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记忆是一台夏普牌收录机，是父亲从大十字百货商店买回来的，价值七百元，以父母当时的收入计，算是真正的奢侈品了。父亲至今还记得他放德沃夏克《致新大陆》，奶奶嘱他将音量调小一些。而我则是从这台收录机的两个喇叭里第一次听到了邓丽君的歌声。时间应该是1981年至1982年之间，记得当时正在老屋的院子里和表弟打“纸角角”，突然从左厢房的窗户里传出一阵女声，虽然其时年纪尚小，情窦未开，也能感觉其声柔媚入骨，荡人心魄，几次被歌声引得走神而浑然不觉，惹来表弟的连声催促。第二台收录机不知什么牌子，印象中比夏普的那台高级，细长，三等分，两头是喇叭，中间是卡盒，黑色和银灰相间，靠在枕头上。某晚父母出门访客，只剩我和妹妹在家，忍不住违抗父亲出门前不许擅自使用的叮嘱，放一盒磁带进去，按下播放键，先是听到吃力的吱吱声，继而一阵乱响，赶紧打开卡盒，发现带心已经搅在转轴上。其实那是常有的现象，只需用一根牙签轻轻拨下即可。但当时全无经验，见带心乱麻般纠结一团，以为事态严重，不由得冷汗一时遍背。想着父母回来，不知如何责骂，越想越怕，记得只想着父母快回来，要打要骂赶紧结束。但左等右等，就是不见父母的踪影，终于忍耐不住，带着妹妹一起来到大街上，蹲在人行道的栏杆上等，只觉心情沉重，口干舌燥。妹妹突然带着哭腔问我，哥，我们咋办呀？长大懂事后，每每想起妹妹的那声哭腔，都觉得万分愧疚。

　　第三台收录机还是夏普牌，双卡，是父亲1989年元月率贵阳艺术家小组赴奥地利格拉茨市作交流访问，回国时在北京免税商店购回的，但没用多久就退给了八姑爹，原因是画家尹光中先生到德国开展览，买了一套先锋音响，回来后他不知怎么不想要了，问我父亲要不要。那套先锋音响不仅有庞大的外壳、双卡座和落地音箱，还带一台唱机，相比之前的那些收录机，自然要高级得多；正好八姑爹也很喜欢父亲带回来的那台夏普，于是退给八姑爹，买了那套先锋音响。八姑爹是河南人，虽是建筑工人，一生却最好古典音乐。父亲退给他的那台夏普，摆在他卧室的书桌上，放的是贝多芬的《皇帝》，听着听着，他突然拍我的肩膀，小冰，注意这几声。话音未落，喇叭里传出一串华丽铿锵的琴音，他转头察看我的神色，不等我有反应，自己先愉快得哈哈大笑起来。

　　那套从德国辗转来到我家的日本先锋音响，被父亲郑重其事地安置在了客厅里。那段时间，父亲的磁带量猛增，好多年没见的塑料唱片也翻箱倒柜找出来，出现在父亲的书桌上。但这样的情形也并没有持续多久，父亲就又换音响了。那时的贵阳，玩音响已经渐成风尚，父亲工作的市文联就有两个，一个是诗人兼画家廖国松，一个是作家袁政谦。国松先生与我家多年同住一个大院，无事时常到家里来聊天，1991年1992年，他聊天的内容便大都有关音响，其人神聊起来，表情之变幻无方，语气之肯定确凿，是很能蛊惑人心的。记得某次他一一举例，大侃如今的发烧友已经讲究到何种程度，比如用尺子丈量低音能够打到的距离，比如在插头里渗细沙，比如在音箱下垫酒杯，等等，听得我和父亲一起瞠目结舌。当时他们讲究的是自己组装音响，所以在谈及我家那套先锋整机时，他面露不屑之色，引得父亲心痒痒，于是和他商量，打算换一套组装的音响。他满口答应，立即行动起来，约上政谦先生一道，买来惠威喇叭和中密板，在文联宿舍的天桥上吭哧十余天，终于做成一对音箱，而后又说服父亲换了新的功放，买了当时刚上市不久的激光机（他们又请另一个朋友汪洵先生改造了那台激光机的某个部件，用他们的说法，那叫“摸机”，实际上是对激光机进行升级处理）。为这套新的音响，父亲不得不请版画家曹琼德先生设计，重新规划了我家客厅的格局，打了整整一壁博古架，究其初衷，其实就是为了能安放那两个书架式音箱。

　　这套组装音响父亲一直用了好多年，直到三年前才被新的音响设备替代。

　　父亲每换一套新的音响设备，就把旧的下放给我，在我所有使用过的音响设备里，那套先锋音响和我相伴的时间最长。这么多年来，和那对音箱匹配过的功放和激光机已经记不清楚有多少，我却始终舍不得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