盖。他一直在造梦，而且每一个梦都影响了整个电影业的发展。他从不曲意迎合观众的口味，而是不顾一切地制作出心目中理想的电影。

“只要听到‘你不行’、‘你不可能’、‘你办不到’这样的字眼，他就会勃起，”与卡梅隆相交多年的演员比尔•帕克斯顿说，“外界的质疑声一直是成就卡梅隆电影帝国的基础。”

对于那些阻拦自己前进的障碍，卡梅隆总有自己的处理方式。他把自己视为一头荒野上的独狼，甚至会咬伤那些伸出的援手。“告诉你的老兄，他正被菊爆，如果他不乱动的话，也许就不会那么疼了，”这是他在片场让福克斯制片人给公司高层带的口信。

卡梅隆讨厌不像他一样发疯工作的人。一次制片人兰道被卡梅隆训斥：“为什么你皮肤晒黑了，这里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一天在这里工作14个小时，只能在开车上班的路上和第二天早上看到太阳。”

他总是不断地透支自己，把自己放逐在崩溃的边缘。一次在片场，卡梅隆看着自己手上浸满的道具血浆说：“从以前的电影中，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上，我都沾满了如此之多的鲜血。”

卡梅隆的骨子里充满英雄主义思想。“骄傲自豪地活着，是我一直努力的方向，即便这要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卡梅隆说，“在好莱坞，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严格的自我要求。在那个世界里，没有多少人值得信任，与你握手不如说是敷衍。他们想跟你签电影合约，不过是因为你有用，是个成功的导演。我讨厌好莱坞这种势利的行为。我可不想因为做出了点成就，就被人捧得高高的。”

卡梅隆出生在加拿大，一个离尼亚加拉瀑布不远的小镇。

2004年，布什竞选总统获胜，愤怒的卡梅隆撤销了美国国籍的申请。卡梅隆的父亲是一家纸厂的工程师，母亲是一位艺术家，这似乎注定了他一生下来就具有工程和艺术两方面的天赋。他曾经带领小伙伴们制造过一个足以在地面上留下弹坑的抛石机，还用一个自制的潜水艇把一只老鼠送到了尼亚加拉河底。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是怎样。他的梦想是写作科幻小说，并为它们绘画插图。

“现在想来，做电影导演是我顺理成章的选择，因为电影就是用画面讲故事，”卡梅隆说，“不过那时，我从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导演。”

卡梅隆第一次考虑把电影作为职业是在1968年，他独自看完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这部片子票房惨淡，1500人的电影院只坐了寥寥数人。当卡梅隆晃晃悠悠地从电影院出来，他坐在路边，开始呕吐——被电影中迷幻般的镜头弄得晕头转向。正是这一刻，卡梅隆完成了从电影迷到电影人的蜕变。更确切地说，他开始迷恋电影特效，他希望自己成为那个使宇宙飞船看上去栩栩如生的家伙。

卡梅隆找到一本介绍《2001太空漫游》的厚书，尽管对其中的电影名词一知半解，他仍然开始按照书中的模型制作宇宙飞船。他始终不明白电影的特效是怎么做出来的。他把《2001太空漫游》反复看了10遍，只为弄明白他所看到的一切。

有趣的是，1994年拍完《真实的谎言》，卡梅隆找到已经隐居的库布里克，与他一起观看自己的新作。影片中，施瓦辛格驾驶鹞式战斗机发射一枚导弹，导弹上挂着个恐怖分子，穿过写字楼，击中一架直升机，轰隆爆炸！卡梅隆反复播放这组镜头，让库布里克看懂那是怎么做出来的。

17岁时，卡梅隆一家搬到了南加州的橘郡。他被一所大学的物理系录取，却很快对课程感到失望。“我父亲是大学毕业生，”卡梅隆说，“但你知道，我并不想做他认为我应该做的事。”他退学，和一个汉堡包连锁店的女招待结婚。

那是一段自我放逐的岁月。他抽大麻，酗酒，一度给学校做卡车司机。“我成了蓝领工人，”卡梅隆说，“但我一直以一个艺术家的方式思考，我绘画，我写作，我想着电影。”

1977年，乔治•卢卡斯的科幻电影《星球大战》取得巨大成功，这直接刺激到卡梅隆。他开始到加州大学的图书馆，复印那些电影视觉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他研读了两大麻袋论文，仅仅花了几百美元的复印费，就完成了美国最好的电影学校的视觉专业课程。

“从一开始，我就被电影特效吸引，”卡梅隆说，“我对电影史的兴趣几乎为零，我根本不知道亨弗莱•褒加是谁。”

这期间，卡梅隆拍摄了一部人与机器人之战的科幻短片。这部片子让他获得了好莱坞制作人罗杰•科曼的青睐，正式进入了电影行业。

科曼的工作室堪称当时新一代电影人的摇篮，弗朗西斯•科波拉、马丁•斯科塞斯等人都曾在这里工作。在拍摄《星空大战》（Battle Beyond the Stars）时，卡梅隆奉命设计片中的宇宙飞船。他获得了科曼的褒奖：“他画的草稿棒极了，是我见过最好的。”

卡梅隆对工作格外投入，经常干至深夜。在他的世界里，早已没有前后左右之分，只有宇宙飞船的舱头舱尾、左舷右舷。卡梅隆很快脱颖而出，第二年就升职为《恐怖星系》（Galaxy of Terror）的特效导演。他的雄心勃勃自然也招来非议。“工作室的人大都讨厌我，”卡梅隆后来说，“可我不在乎这些。”

1981年，卡梅隆成为《食人鱼2：繁殖》的导演，这是他第一次获得执导影片的自主权。

他来到意大利，发现电影的经费严重不足，而和一口意大利语的工作人员相处也并不愉快。

在近乎隔绝的境地里，卡梅隆每天只睡3小时，几乎单枪匹马地完成了所有工作。拍摄完毕后，制片方出于对这个羽翼未丰的导演的轻视，不让他参与影片的最终剪辑。怒火中烧的卡梅隆用一张信用卡撬开了工作室的门，自己设法学会了意大利的剪辑机。

夜复一夜，卡梅隆溜进工作室，剪辑自己的电影，而饥饿、贫困折磨着他，终于把他击垮在罗马的一家小旅馆里。睡梦里，他梦见自己被一个来自未来的机器杀手追杀。梦境是如此清晰，以至他被惊醒后，敏感地意识到：这样的故事是电影史上没有的。

在分析了10部史上最成功的电影后，卡梅隆发现，让普通人置于死地而后生是电影最吸引人的桥段。于是他把故事的背景设定在2014 年，经过和机器人的一场大规模核战争，现代文明已经灰飞烟灭。人类最终胜出，然而机器人派出一个看似不可阻挡的勇士回到1984年的洛杉矶，他的任务就是杀死当时还是一个孩子的未来的人类领袖，以及他的母亲。

剧本最终来到阿诺德•施瓦辛格手里。这位昔日的健美冠军在餐桌上兴奋地和卡梅隆谈起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演出终结者的关键在于压抑人类的一切情感，表现出机器人的冷酷无情。

尽管如此，在付账时，冷酷的施瓦辛格还是拿起了账单，因为开着辆破雪佛兰的卡梅隆身无分文。

工作时，卡梅隆总能进入一种狂热的状态。他变成一个疯狂的完美主义者。“他会事先在头脑中设定好每一个细节，”施瓦辛格说，“即使出现一丁点差错，他都会暴跳如雷。”

“你做得糟透了，”拍完一个镜头后，卡梅隆毫不客气地对扮演机器人的施瓦辛格说，“人类都不会比你做得更差。”

尽管有时气得要命，施瓦辛格还是被卡梅隆的敬业震惊。在拍摄特技镜头时，卡梅隆都会亲历亲为。“他不带任何防护措施，多危险的动作都毫不犹豫，”施瓦辛格回忆，“很多次我都对自己说，这个人一定是他妈疯了。”

卡梅隆曾信誓旦旦地对施瓦辛格说，不用担心台词太少，“这会是全年最令人怀念的角色，甚至10年内都是。”如今，施瓦辛格在电影中的台词——“Hasta la vista，baby（再见，宝贝）”、“I'll be back（我会回来的）”——依然令人记忆犹新。

“我们将终结全球变暖，”在竞选州长时，施瓦辛格操着他标志性的语言说，“我们将对犯罪行为说‘Hasta la vista’。”

《终结者》在票房上大获成功，本来负责这部影片发行工作的Orion影业公司高层并没有看好它，打算草草地放映一周了事。然而，这部小成本（650万美元）的电影却在全球掳获了7800万美元的票房。即使取得了成功，影业公司仍然没有为电影追加一分钱的广告。

“我对这样的决定失望至极，”卡梅隆愤怒地说，“他们对待我就像对待一摊狗屎。”

当初，为了能导演自己的电影，卡梅隆不惜以1美元的价格，把剧本卖给制片人高尔•安尼•赫特。电影征服了观众，也征服了赫特。她和卡梅隆开始拍拖，在时速120迈的车上，卡梅隆会若无其事地抽着烟，给她打电话。对卡梅隆来说，爱情是一种对创造力的催化。不久之后，他执导了《异形》的续集。当演员西格妮•韦弗第一次来到片场，她就被镇住了。

“我从大学开始，就致力于枪支的监管，”韦弗说，“可当来到片场，我看到无数支枪，全部是吉姆（卡梅隆的昵称）亲自设计的。”

《异形2》使韦弗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提名，而卡梅隆亦凭借此片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对卡梅隆来说，拍电影就像是打仗，获胜经常需要破釜沉舟的勇气。在拍摄《深渊》（The Abyss）之前，卡梅隆找到莱昂纳多•戈德伯格。“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卡梅隆盯着这位福克斯公司的老板说，“一旦电影开始拍摄，唯一可以阻止我的方法就是杀了我。”戈德伯格吓得一身冷汗，完全相信眼前的家伙所言非虚。

直至今天，《深渊》仍是电影史上拍摄难度最大的电影之一。它讲述了一个美国核潜艇突然被撞击沉入深渊，几位钻油工人奉命救回潜艇队员的故事。卡梅隆在南加州一家废弃的核电站建起一个能容纳800万加仑水的巨大水箱。为了模拟深海效果，卡梅隆把大量的浮力球平铺在水面上，遮挡自然光线。整部电影都要在水下拍摄，主要演职人员都必须具有潜水资格。拍摄期间，演职员每天要在水下呆10小时。很多时候，他们日落后开始工作，凌晨2点才爬出来午饭。

和演员一样，卡梅隆也戴着防水面具。不过一个单向的对讲机允许卡梅隆像国王一样向水下传达命令，而演职员却无法回应。“这可能是每个导演的梦想，”卡梅隆说。不过，艰苦的拍摄很快使演职员发明了一套手语。大拇指朝上表示“要崩溃了”，两根大拇指朝上则表示崩溃和绝望的程度加深一倍。

卡梅隆依然身先士卒，他和演员们一起长时间呆在水下。只有他自己能做的事情，他才会去要求他的部下。经过最初阶段的热火朝天，疲劳开始像吸血鬼一样折磨每一个人。因为长时间的浸泡，蓝色潜水服往往一两天就被漂白成灰色。头发和眉毛也难逃厄运，当人们爬出水箱，漂白的眉毛迎着冷风脱落。

主演艾德•哈里斯至今无法忘记每天拍摄结束后被拖回酒店的情景。有几次，这位以“硬汉”形象著称的演员，甚至像小女孩一样哭泣起来，可第二天一早又不得不重回片场。

只有卡梅隆从未动摇。坚定的决心是他力量的源泉：“拍摄中困难不断，但这些都不能让我泄气，只能让我鼓舞。”

由于担心超支，福克斯派出一位资深制片人来到片场监工。他坐着租来的卡迪拉克，西装革履，告诫卡梅隆要缩减拍摄计划和开支。悲剧发生了。“和吉姆打交道，你要先明白两件事，”《深渊》的摄影师说，“第一，他讨厌被叫做吉米；第二，他不愿意陌生人碰他，不幸的是，那位制片人把两件事都干了。”

拍摄《深渊》时，女主演玛丽•伊丽莎白便因与卡梅隆意见不合，闹得很不愉快，而卡梅隆和赫德的婚姻也陷入危机。人们记得当时赫德的T恤上写着这样一句话：“生活是深渊，然后你跳下去。”

跟卡梅隆合作过的人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一部分人觉得他不可理喻，但同时大家又都以拥有一件写着“你吓不倒我，我跟詹姆斯•卡梅隆一起工作过”的T恤衫而自豪。

当有人向卡梅隆求证，是否因他要求过高而让别人觉得他很难相处时，卡梅隆说：“我觉得做得更好不是什么错，对电影工作来说更是如此。”

《深渊》为电影特技的发展树立了里程碑。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水下特技效果。卡梅隆运用各种方法表现水下奇观，启发了一批电影人，之后的《猎杀红色十月》、《红潮风暴》和《U-571》都受到了它的影响，卡梅隆后来的《泰坦尼克号》也运用了在《深渊》中实践过的多种特技手段。

《深渊》中开创的另一个特技技术更具有革命性的影响，那就是它首次在电影中使用了大量的电脑生成影像。这种技术不但解决了利用模型难以拍摄在三维空间运动的生物体的困难，创造了令人信服的海底游泳智慧生物形象，而且创造了片中最令人难忘的场景——会变形的水柱，这种电脑生成变形物体的技术改变了整个电影行业的发展。

在好莱坞，最大的资本不是金钱，而是梦想

梦想是进入这个国度的钥匙。而卡梅隆一直梦想拍摄一部以1912年豪华邮轮“泰坦尼克”沉没为背景的电影，旨在赋予其人性的一面。在卡梅隆看来，这部影片并非文献片式的电影，而是一次真实的历史体验。他想让观众置身泰坦尼克号，体验沉船前最后的时刻，体味这场灾难恐惧而迷人的荣耀。

对大多数人来说，卡梅隆的想法荒唐透顶。这个故事难道不是众人皆知的陈词滥调？遑论拍摄的巨额耗资。他们说，卡梅隆总是一次次地挑战极限，这一次他们希望看他摔跟头。

为了这部电影，卡梅隆决定去拍那艘货真价实的沉船。卡梅隆聚集了一支名为“蓝色潜水”的探险队。探险队包括一艘同类船只中最大的俄罗斯科考船和两艘可以下潜到泰坦尼克号残骸深度的潜水艇，这样的潜水艇全世界也只有5艘。

每次下潜都像是一次登月任务。当卡梅隆最终来到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方，他感到时间消失了。他后来在《泰坦尼克》的书中写道：“我仿佛可以听见1500人在颠簸的船上哭喊，可以看见巨浪般的海水倾泻至栏杆前、而史密斯船长向船员说别了的画面。”

回到陆地，从未落泪的卡梅隆“大帝”一度失控。“我此前做过太多有关泰坦尼克号的调研工作，对整起事件都了如指掌，”卡梅隆说，“可当我在沉船甲板附近时，我被震撼了，我为死在那里的无辜者流泪。”

为了让观众为泰坦尼克号哭泣，为在那艘船上的人哭泣，卡梅隆想通过两个观众在意的角色，为他们创造一个情绪上的照明棒。杰克和罗丝便是基于以上原因产生的，《泰坦尼克号》的故事也就变成了他们的故事。

“我意识到我这部影片必须从头到尾是个爱情故事，”卡梅隆说，“有哪种浪漫能比泰坦尼克号故事里男人女人一起为即将到来的残酷命运哭泣更让人心碎？”

为了复制泰坦尼克号的场景，卡梅隆设计了一条228米长，10层楼高的邮轮。一座足够容纳它的影棚也在墨西哥拔地而起。面对千余名演员，卡梅隆坐在塔式吊车上，用扩音器指挥。

电影的细节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真实程度。“绝对正确”的苛刻信条被每个部门严格执行。每一样东西的外观，每个人如何走动，怎样说话，有哪些礼数，执行日常事务和应对突发事件时的表现，都必须一丝不苟。

开机几周，剧组已超支数千万美元。当被问到耗资如此巨大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有何感受时，卡梅隆淡然答道：“我们是在打造奇迹，而打造奇迹需要花钱。”

卡梅隆是个不好惹的家伙。“他咄咄逼人，即使在某件事情上我与他站在同一立场，有时也会被他攻击，”福克斯公司的高层比尔•梅坎尼克一脸无奈，“就好像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一样，明明是自己人，他却向你开火。”但卡梅隆身边总有一批固定的追随者，他们一面膜拜卡梅隆艺术上的伟大，一面忍受“国王”性情上的反复无常，以及毫不客气的劈头痛骂。

《泰坦尼克号》未能在1997年7月如期上映，预算也由1.1亿美元飙升至2.5亿美元。卡梅隆放弃了1000万美元的导演和制片费，只拿100万左右的剧本费，但福克斯公司还是认定这部电影会赔钱，要求搭上他下一部电影的分成比例。

对卡梅隆的质疑铺天盖地，就连《时代》周刊也打出了“詹姆斯•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能避免灾难吗？”的标题。有人预测，即使《泰坦尼克》的表现超越了同样长3小时的奥斯卡获奖影片《与狼共舞》，制片方仍将损失7000万美元。

顶着舆论和市场的压力，卡梅隆决定背水一战。在剪辑《泰坦尼克号》时，他甚至在计算机旁绑了一把剃刀，上面写着使用说明：“电影砸锅了使用！”（Use only if film sucks!）

《泰坦尼克号》终于在圣诞节前启航，当年的火爆程度如同现在的《阿凡达》。当《洛杉矶时报》的影评人肯尼斯•图兰发表一篇恶评后，愤怒的“国王”终于毫不客气地撰文回击了。

直到今天，卡梅隆依然对泼脏水的人耿耿于怀。“一开始，他们把我当成好莱坞最大的傻瓜，他们削尖了刀子，要把《泰坦尼克号》刺得体无完肤，”卡梅隆说，“但他们被我打败了，操他们，操那些泼脏水的人。”

《泰坦尼克号》让卡梅隆再一次享誉全球，博得18亿美元票房。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这部电影囊括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11项大奖，卡梅隆也成为了众人瞩目的好莱坞“国王”。

1997年，《泰坦尼克号》成功之后，卡梅隆加冕成王

此时的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举目望去皆为他的疆土。他想拍什么就拍什么。可他消失了。一消失就是12年。

其实，从1998年开始，卡梅隆就打算征战新的疆土。他认为至少能在当年暑期，最晚年底，开拍早在1994年就完成剧本创作的《阿凡达》。

“我当时的野心太大了，当时的技术根本不可能完成它，”卡梅隆回忆道。经过严密的计算，如果当时拍摄《阿凡达》并且特效达到卡梅隆预想的效果，成本将高达4亿美元。所有思维正常的大公司老板都会被这个数字吓跑。

卡梅隆只好默默等待，同时开始亲自创造能匹配自己电影野心的技术手段。

1999年，他寄给一起合作过《泰坦尼克号》的水下摄影师文斯•佩斯（Vince Pace）一张从洛杉矶飞往东京的头等舱机票。他们在索尼高清摄像机研发部碰头，说服了那里的研发人员，把他们生产的HD摄像机中的镜头和图像传感器分离开来。这样，摄像机将会变得更为轻便，甚至可以直接拿在手上。

索尼的技术员同意了这个想法，并为此专门开设了一条新的生产线。于是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卡梅隆和索尼的工程师一起，着手改进一种新型的、轻便的3-D立体摄像系统——他们最终做到了。

接着是初始测试。佩斯准备找几个演员，看看拍摄效果，而卡梅隆却有其他想法。他让佩斯把3D摄像机固定在一架二战时期的P-51战斗机上，接着跟飞行员一起跳上了飞机。在空中，他们找到了目标——1架B-17空中堡垒。摄像机预备，B-17战斗机的0.51口径机枪便开始不停地向P-51射击空弹壳。卡梅隆拍下了整个过程，最后的放映效果证明，一切都如预想的那样稳当。

就在《阿凡达》计划就要实施之时，卡梅隆“大帝”征服和殖民火星的想法开始冒出火花。2000年，卡梅隆来到俄罗斯，在那里接受驾驶前苏联宇航飞机的训练。他将在国际太空站上度过30天的时间，并在外太空行走的同时，用3D摄像机记录下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他要真实地做到库布里克在《2001太空漫游》中做到的一切。

为了证明把摄像机带入外太空是安全可行的，卡梅隆决定先在深海里做一系列的测试。

他的第一个目标是泰坦尼克号的残骸。

2001年夏天，他乘坐潜水器又一次拍摄了这艘沉没已久、让他和无数观众泪流满面的巨型邮轮。可是由于“9•11”事件的发生，他的拍摄计划被迫压缩，国际太空站的任务也被搁置一旁。2003年，一部名为《深渊幽灵》的3D纪录片仍然问世了，虽然只有很少的观众看过它。

2005年，卡梅隆又推出一部全新制作的《深海异形》。片中大胆提出许多假设，认为深海中的生物造型十分类似想象中的外层空间生物，因此生活在深海中的奇特生物，可能就是来自外层空间的异形。

在美国宇航局(NASA)和搜索地外智慧（SETI）科学家的帮助下，摄制组前往分布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10个潜水点，用了16个月的时间，去挖掘海洋深处无穷无尽的奥秘。

他们一直深入几千米以下的海底，这里没有阳光，水里含有巨毒，海底火山的岩浆喷口使得地表沸腾灼热。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造物者却创造出许多最稀奇古怪的水下生灵，比如6英尺长的虫子，身上布满了红色的血管，可是却没有消化器官；全盲的白色螃蟹和短脚的蜂窝虾，可以凭感觉辨别方位、取暖和觅食。这些深海异形所生存的封闭环境和地球上其它物种的非独立生态系统完全不同。它们使卡梅隆产生这样的联想：这种生命的形式会存在于外太空吗？

如今卡梅隆已经为美国宇航局当了3年的科学顾问，并参与研究用于火星探测任务的相机。他还是火星协会最活跃的一员，这个私人组织的成员均为科幻小说家和太空员，他们的目标是带领人类探测并最终移民到火星。

4年前，他开始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阿凡达》的拍摄制作中

《阿凡达》的拍摄地点有两个，一个位于新西兰惠灵顿的“石街摄影棚”（《金刚》就是在这里拍摄的），他用了31天完成了影片真人部分的拍摄。另一个片场则位于洛杉矶Playa Vista一座被称为“录音棚”（The Volume）的原休斯顿飞机工厂内(面积是一般动态捕捉工作室的5倍)，进行动作捕捉的拍摄，这样的拍摄同样耗费了31天。

“录音棚”内，演员们身穿黑色束身服，上面布满了白色的小光点，而天花板上则布满了120个黑白相间的监控摄影机，它们用来捕捉演员的每一个动作，并把这些动态嵌入到数字场景当中。

演员的面部特写通过头戴一台对照他们面孔的动态捕捉摄像机完成，这台机器将会捕捉到他们脸部哪怕是最细微的变化：面部肌肉的抽动，瞳孔的放大和缩小，牙齿、嘴巴和嘴唇的互动。之后一切数据将被上传到房间四周的十几台电脑中，而这些数据将与CGI（动画模拟）人物的动作合二为一，最后再加上虚拟场景一起传送到卡梅隆眼前的取景器上。

对于卡梅隆来说，这就像在执导一场在潘多拉星球真实上演的动作片。1米8高的演员索尔蒂娜在卡梅隆的取景器里成了行走在外太空星球丛林里的身高3米的纳美族公主。

另一边，在剪辑室的大屏幕上，可以看到初期的图像生成。此时人物的刻画还十分粗糙，仿佛90年代的电脑游戏。经过电脑的二次加工和雕琢，纳美人的公主涅提妮开始从屏幕上复活，她的皮肤变得可触摸和布满光泽，她的绿色大眼睛有了生气。

事实上，《阿凡达》对自然场景的依赖比以往任何一部实况动作片都少。那些看起来极度真实的纳美人，都是艺术家们在积年累月中一步步完善他们的身体、传情达意的眼睛和尾巴而雕琢出来的作品。如果你把镜头缩近，看看纳美人身上挂着的一串串颈链，每一颗珠子都是如此的清晰和真实，因为它们都是由一名数码设计师所画，这样才能让人感觉出手工制品的质感。除此之外，潘多拉星球上的每一片叶子、每一寸草地都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

这套专门为《阿凡达》订造的电脑系统用了9个月的时间才制作完成，其中的运算极其复杂，它非常精确——甚至能复制皮肤表层下肌肉的抽动。虽然对于电脑来说，屏幕上的一切只不过是一长串的1和0，要想把它生成人类所能认知的画面，单幅就需花费30个小时。

卡梅隆曾经算过，整部《阿凡达》只有15个镜头不包含特技，如此庞大的特效需要漫长的后期制作，这也是为何电影原定的上映时间被推迟了半年，并超出预算6000万美元。

卡梅隆联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3家特效制作团队。“维塔”800人团队（Weta Workshop，《指环王》三部曲、《金刚》都是该公司承担特效制作）负责动作和表情捕捉，以及最后的CGI生成。“工业光魔”（Industrial Light & Magic，导演乔治•卢卡斯为拍摄《星球大战》于1981年创立）负责后期特效。至于“数字领域”，则是当年《终结者2》和《泰坦尼克号》的功臣，他们擅长制作大气、海洋、尘埃等细微颗粒效果。除此之外，还有数家小公司分门别类地为影片打磨视觉效果。

至此，一支传奇、高效、无敌的团队诞生了。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塑造出最鲜活真实的潘多拉星球。

《阿凡达》的虚拟场景是如此的真实，以至于当你把它与现实中的演员放在一起，也没有人能分出真假。

“这部电影融合了我一生的所有成就，”卡梅隆自豪地说，“没有人做过比这更复杂的事。如果你把自己的目标定在不可思议的高度并且失败了，你的失败也胜于其他任何人的成功。”

乔治•卢卡斯曾说：“凭空创造出一个世界不是件容易的事，世界上只有一小部分疯子才能够完成。我曾创建一个《星球大战》的世界，卡梅隆现在做的这些是在挑战我们这些前辈的成果。”

在《阿凡达》里，卡梅隆也希望创造出一个完整的世界。2005年8月，卡梅隆首先写信给南加州大学教授保罗•R•弗洛莫（Paul R Frommer），请他为剧本里的潘多拉星居民创造一套完整的语言体系。他的建议是从居住在新西兰的毛利人语言里寻找灵感，于是弗洛莫在13个月之后交出了一本小册子，里面全是他创造的外星词汇。卡梅隆一面让弗洛莫去教演员们开口说这门从未有人讲过的语言，一面开始根据这本词典来命名潘多拉星上的生物。

卡梅隆自己在深海中的拍摄经历也被大量运用在影片中。海洋深渊里的巨藻林、珊瑚礁和深海鱼类成为了片中大部分动植物的原型。他又请来了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植物学系主任朱迪•霍尔（Jodie Holt）为他创造的植物描绘出以科学为依据的细节。

尽管大部分的动植物设计工作都交给了世界上最顶尖的科学家来完成，卡梅隆还是给自己预留了一样生物，由他亲自设计——闪雷兽。这类生物是潘多拉星球上的顶级掠食者，体长超过5.5米，高2.5米，用6条腿奔驰，头部背部覆盖着重铠甲，拥有足以撕裂一切的坚腭，能嗅到13公里以外的猎物。它们都是独自狩猎，在300平方公里范围之内。

按卡梅隆的说法，这头怪兽可以把异形当点心吃，而他创造它的目的就是要超越自己，超越曾经的异形。

卡梅隆还聘请了一位天体物理学家、一位音乐教授和一名考古学家来设计潘多拉星的大气密度和一种三声阶的异族音乐。这些最后都由一组人编撰成了一本厚达350页的《潘多拉百科全书》，详细记载了一套完整的外星生态和文化。

卡梅隆要超越卢卡斯的《星球大战百科全书》。他同时确信，《阿凡达》将是一部更新电影历史的作品。

“关于这部电影的制作技术已经说得很多，坦率地讲，我不关心电影是怎么制作的，”卡梅隆说，“《阿凡达》是一个爱情故事，我要表达的绝不仅仅是铁血和战争。”

在《阿凡达》剧本里，卡梅隆这样写道：“一个世纪后的地球，人口是今日的3倍，达到200亿人。整个地球几乎已被灰色的人类文明覆盖，月球暗的那一面也闪烁着人类都市的光芒。人口过剩，过度开发，老旧的核废料外泄，空气污染，滥砍滥伐……曾经绿意盎然的美丽星球，看起来已跟化粪池没有两样。海洋因过渔而贫瘠，有毒的废水不断流入，所有的鲸鱼与一半以上的鱼类已经绝种。陆地上，跟世纪初相比，一半以上的物种已经不复存在，剩下的大多濒临灭绝。人类利用科技上的优势，得以继续生存，但几乎与大自然失去了联系。不再有国家公园，只有越来越多的集合住宅和蛋白质农场。昔日风景如画的国家公园已开发成高级公寓住宅。沿岸海域几乎都被开发为养殖场，因为只有螺旋藻的生产率大到足以养活所有人。”

在卡梅隆看来，世界已经疯狂了，但人类还有足够的时间毁灭自己。他在自家建造了一个私人水泵。当加州的山火熊熊袭来，邻居们尖叫奔逃，卡梅隆则把泡沫混合进后院的游泳池，用抽水机把水沫洒满整栋房子。他穿上黄色的防火服，戴上氧气面罩，像真正的“国王”坐在椅子上，等待大火的来临。

火像一堵30多米高的城墙，沿山坡直冲而下。卡梅隆终于看清了末日来临的图景。

从1992年开始，卡梅隆一直住在加州马里布的一个高级社区里，梅尔•吉布森和“小甜甜”布兰妮都是他的邻居。

5年前，卡梅隆又买下了隔壁的房子，同样的设计师，同样的风格。这所房子曾经属于好莱坞老兵乔治•斯科特，内有一整套电影后期设备、几个剪辑室和一个放映厅。

这位导演家里有许多“玩具”。他曾拥有一架“喷气突击队员”直升机，现在车库里停着一排越野摩托车，3辆哈雷、一辆杜卡迪和外喷经典蓝白线条的福特GT。当然，最后还有一辆从内饰、车身到车顶全黑的雪佛兰科尔维特。闲暇之时，他设计潜水器，现在手头上研发的一台可以下潜到10公里之下的深海。他将用潜水器探测马里亚纳海沟——地球上最接近地心之处。

卡梅隆有过5任妻子，分别是女招待、电影制作人、导演、演员、演员。4个孩子，从2岁到16岁，和一个19岁的继子。2000年他和演员苏茜•爱弥斯结婚。苏茜曾在《泰坦尼克号》中扮演一个小角色。在爱弥斯之前，卡梅隆太太是琳达•汉密尔顿，她曾在《终结者》系列电影中饰演萨拉•康纳。她说，她和卡梅隆在第一次拍摄时相处得并不好，“拍完那电影，我就常开玩笑说，那个人一定站在机器人一边。”

萨拉•康纳想结婚，但是卡梅隆对传统的家庭生活不感兴趣。“他过去常对我说：‘什么人都能做父亲，做丈夫，但是这世界上只有5个人能做我现在做的事。我要做这个。”直到萨拉怀孕，生下卡梅隆的第一个孩子——约瑟芬，他们才结婚。不过9个月后，婚姻宣告结束。

在萨拉之前，卡梅隆刚和女导演凯瑟琳•比奇洛离了婚。如今她的电影《拆弹部队》将与《阿凡达》同时竞争奥斯卡。

卡梅隆的老朋友威舍尔说，卡梅隆的生命中总是有强势的女人。“他喜欢描写她们，也喜欢和她们结婚。如果说他的生活和工作有什么主题的话，那么这就是最重要的：女人和自主权。‘命无定数，强者自有可为’——这是《终结者》的台词，我敢说这也是卡梅隆的人生信条。”

作者：刘子超 王大骐（温敏哲对本文亦有贡献，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