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年的时间去远足，世界没变，我变了。”这是一个“80后”行者在一次“间隔年”旅行后对自己的重新定义。

　　2006年12月，孙东纯揣着一张仅有两万一千元人民币的国际银行卡，怀着“考了四次才过四级的蹩脚英语如何在国外生存”的忐忑，背上简单的行李和一本过期的二手Lonely Planet，离开了自己生活多年的城市，踏上了计划中三个月，实际却长达一年半的“间隔年”旅程。旅途中，他常常漫无目的的行走，试图寻找到旅行的意义。旅途结束时，他不仅得到了想要的答案，成了畅销书作者，还幸运地“收获”了一位日本妻子。

　　不安分的白领

　　孙东纯出生在广东潮州，家中有严父慈母和一个姐姐。大学毕业，他在广州找到一份白领工作，虽然收入不算特别丰厚，但比较轻松，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每天对着电脑上班，时而出去开开小会办办事，工作强度不是很大，有一个很好的上司”。周末开车兜风、爬山、和朋友吃饭K歌，偶尔和职场朋友聚会，平时回到家，弹弹吉他，看看碟，听听音乐，写写字，孙东纯一度对这样的生活感到满意。

　　一次偶然，他从朋友那儿得知了一个为国际旅人提供免费住宿的网络俱乐部，于是，也提交了申请，将自己在广州的公寓免费提供给背包客借宿。不同国籍和文化背景的背包客来来往往，从他们的口中，孙东纯听说了很多新奇的见闻，并第一次听到“间隔年”(Gap Year)这种对中国人来说还很新鲜的旅行概念。

　　“间隔年”在欧美十分风行，年轻人在升学或毕业后工作之前，会作一次为期一年的旅行，在步入社会之前体验不同背景的生活。旅行的同时，也会做一些与专业相关的工作或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工作，以便更好地融入社会，因而“间隔年”也被视为一种“成人礼”。

　　虽然当时已经毕业工作，不再“年轻”，孙东纯血液里的野马性格还是让

　　他做出了一个让身边人大吃一惊的决定：到印度作义工连带旅行，享受迟到的“间隔年”体验。一方面，自己可以增长见识，也为了向父亲证明自己。

　　家中只有姐姐对他的决定全力支持：“当时他的工作正有起色，在单位得到重用，任谁也舍不得放弃这个机会，家人明显是不赞同的。但是我心里倒是很羡慕也佩服“远足”(孙东纯的网名)的决定。能把现有的财富地位去换未知的一切，这需要足够的勇气与毅力。”

　　“0.7美元一天”的日子

　　出发之前，老板给了孙东纯3个月的假期。旅行的首发站是澳门特区，因为澳门有飞往泰国曼谷的廉价机票，而曼谷也有飞往印度的廉价机票。

　　和孙东纯同行的是他的朋友“美术”，到了曼谷，因为完全陌生的环境和语言不通，“美术”打了退堂鼓，提前返回了。接下来的“间隔年”旅程就只能靠孙东纯自己去完成。

　　但偏偏“祸不单行”，因为银行卡出了问题，无法取现金，孙东纯不得不在泰国多停留一段时间。而此时，3个月期限已经过去大半，最终目的地印度的影子却还没见着。

　　考虑再三，孙东纯给老板写了辞职信，这意味着，他的“间隔年”将变得无限期。原定计划被打乱，孙东纯干脆决定从泰国、老挝、缅甸一直走到印度，这段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旅行让他不得不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他必须将手里的每一分钱都做最大化的利用。

　　“省钱”成了他的第一要务。在住宿方面，他通常只投宿相当于人民币几元钱的多人间旅馆，幸运的话，偶尔也到当地人的家中借宿。在交通方面，他和老挝贫民一同坐当地的“pick up bus”，其实就是小货车的货厢两边安上长条凳子供乘客坐，没有座位的乘客只能站在车后用水管焊成的站台上，由于山地很多，“pick up bus”盘山而行时常会让人感到头晕恶心。为省下买机票的钱，他一度过着“每天只能花0.7美元”的生活。

　　“苦行僧”似的生活让他在老挝万象停留期间，第一次病倒了。旅行中的人最怕生病，身在异乡，举目无亲，身体上的痛苦往往会将孤独感放大。这次小小的“劫难”让他对独自旅行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在印度做义工

　　一路走走停停，孙东纯终于到达了梦寐以求的印度。在加尔各答，他加入了一个名为“垂死之家”的慈善组织，这里专门收留重病或濒死的印度老人。

　　义工们的工作是为他们打扫、洗衣、做饭，有时还要喂饭和协助做康复，他们所能得到的只有简单的早餐和粗糙的茶点，其他食宿费用都必须自己解决。和孙东纯一起工作的还有来自日本、韩国、葡萄牙等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

　　正是通过这些日本义工朋友，孙东纯才得以结识了日后成为他妻子的日本女孩沙弥香。

　　“垂死之家”每天都上演着死亡，昨天还接受自己照顾的老人有可能一夜之间就故去了，这让孙东纯感触良多。

　　在加尔各答的20多天，他不仅交到了许多朋友，也更加了解如何关爱他人。在他的旅行游记《迟到的间隔年》中，讲述了一个印度老人Ruby，Ruby的双手和左腿肌肉已经萎缩，牙也掉光了，看起来时日无多。但他对尼古丁上瘾，老是吵着向专属看护人孙东纯要烟抽。

　　“有一天我和Ruby像往常一样在门口并排坐着‘聊天’，一位在垂死之家工作了好多年的西班牙中年女义工,嘴里叼着根印度烟从远处走了过来，二话不说将烟取出来塞到Ruby的嘴里，我一脸愕然，从她熟练的动作看，这应该不是她给Ruby抽的第一根烟。Ruby抽烟的事情后来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不管是修女还是其他私下给Ruby抽烟的义工都有一个共识：对于临死的人，能够让他活得开心一点，即便看起来并不十分符合医学逻辑，但出于‘爱’，我们多多少少都可以接受吧。”

　　离开垂死之家时，大家为孙东纯举行了欢送仪式，在垂死之家，并不是每个离开的义工都能得到这样的礼遇。

　　在恒河边上，这个曾经怀疑自己的间隔年是否有意义的年轻人终于肯定了自己最初的决定没有错，“虽然放弃了很多东西，身上的钱已经少得可怜，可是比起在广州工作有收入时大吃大喝的日子，我此刻的心情却踏实平静许多。”

　　旅行没有终点

　　印度的“义工之行”本应是间隔年旅行的终点，但孙东纯已经爱上了这种慢慢行走，享受旅程的感觉，他决定穿越巴基斯坦、中国新疆和中国西藏，并从西藏地区返回家乡。

　　一路上，他都是在漫无目的地走，偶然听到别人提到某个地方，就会动身前往。他到过战乱不断的克什米尔地区，见识过宫崎骏笔下“风之谷”原型Hunza的风景，在大麻“零售商”开的旅馆里悠游度日，每天的生活就是抽烟、晒太阳、看大山。

　　2008年1月，已经在外漂泊了近400天的孙东纯决定回家。

　　他的旅行从原本计划的3个月延长到了13个月，从原来计划的两个国家走过了6个国家，一路从中国澳门经泰国、老挝、中国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中国新疆和中国西藏到尼泊尔。

　　他将自己的经历写成的书《迟到的间隔年》已于今年9月出版。如今，孙东纯与妻子沙弥香定居日本，继续旅行依然在他们的未来计划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