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贤哲的学习精神构成儒家文化的鲜明特色之一，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的学习精神首先表现为立志向学。他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卒年七十三，这段话是他晚年对自己生命历程的总结。从中我们看到，有志于学是孔子取得成就的关键，后人称这是孔子“欲以勉人志学，而善始令终也”。朱熹解释说：“志于学，是一面学，一面力行。”由此又引出了知行关系的探讨，但这句话的关键仍然是立志向学，有了远大的志向，人们才有孜孜以求、不断学习与力行的强大动力。

　　其次，从孔子“志于学”的目的来看，是为了求道，所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他的一生是为道而学，所以“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朝闻道，夕死可矣”，为我们展示了为追求真理而学习不止的精神风貌。孔子认为“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才是真正对道的“好学”（《学而》）。他提倡士子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德、仁、艺四项包括了从精神追求到躬行实践的各个环节。志于道是对真理的精神追求，古人以为“道不可体，故志之而已”；据于德是因为德有具体的表现可以考察，所谓“德有成形者也。夫立身行道，唯杖于德，故可据也”；依于仁的依是依赖之意，仁是有功德施于民众、让民众都能得到好处，所谓“恩被于物，物亦应之，故可倚赖”；游于艺的艺是指六艺：礼、乐、射、驭、书、数，实际上这也是孔子志于学所要学习的基本知识。六艺包括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既有制度文化、又有音乐文化、体育文化、文字、数学等等，是“道”的具体承载面，游于艺如果解释为精通六艺乃至游刃有余似乎更能符合孔子的人生经历。

　　第三，孔子的学习精神具有自己的方法论内涵。其一是“学而时习之”（《学而》），这是孔子重要的学习方法。现代教育学已经证明，学过的东西如果不经常复习，很快就会被遗忘，孔子在二千多年前能力倡学而时习之，十分难能可贵。子夏对孔子的学与习曾经进行过阐释：“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子张》）。孔子也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现代人把学和习联成一个词，其实也是包含着“学”过的东西要经常“习”的意思。其二是学与思互相结合。孔子有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关于学思结合的问题，孔子则给出了具体的路径，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礼记·中庸》）。其三是学与教互相促进。《礼记》有言：“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要想做好教与学两个方面，就要有持之以恒的坚持精神，“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述而》）。这不厌和不倦正是教学相长的关键所在。要做到学而不厌还要善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要向一切比自己强或某方面强于自己的人学习。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贤哲的学习精神构成儒家文化的鲜明特色之一，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的学习精神首先表现为立志向学。他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卒年七十三，这段话是他晚年对自己生命历程的总结。从中我们看到，有志于学是孔子取得成就的关键，后人称这是孔子“欲以勉人志学，而善始令终也”。朱熹解释说：“志于学，是一面学，一面力行。”由此又引出了知行关系的探讨，但这句话的关键仍然是立志向学，有了远大的志向，人们才有孜孜以求、不断学习与力行的强大动力。

　　其次，从孔子“志于学”的目的来看，是为了求道，所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他的一生是为道而学，所以“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朝闻道，夕死可矣”，为我们展示了为追求真理而学习不止的精神风貌。孔子认为“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才是真正对道的“好学”（《学而》）。他提倡士子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德、仁、艺四项包括了从精神追求到躬行实践的各个环节。志于道是对真理的精神追求，古人以为“道不可体，故志之而已”；据于德是因为德有具体的表现可以考察，所谓“德有成形者也。夫立身行道，唯杖于德，故可据也”；依于仁的依是依赖之意，仁是有功德施于民众、让民众都能得到好处，所谓“恩被于物，物亦应之，故可倚赖”；游于艺的艺是指六艺：礼、乐、射、驭、书、数，实际上这也是孔子志于学所要学习的基本知识。六艺包括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既有制度文化、又有音乐文化、体育文化、文字、数学等等，是“道”的具体承载面，游于艺如果解释为精通六艺乃至游刃有余似乎更能符合孔子的人生经历。

　　第三，孔子的学习精神具有自己的方法论内涵。其一是“学而时习之”（《学而》），这是孔子重要的学习方法。现代教育学已经证明，学过的东西如果不经常复习，很快就会被遗忘，孔子在二千多年前能力倡学而时习之，十分难能可贵。子夏对孔子的学与习曾经进行过阐释：“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子张》）。孔子也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现代人把学和习联成一个词，其实也是包含着“学”过的东西要经常“习”的意思。其二是学与思互相结合。孔子有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关于学思结合的问题，孔子则给出了具体的路径，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礼记·中庸》）。其三是学与教互相促进。《礼记》有言：“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要想做好教与学两个方面，就要有持之以恒的坚持精神，“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述而》）。这不厌和不倦正是教学相长的关键所在。要做到学而不厌还要善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要向一切比自己强或某方面强于自己的人学习。

　　仔细考察孔子和儒家的学习精神，我们看到，耻感文化是其深厚的基础和根本动力。学习是一个客体主体化的过程，外在的客观知识通过主体的努力转化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知识和能力，使主体自身得到提高和升华，耻感文化正是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对主体发挥着激励和督导的作用。《礼记·杂记下》言：君子有三患五耻之事，三患为：“未之闻，患弗得闻也；既闻之，患弗得学也；既学之，患弗能行也。”第一患是担忧自己对古往今来之事了解得少，强调的是人要多闻多识；第二患是担忧自己对已经闻见之事未能学到手；第三患是担忧自己虽然学会了却不能实行，在实践的方面做不好。五耻为：“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众寡均而倍焉，君子耻之。”这里的第一耻是批评那些尸位素餐之人，要求出仕为政者在其位谋其政；第二耻是强调实践的功夫，要求言行一致，是以“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士子要以言过其实、言过其行为耻，要做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要有“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的学养，行动走在语言的前面；第三耻是告诫人们不要把已经学到手的东西再丢掉，强调的是“学而时习之”的功夫。第四耻也是对为政者而言，土地和人民是古代为政者的核心所在，土地多而民众少，反映的是统治者不能招徕和抚养民众，不得人心而致民众逃散，故为政者要以此为耻。第五耻是讲诸侯国之间能够役使的民众数量均等，但是他人的功绩、效率却比自己高很多，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从政者“不能劝课督率，故君子耻之”。

　　这三患五耻从志学和力行两个方面对士人产生了极大的激励作用，反映出中国古人的学习精神与实行、践履有着紧密的联系，督促士子们“不能则学，疑则问，欲行则比贤”(《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成为历代士子持久的学习动力。它的深厚背景还在于儒家倡导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志学的士子学得了知识，懂得了做人从政的道理，自身的素质得到了提高，就能够出仕从政，所以孔子要以耻感文化来激励士子，“欲能则学，欲知则问，欲善则讯，欲给则豫”（《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由此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和从政水平。

　　孔子的学习精神以耻感为其强大动力，对后人有着深远的影响。如三国时东吴的吕蒙，发奋读书，留下了“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的美谈。南朝陶弘景“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南宋朱熹更是倡导“无一事不学，无一时不学，无一处不学”。清人阎若璩进一步提倡“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暇日”。这种知耻向学的传统，直到现在仍然是支撑中华民族不断进取的强大精神力量，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