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叔阳端坐在镜头前，银白的头发在聚光灯下与黑色的幕布配合得恰到好处。讲起田汉，他文思敏捷：“田汉先生最了不起的是把民间传说中的妖写成了人，而且这个人充满了人情味儿，是个极重情意的可爱的姑娘。”——这是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的演播室，他在谈田汉先生的剧本《白蛇传》。在录节目的前一天晚上，他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尽管在其他人看来，他已对田汉十分熟悉。

陪苏老做完节目之后，我们回到了他在方庄的家里。客厅布置力求古朴，着实让人着迷。在中国式的书房里，他的一张艺术照尽显了一个老人那些关于生命的智慧。书架里摆着一些他和学生的照片，看上去也很遥远了。夫人元平沏了一壶荷叶茶，端到书房后向我微笑示意并离开。伴着茶香、墨香和书香，我们开始了对话。

1、一个大学生的“幻想”

1938年，苏叔阳出生在河北保定。学生时代的苏叔阳是个很特别的学生，他似乎很外向、活泼，但他的内心却有些忧郁。“我小时的生活中没有父亲的影子，所以我总期许内心的抚慰。”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人是中学的刘老师，苏叔阳的一篇文章《理想的风筝》，就记述了这位老师。

刘老师身体残疾，左腿从膝以下全部截去，但他乐观开朗，对学生和工作有着炙热的爱。苏叔阳回忆说：“刘老师从来不训斥学生，而且他写的粉笔字非常有功力。每次有板书的时候，他都要用圆木棍撑地，右腿离地，身体急速转向黑板。写完了粗壮的粉笔字，又以拐杖为圆心，再转向讲台。他给了我很多影响，而那篇文章也就寄存了我对刘老师的想念和对刘老师理想的敬佩。”

刘老师的影响就这样伴随着苏叔阳，以致他在大波折中依然顽强。

1956年，苏叔阳18岁。考上中国人民大学之后，他照了一张标准的免冠相片，年轻英俊。这张相片后来被苏叔阳命名为“充满幻想的大学生”。他说，当时对生活不了解，“我一开始觉得大学就是读书、健身和谈恋爱,以为生活是无限灿烂的，前途广阔的。特别是当时过团日到北海划船，跳集体舞，我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1957年开始了“反右派”斗争，让苏叔阳的思想和性格开始转折。他的性格从“很外放和自由的艺术家式”转向内敛，甚至迷惘。那时，苏叔阳曾遭到“众人所指”，时至今日，他仍然不愿回忆那段往事。然而他对生活却充满了宽容，“说句心里话，我非常非常爱我的祖国，祖国非常可爱。”苏叔阳沉了一下，慢慢地几乎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不管她遭受了什么，我，为我的人民遭受的一切苦难感到痛苦。”

那段特殊的历史，是一代人永远无法抹平的伤痕，苏叔阳也因此对所谓“理想”、“幻想”产生了更为特殊的观点——像刘老师那样自由自在地活着、为国家工作着。因此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做一名教师。但这个普通的职业却带给他享用不尽甚至意想不到的幸福。

苏叔阳说自己跟教师这个行业很有缘分，“我父亲是北京石油学院的教授，我爱人和岳父母也都是老师，我二哥也是老师，我自己也在几所学校当过教师。”苏叔阳和学生们的关系很紧密，即使是在“文革”时期。低年级的学生在不了解情况下写大字报批评苏叔阳为“漏网右派”，高年级的学生回来后得到消息，马上写了另一篇大字报澄清：“苏先生不是漏网右派，而是革命教师。”最令他自豪的是，65岁生日时，他的几百个学生自发在河北保定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生日宴会，以此纪念苏老从文五十周年、从教四十余年。谈到这里，他很骄傲地告诉记者：“一个人一辈子能有这么一次也就满足了！”

苏老说由于青年的时候遭到了不公平的批判，因此他非常珍惜别人所给予他的一切，甚至有时候会受宠若惊。“也就因此，我从来不要求什么名和利。至于今天我所得到的这些，如果算作荣誉的话，都是群众和读者给的。我没觉得我比谁高明一些。”

2、一颗知识分子的丹心

很多人知道苏叔阳，是从他的《丹心谱》开始的。

在《丹心谱》中，老中医方凌轩致力于冠心病新药的研究，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四人帮”控制的卫生部利用方凌轩的女婿庄济生，对新药研究百般阻挠。方凌轩等不顾迫害，终于制成新药时，传来周总理逝世的噩耗，大家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努力工作。谈到这部剧的创作初衷时，苏叔阳笑着对记者说：“其实这部戏里偷运了一点儿私货，”《丹心谱》大约在1978年3月上演，时值周总理逝世不久，所以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悼念周总理的一部戏，“我写这部戏，还想要为知识分子争得一席之地。因为在中国的戏剧中，知识分子从来不是英雄。”《丹心谱》最初也并非此名，而是《火热的心》。苏叔阳说：“是后来导演梅阡改为《丹心谱》的，即暗喻知识分子以一颗赤诚之心为祖国默默奉献。”

《丹心谱》创作于“文革”解禁之前，在北京中医学院教书的苏叔阳与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徐子衡一道奔赴赤峰的北京军区骑兵独立团体验生活，准备修改《战马驰骋》。离开了“文革”的中心，沿途上二人谈了很多关于人生、理想的事情，用苏叔阳的话说“是一次思想的放飞”。

中国中医药界对世界医药界有几大贡献，其中之一就是青蒿素。《丹心谱》剧本的起点当初就是这种新研制的药物。用青蒿素制成的针剂成本很低，一针当时只有八分钱，但是治疗疟疾却是无毒、高效的。苏叔阳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于疟疾的人数与死于战争的人数是相同的，越南战争也同样如此。但是当时治疗疟疾的药物奎宁毒性较大且造价很高，中国青蒿素的发明无疑是应运而生的。外国有人也研究青蒿素，但还没有发现可以制成药物，再走一步就是青蒿素的药物了。”那些研究当时已经发表在了国际化学杂志上，中国的医药工作者中有些人开始担心被别人抢在前面，就抓紧研制。但同时另一种极“左”的声音开始批评这是知识分子的名利思想在作怪，于是青蒿素这种药物就没有发表。

“这件事情很难写好，”苏叔阳说，“凡是限于科学技术具体流程的故事都很难获得成功。”在与同事商量之后，苏叔阳决定从人物中抽出思想，即将知识分子对祖国医疗事业的忠诚与高尚的人格写出来。于是苏叔阳在回来后交给北京电影制片厂一个草稿——《火热的心》。这个戏是以研究治疗心血管病的药物为线索写的。因为“四人帮”认为心血管病是“城市贵族老爷病”，不准花力气研究。而事实上，这是常见的老年病，死亡率当时占首位，研究它正是为人民服务的需要，因而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却受到“四人帮”的压制。毫无疑问，这个题材正可以揭露“四人帮”，表达人们对他们的愤怒，一吐心中的块垒。

但可惜的是，《火热的心》并没有立即投入拍摄。当时还带着“反革命分子”帽子的老电影家戴浩看过剧本后很高兴，带着苏叔阳冒着大雨就找到了导演凌子风。“凌子风外号‘拼命三郎’，他很高兴要拍这部电影。但是鉴于当时的环境厂里没办法拍。”苏叔阳喝了一口茶后，慢慢放下茶杯。窗外下着雨，而他的思绪已经回到了过去。他继续说：“戴浩把我带到北京人艺的胡宗温大姐家，刚刚解禁的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惠敏和其他几位老艺术家，也来听我讲故事。他们把故事推荐给北京人艺。北京人艺党委和艺委会就召开了一个全院大会。又来听我讲故事。”苏叔阳当年只身一人，连稿纸都没带，来到会上跟众多艺术家说剧本《火热的心》。“全场一致通过，马上成立了剧组。”苏叔阳说。

《丹心谱》于1978年3月上演，随即引起轰动。“很多人看，各大报纸都登，因为当时周总理刚刚去世不久。”苏叔阳分析《丹心谱》的“走红”时说：“一是当时大家都在悼念周总理；第二，这个剧本恢复了现实主义的风格，几个人物——起码有两三个——写得真实可信，或者说是栩栩如生。我把自己对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感情写出来了，而又比较自然，演员们觉得有挖掘的潜力，能演好。再加上当时已经有不少戏开始批判‘四人帮’，比如《枫叶红了的时候》，可以说是时代在呼唤这个戏的诞生。”这部戏的上演犹如一场风暴，这时《于无声处》还没上演，人们一时还难于找到一个让人一吐块垒的载体。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记得这个戏掀起的轰动。人们潮水般涌进首都剧场，观众常常为剧情唏嘘，有的观众甚至哭昏过去。报纸也不断报道演出的盛况。全国许多剧团来京学习，回去上演。然而报纸上的报道却让他觉得好像“苏叔阳”那三个字“不是自己”一样，“我突然怅然若失。我下一步该干什么？是继续当我的教师？还是就此专门做文艺？我虽然一生的梦想是后者，但我当时觉得自己准备并不足，没有任何的知识和技巧准备。”还好，这种忧虑持续的时间不长，在1979年春节的鞭炮响起时，他的《左邻右舍》出世了，再一次引起了轰动。

《丹心谱》演出后，北京人艺却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据说还有人要查作者是谁，批判这部剧‘以死人压活人’，提出应该先写毛主席，才能写周总理。”但在那一年的文艺界团拜会上，苏叔阳得到了至今还在鼓舞他的一句话。

“1979年春节团拜会是我参加的第一次这种会，在北京新侨饭店六层，邓颖超同志跟文艺界工作者们团拜。那次我坐在后面不敢往前面去。”新凤霞坐在轮椅上向邓颖超问好，顺便问道：“有部戏《丹心谱》您看了吗？”邓颖超说：“看了电视，很好啊，好就好在恩来不出场。”新凤霞说：“作者今天也来了。”邓颖超说：“好啊，那过来看看吧！”新凤霞的保姆到后面找到了苏叔阳。“邓颖超同志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怎么没拍电影啊？’我说，听说还得排队，要先写毛主席，才能写周总理。邓颖超同志笑了笑说：‘没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嘛！’这句话给我一生的鼓舞。”苏叔阳把“一生”二字特别加重了。

《推销员之死》的作者阿瑟·米勒到中国来也与苏叔阳一起看过《丹心谱》。回国后，他写了一篇评论。评论中说苏叔阳“像每一个初次将自己的作品搬上舞台的剧作家一样，充满了热情……”说《丹心谱》这部剧“充满了人性”。

苏叔阳的书房里有一个很大的书架，书架的最上面放着他的塑像，这是他的老同学、一位雕塑家替他做的。塑像铜棕色，格外别致，尤其是对眼睛的雕琢很显功夫，重现了当年那个怀有一颗丹心的青年，又刻画了如今这个冷眼洞察社会的老作家。

3、一个中国人的读本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和平发展的脚步不断让世界震惊，西方人迫切想知道，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作为一名中国众多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观察者，古稀之年的苏叔阳褒有对生命和国家鲜活的热情。他把这种热情倾注在了《中国读本》中，使之成为第一本走出国门的书。2005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德国贝塔斯曼总裁亲自与苏叔阳签约，买走了该书外文的经营权，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中国读本》德文版的译者序中，作者说他为书中那种“浓重的爱国主义激情所感动”。没有对祖国崇高的热爱，文字不会有如此大的力量。

《美国读本》甄选了200多篇美妙的诗歌、难忘的歌词、犀利的政论以及精彩的演讲，贯穿了美国文化和历史的多个层面。但是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国都没有自己的国家读本。中宣部于是策划了一本书。当时找了很多人，但都没有落实。“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张小影就找到了我，因为他们看了我写的《我们的母亲叫中国》那本书，所以就决定让我按照那本书的风格来写《中国读本》。”苏叔阳见到张小影之后并没有很快接下这个任务，“因为我知道非常难，而且我当时身体不好。”张小影坚持邀请苏叔阳来写这部书，并答应了一个条件：“她当时答应我，只要我的历史史料没有硬伤，我的观点他们不予讨论。也就是说建立在对我充分信任的基础上来让我写。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一种条件，因为她允许我说心里话，允许我对历史谈论自己的观点。这种在政治上的自由给我很大的鼓励。”在此之后，苏叔阳召集家庭成员很郑重地开了会，在会上，他儿子的一句话让他颇感震动：“在您的文字中会有流芳后世的作品。”

就这样，苏叔阳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他说：“开始做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需不需要一个助手。因为写这种书，要大量的材料，这个整理工作是很繁杂的，有助手我可以很轻松。但是那样我会缺乏面对历史的第一感觉。所以后来我还是没要助手。”于是苏叔阳自己在史料中系统地回忆并梳理了中华文明，并进一步学习。在这种自我的感悟中，苏叔阳得到了更为全面的结论：“比如我们总说汉唐雄风，但是，魏晋南北朝对唐朝和宋朝文化的兴盛是何等的重要！没有魏晋时代的动乱和文化的兴盛，没有魏晋时代玄学的发展，没有魏晋时代那几十个知识分子放荡不羁、个性张扬，就不可能有唐宋时期那种诗人、文学家、思想家群体的狂飙突起。魏晋时期打下的基础，风气延续，从陶渊明到李白，再到苏东坡，影响极其深远。”

从被动学历史到主动看历史，苏叔阳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他把《中国读本》作为思想的一个转折点。以至于该书成为后来出现的“读本体”的源头。他总结这种文体时说：“第一，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史中做比较看。当几个古代文明，比如巴比伦已经有了文字，有了高大建筑的时候。在同样的历史阶段中，中国处在什么状态？我们的考古发掘证明了什么？这让读者看着非常明白。第二，站在中国历史的高度上，看一个朝代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起的作用。让历史如同河流在你脚下流过，你既要看到每个朝代之间的联系，因为历史是不间断的河流，你又要看到每个时期的重点、独特点，加以分析；第三，就是分析具体的事件表现了当时时代氛围中什么样的本质。”苏叔阳认为，通过这三种方法就能破除一切狭隘的历史观，正视我们的历史。他评价大清政府强迫汉族人剃发留辫子的剃发令，就造成了中国人灵魂的极大扭曲。“留发不留头。强悍的北方，燕赵慷慨之士，历来产英雄人物的地方，但在这个问题上先屈服了。南方一向柔弱，但在这个问题上却奋力反抗，像扬州、嘉定，几乎全城都被消灭了。”苏叔阳挥动着右手，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扬州城。他解释说：“资本主义早期的生产方式已经流入了南方，他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无法忍受这样的统治。而这样的屠杀就造成了中华民族内心的一个阴影，——宁愿出卖原则，也要保住性命。汉奸的心态是否与此有关？”苏叔阳说，中国的传统文明要求“舍生取义”，真理比生命重要，人们应当为真理——孟子的“义”——而生存，这是活着的条件，活着的条件要比活着本身更重要。

一个人殚精竭虑写下《中国读本》，苏叔阳说自己始终是一个历史系的学生，而不是权威。他希望能打开一扇东西方交流的窗户，让西方了解真实的中国：“我尽力在做，尽力达到这个目标。其实西方的一些读者也是这样评价的，特别是贝塔斯曼的一些朋友。他们觉得《中国读本》是掌握中国文明的最简便的一种方法，也许评价过高。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尤其是对中国青少年的一些读者而言，有莫大的好处，至少你会知道我们的先贤们是多么的可爱。”苏叔阳双手张开，宛如他开放的胸怀。

4、一份作家的责任

从《我们的母亲叫中国》到《中国读本》，苏叔阳用文字传播着几千年的文明。他尤其赞赏屈原，因为屈原为中华民族树立起一种群体性格：“这种群体性格就是——追慕崇高：孔子的仁、孟子的义、老子的无为和庄子的张扬。”这种性格的形成需要人们大量地阅读和学习，作家乃至所有的知识分子，在这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苏叔阳说，文学作品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桥梁：“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往往不是产生于小时候很深奥的哲学作品，而是很简单的传说、寓言或格言。所以这种文化的传承应该是融入血液的。我们过去很重视政治，所以写的书基本上是很难看进去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启蒙教育是西方和古时的小说，也就是说，文学作品对人们思想和灵魂的熏染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中国读本》努力的重点，我以它是一本可以摆在案头的非小说型文学作品而自豪。”

苏叔阳一直以作家的责任来要求自己，他形容作家是清醒地批判世风的勇者、思想家，“作家天然的责任就是批评社会的不足，天然独立于社会之外。当然，批评要有分寸感，能让人接受，这就是作家的修养。所谓修养的内涵，就是要知道自己的荣誉是人民赋予的，要懂得为人民说话。”

责任即是承担，承担即是付出，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向来不把荣华富贵当作人生的目标。苏叔阳在几十年的承担中，忍受了寂寞，包容了批评，经历了艰苦，但他也说自己收获了创作的愉悦。经历几次大的手术他仍然能够很轻松地生活，他说，现在对自己有个“三事儿主义”：“政治上不惹事儿、经济上没有事儿、多多少少为人们办点事儿。”这样他就总在忙活，“没时间为病难受、悲观了”。当然，在他个人的成功背后，还有默默无闻的妻子的支持。他说他一生感谢的人，是他的妻子。“我是个平平常常的人，所以我有个笔名叫‘余平夫’。另外我的爱人叫元平，我，元平的丈夫是也。”苏老笑着仰起头，为他一生能有此爱人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