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和大亨刘长乐。（图片来源：中国网）

刘长乐先生一九五一年出生于上海，刘向一之子。祖籍山东莱芜。一九八零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年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任记者、编辑、新闻评论员以至高级管理人员，多次参与重大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多次获优秀新闻大奖。

刘长乐目前担任中国传媒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客座教授，2009年5月22号正式受聘为武汉大学客座教授。同时也是南京大学的校董。一九九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刘长乐在香港与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合作创办了凤凰卫视有限公司。并于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易名为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刘长乐担任该公司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

凤凰卫视一九九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启播，以“拉近全球华人距离”为宗旨，全力为全世界华人提供高质素的华语电视节目。庞大的环球市场加上成功的扩展策略，令凤凰卫视得以发展为多频道的平台，旗下的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欧洲台及凤凰卫视美洲台，透过亚洲三号S.EUROBIRD卫星、EUROBIRD卫星及美国DIRECTV和ECHOSTAR卫星直播平台，覆盖亚太、欧美、北非九十余个国家及地区。此外凤凰卫视还拥有凤凰周刊和凤凰网，使集团成为一家在国际社会享有盛誉的多媒体跨国机构。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于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在香港创业板挂牌上市。

由北京大学和《经济观察报》共同组织的“中国最受尊重企业”评选活动中，凤凰卫视自二零零一年以来，连续三年榜上有名。在二零零零年一月出版的《华声月刊》中，刘长乐被评为99年度“十大华声人物”之一。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中国新闻周刊》“2000年新闻人物十大派对榜”，刘长乐被评为“传媒智者”。二零零四年五月，刘长乐获得“2004年蒙代尔世界经理人成就奖”。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亦在各类选举中获奖，有“传媒智者”、“中国企业领袖”、“亚太最具创造力之华商领袖”、“全球华语节目提供商领导者”之称。凤凰卫视连续四年入围《亚洲周刊》举办的华商500强排行榜；连续三年被评为“中国最受尊敬企业”，并获“2004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殊荣。

凤凰卫视在刘长乐的带领下，庞大的环球市场加上成功的扩展策略令凤凰卫视由单一频道发展为多频道的平台。到目前为止，凤凰卫视拥有中文台、电影台、资讯台、欧洲台和美洲台五个频道。现在，凤凰卫视通过亚卫三号S.EUROBIRD卫星，美国DIRECTV及ECHOSTAR卫星直播平台，已覆盖了亚、欧、北美、北非等95个国家和地区，在香港也进入了有线电视和NowTV宽频网，成为公认的在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华语媒体之一。

2008年，刘长乐先生与台湾佛光山星云大师的对话录《包容的智慧》一书一经出版，得到了各方面的高度评价。

刘长乐简介

1951年出生于上海。(其父刘向一为山东南下干部。)

1970年他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去了兰州制药厂，半年后参军，在辽宁锦州第四十集团军当兵。’

1980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

1980年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任记者、编辑、新闻评论员、高级管理人员。

1988年移居海外，在中国本土及海外的投资项目包括石油、道路建设、房地产、贸易及文化事业等。

1996年3月31日，创立凤凰卫视有限公司。

2000年6月30日成功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易名为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出任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

至今仍担任北京广播学院的客座教授一职，亦是香港亚洲电视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美国国家电视艺术科学院国际董事会理事。

近两年入选“20位中国企业领袖”、“中国最受尊敬企业50强”、“中国最受尊敬企业”第10名。

2008年1月18日，在由传媒杂志社主办，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传媒领军人物年会上，刘长乐获“2007年度中国十大传媒创新领军人物之特别贡献奖”，成为2007年度唯一获此殊荣的传媒领袖。

第36届国际艾美奖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则因多年来致力于推动华文媒体登上世界舞台，成为亚洲领先的广播电视企业家之一，获主办单位颁发的理事会奖。

12月20日，刘长乐获得由《传媒》杂志主办的中国10位传媒领袖2008年度“十大传媒领军人物”大奖。

颇传奇人物刘长乐

他被尊为“佛商”，当选“中国企业领袖”，被称传媒“智者”和“大亨”，是香港人传说中的“神秘的大佛”。

当然更多人知道刘长乐，还是因为凤凰。

■刘长乐

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

1951年11月生于上海。1953年随父母到北京。

下过乡。后进工厂。1970年从军。

1980年11月调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历任记者、编辑、新闻评论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并就读北京广播学院。

1988年投身商海。第一桶金来自原油贸易，做石油制品买卖中间商很快完成原始积累。一年后，赴美发展，1990年到香港。

1996年3月31日，旗下今日亚洲有限公司，与“卫星电视”及“华颖国际”有限公司共同创立凤凰卫视有限公司，并于2000年在香港创业板上市。

3月31日，凤凰卫视八周年。

这样的时候，当然该做刘长乐。一个颇传奇的人物。

他最准确的身份应该是个商人，成就可谓“灼灼其华”———据说个人总资产数十亿人民币，名下40多家全资或控股企业，分布在中国内地、新加坡、香港、美国，仅在内地投资就达上百亿人民币。在广东茂名，国内最大的25万吨级原油码头，他的公司占有1/4的股权。在北京和广东，他的公司投资修建的高速公路长达300多公里。

当然更多人知道刘长乐，还是因为凤凰。

他被尊为“佛商”，当选“中国企业领袖”，被称传媒“智者”和“大亨”，是香港人传说中的“神秘的大佛”。

这样一个选题不容易做。做一个财经人物访谈实非所长，那么谈凤凰吗，谈怎么做传媒？会不会太闷？那可是研究者们写论文的题目，甚至，还有专著。眼前就有值凤凰八周年之际适时推出的新书《解密凤凰》，封面上刘长乐被一干名主持众星捧月拍出来的那张照片，效果令人绝倒，人称《无间道4》。

还好还有刘长乐自云“农工兵学商一样不少”的53年人生，以及它们为他日后做事做人留下的痕迹。

3月16日上午，在紫金宾馆刘长乐轩敞的办公室与他见面。他居高临下地握手，似乎很放松地点烟，但时刻机敏如箭在弦上，反应快得像刀锋，很多问题回答得很工巧，似乎总有力量把话题拉到他想说的方向上去。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军人似的爽朗亲切，比如一落座就快人快语地问候起我们摄影记者的头发，然后说起自己一生中惟一一次剃光头的往事：“刚当兵的时候。觉得是生命中重大的事，应该有点儿仪式感。”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事情往往超过我们年龄负荷。常常在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去承担一些大任的时候，这些大任就砸到你脑袋上了

记者：我注意到您谈自己经历的时候挺强调您是从工厂去当兵的。

刘长乐：因为好多人是从农村，为了摆脱农村当兵去的。而我那时候实际上已经当了工人了。

记者：当兵在您是一个主动选择？

刘长乐：对。还是后门兵，因为我近视眼，要不走后门我当不了兵。

记者：为什么，觉得当兵能给自己带来什么？

刘长乐：比较向往。我们那时候属于还是比较有社会责任感的那么一代人，因为从小就受这种集体主义的教育、爱国主义的教育。我当兵是在辽宁锦州，是野战军的工兵连。

记者：还参加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抢险。看到您母亲的一个回忆，说3个月没见到你，终于等到你回家，瘦得厉害，两手十指的指甲都磨掉一半，指头肚全部结痂。

刘长乐：因为我那时候在工兵连队当指导员。工兵连队每次抢险救灾都在最前边，逢山开道，遇水架桥，这就是工兵。

记者：很辛苦的那一种？

刘长乐：很辛苦。那时候我已经当连队指导员了，属于比较年轻的指导员。

记者：经历那种场面好像对很多人的刺激非常大。

刘长乐：我当时还好。因为1975年营口的大地震我们也是排头兵，面对死亡、面对灾害、面对天崩地裂生与死的考验，这种事儿我们已经见过了。唐山无非就是数量的增加。我自己当时照了很多唐山的照片。

记者：营口地震那会儿您24岁？

刘长乐：对。那时候我是排长。

记者：我发现您特别爱强调您在那会儿的……

刘长乐：那个位置，是吧？

记者：当时的官职。您是很有自豪感是吧？

刘长乐：不是自豪，是一个责任。比如说你作为一个连队的指导员，一个连都归你带。你在救灾中间应该起的作用就不是要保一个人，而是要保一片人，是负责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记者：您这方面的意识好像是特别强。

刘长乐：好像有领导人的素质是吧？其实也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事情超过了我们年龄负荷。所有的事情都是提前的，提前了很多。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都是提前去串联，才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跑遍全国了，然后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父母又提前被抓起来了。很小就受了刺激，然后又经历了很多，我是工农兵学商全干过。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比较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去承担一些大任的时候，这些大任就砸到你脑袋上了。

■西方人对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太低估了，他们以为中国现在还是靠关系就能够生存。说凤凰有背景，是他们一种非善意的揣测

记者：后来大家谈及你，也好像特爱提到您的军队背景。

刘长乐：那是海外的媒体和西方一些舆论，他们一种非善意的揣测。他们认为你们到海外去办媒体，而且办得这么好，是不是因为你背后有人支持？认为你是有背景、有来头的，甚至认为你是不是现在还属于某某势力集团，或者你是不是现在还属于军方？这样就“阴谋论”了。

记者：也不光是西方这么猜吧，网上大家也有很多议论。

刘长乐：其实现在背景问题也基本上没有了，除非对我完全不了解的人。那天CNN访问我，他们现在已经把中国的“关系”这两个字已经用音译的方式直接用在英文中间了。

记者：哦，像“功夫”一样？

刘长乐：对，跟“功夫”一样。他们就问我这“关系”，他们也认为是关系学的成功。我就跟他们讲，做生意，中国有句流行的话叫“八十年代靠胆子，九十年代靠路子，二十一世纪靠脑子”。关系学，在现在这个土壤里，不能说完全没有作用，但实际上它的作用已经变成相对比较次要了。特别是像媒体，这种市场化的、非常透明的产业，它是赤裸裸地摊在光天化日之下让大家去评判、给你打分的，这个跟“关系”几乎是，可以说老实话是没有什么关系。在香港，完全中资的机构和企业太多了，他们真是百分之百的中国背景，但很多的企业应该说都没有成功，或者说都没有取得他们应该有的辉煌。相反，很多没有这种背景的企业却成功了。我觉得对凤凰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

现在很多国内的市场化运作都涉及体制转换的问题。如果你没有真正转换体制，成功的机会非常小。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市场大潮，它对你的评判，完全是根据你现在的体制怎么样。比如在央视这样一个机构中间，做得比较成功的是央视跟法国合资的索福瑞调查公司。并不是说法国人多么高明，关键是它的体制变化了，变成一个市场化体制，一个多元化的体制。这种市场的变化对于这个企业、公司的发展来说，才是最根本的一个催化剂。

所以我觉得现在回应这个问题，应该更多地从这个方面来想。西方人对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太低估了，他们以为中国现在还是靠关系就能够生存。其实越是靠关系，某种程度上来说，你暴富的可能性有，但你企业的持续发展，几乎越是没有可能的。

■冒险性的创新是凤凰新生势力的途径。中国舆论环境的发展和改善不可能是跨越式的，但是渐进式的方式它也必须往前走

记者：您1996年创办凤凰，那应该还属于是90年代，就是“靠路子”的时代，那会儿您是怎么就闯开一片天的？又是什么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让您走到今天？我看到过您有一个说法：“冒险性的创新是凤凰新生势力的途径。”您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也提到：“我有一种使命感，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甚至包括中国的政治家们也希望凤凰带头去冲破一次一次的障碍。凤凰一次一次地挑战官方新闻的底线，使得这种空间变得越来越大。”

刘长乐：首先，中国的舆论环境需要改变，这已经成为不容争辩的一个事实。与其说是我们需要它，倒不如说是时代、科学技术包括市场推着我们不得不走到这一步。比如说卫星电视的出现，它在技术手段上对于封闭天空的渗透，或者进入，是无以复加、无孔不入的。互联网也使人们的知情权一下子放大了无数倍。而且来自环境的冲击，也是刻不容缓。比如市场化的脚步、WTO的冲击，也到了一个让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时刻，就是媒体的进一步开放，将使得我们很可能是措手不及的。

作为一个媒体人，这个趋向、走势我们是非常清晰、非常准确。我这次跟默多克对话也提到这个问题，舆论环境的发展、舆论环境的改善不可能是跨越式的，但是渐进式的方式它也必须往前走。

记者：但很多人会在等待，而你们是主动地在推进？

刘长乐：这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做了凤凰的原因。我们的市场生存空间是狭窄的，生存初期遇到几个矛盾，一个是规范化的商业媒体和相对封闭的不规范市场的矛盾；再一个是我们低成本的运作和高品质的节目需求之间的矛盾；还有观众的需求、观众的愿望和政府的法律、政府的管理的矛盾。这些东西我们不能不面对。

不过反过来一想，我们凤凰诞生的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一个从经济上到政治上都趋向于迅速全球化的过程，媒体方面，比方说默多克新闻集团、维亚康姆，这些大的国际媒体集团在迅速地扩张。他们扩张的最基本的一个规律就是全球化，也包括它们对中国、对华语世界的扩张。这些大鳄对中国媒体的这种染指，速度之快，他们态度之奔放，我们确实觉得我们是有点儿望洋兴叹的，凤凰做这么一点儿小小的动作，和这些人比是小巫见大巫。说句老实话，我们还只是招架都来不及。

■面对国际媒体集团对华人世界的扩张，作为媒体人有他的压力和责任。凤凰的空间并不比别人大，是我们自己不断去试、不断争取来的

刘长乐：当然，面对这种扩张，作为我们中国的一个媒体人，像我1980年开始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甭管怎么着也干过十多年媒体，也算是个老媒体人吧，也有他的压力和责任。

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巧合，1996年3月31日凤凰卫视诞生的，你知道半岛电视台什么时候诞生的吗？1996年2月。在西方的英语主导天下，西方媒体对中国、阿拉伯世界和其他的语种的覆盖和渗透都日趋强悍的时候，凤凰和半岛应运而生，非常非常巧合。

而且它们都生在一个地缘文化非常有意思、非常独特的地方。半岛是生在卡塔尔，卡塔尔是阿拉伯世界中一个相对开放的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国。凤凰是诞生在香港，也是一个很小的行政区划。它们相同的地方在于，都不讲英语，他们都讲自己本土的母语。

但从投资角度来讲，我们与他们差距很远了。半岛当时是1.37亿美元的注册资金。之后五年之内，卡塔尔国家为他们每年贴补10亿美元。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所以它能有今天这样一个品牌。当然凤凰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品牌，但是我们没花那么多钱。再以后，不管是“9·11”，还是伊拉克战争，凤凰和半岛应该说都在英语世界一统天下这样一个舆论板块中间独树一帜，打开了一片非英语的新天下。这个是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一方面是应运而生，另外一个，我们把握住了大运。所以有人说我“你是一个典型的弄潮儿”。我的确很喜欢游泳，而且我是蛙泳的二级运动员。恰如其分。

有人说凤凰是一帮疯子，当然首先是从我开始疯起的。而我们说我们是一帮理智的疯子。我们疯是疯在我们的情绪上，疯在我们的斗志上，精神方面。但是在政治导向方面，包括在对待大运的时势把握、时政的把握，包括对于经济运程的把握方面我们是非常理智的。

记者：那具体又是怎么做到呢？像您说的“在中国有很多的风风雨雨，怎么样因势利导，驾驭好”？

刘长乐：关键是，应该持一种积极的、善意的媒体立场，而不是苛求的，或者说恶意的一种媒体立场。必须承认，官方的管理部门和机构，面对这种变化他们的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也主张改革开放，非常强调在开放中间去求发展，在开放中去求奋进。但是他们另外一方面又不希望乱。这种心态我们非常理解。我认为中国的官方领导人也是很开明的。

在这个大前提下，我觉得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好办。这一点我们的评论员心目中是摆得非常清楚的，我们要做帮忙的事，不做帮倒忙的事。这个动机很重要。其实凤凰，它对自己的自律远远超过了很多其他媒体。我们的空间并不比别人大，是我们自己不断去试、不断争取来的。从内容上无法突破，就从形式上突破。我们在想尽办法突围。这个“围”并不都是官方给你设置的，也有很多是传统的势力，有很多是人们接受习惯、我们自己的惯性带来的。

■一个媒体对我们的生态和生存环境乃至整体文化结构会发生怎样的影响，那种满足感是钱买不到的。永远寻找我们新的发展和新的创意，是凤凰发展的根

记者：说到自律，那次吴小莉被朱总理点名，您不同意把这件事放当晚的《时事直通车》头条。在眼下这个不少媒体都很自恋，这方面恶例频频的年代，这挺难得。

刘长乐：小莉那件事情我们很激动，说老实话，因为我们当时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有很多的人对我们是有非议的，包括各种各样的非议。总理在那样的一种情况下对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认同，这绝不是谁导演的，不是谁想这么做就做的，这是一种很大的对我们的回馈，我觉得代表了观众的回馈。所以当然我们大家很激动了，有人提议把它放头条。我说不要这样。那天最重要的新闻是人大闭幕了，是总理的这个班子被认可、换届成功了，然后才是新闻发布会，然后才是新闻发布会上的一个花絮，就是小莉的这个事情。这个顺序从新闻事件角度来讲是这样的。

凤凰是个公众传媒，它表现的必须是公众所共同关心的问题，不能因我们一时兴奋而侵害公众利益。我们做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和企业、个人的名与利之间，我觉得前者更重要。这是媒体人的职业道德。媒体是一个公器，特别是做卫星电视，它是公器中的公器。把握起来应该特别注意公器本身的这种纯洁性。这是它的含金量所在，使得它能够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这种诚信说老实话是钱买不到的。

记者：看到一种说法，“刘长乐做凤凰卫视用了他10%的财力，却投入了99%的精力”。您好像并不完全把凤凰当一个生意在做。您说过一句话：“我们自己可能都还没有注意到，一个媒体对我们的生态和生存环境乃至整体文化结构会发生什么影响。”

刘长乐：我是有点儿“癖”，对凤凰的追求和爱好。心力的付出这方面是心甘情愿的，自讨苦吃，而且还苦中作乐。

任何一个其他的生意，都不可能在民众中间带来这么多的涟漪。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石”，不仅给观众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引起强烈的反应，即便是在媒体界，他给中国的媒体带来的，又何尝不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浪奔浪涌反过来当然也冲击了我们自己。比方说我们做了凤凰资讯台，接着出现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频道；我的谈话类节目出来了，接着其他媒体那边也开始出现调侃节目；然后我们又改成非常严肃的人穿对襟棉袄在那儿“有报天天读”，又有人复制到无以复加，连服装都一模一样。我们于是又把李敖这只老虎放出来在凤凰折腾，等等，让人目不暇接。所有这些东西，在观众、社会上、市场上，包括在中国这个政治进程中间，它所扮演的角色都是清晰可鉴的，有轨可循而且落地有声。这一点是着实让人觉得……

记者：有成就感？

刘长乐：挺有意思。无论是“9·11”，还是伊拉克战争，当大家随着凤凰卫视的电视画面在那儿心动、在那儿喘息，甚至有悲有喜。这种感觉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比挣更多的钱、比有更多的什么盈利要更来得踏实。作为一个电视人能够有这样的一种，不能说荣耀吧，有这样一种感受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心满意足的。我叫长乐，人都说“知足长乐”，我呢，有人说你是永不知足的人，其实我很知足，很多事情我都特别知足。

当然另外又有永远不知足的这一面。说老实话，在华语媒体面前，我们还算块料，但是我们跟世界上很多媒体比较，我们是很可怜的。但是中国的市场却是无比的大，它的发展空间太广阔了，有人判断到2010年的时候，中国的媒体广告规模将超过现在的2.28倍，就是达到2060亿美元这样的规模。这个发展空间和速度应该说在世界其他的领域里是完全没有的。面临这样一个如此迅速膨胀之市场，我们这个使命感能够和我们的经济目标同步地实现，这是非常非常令人鼓舞的一件事情。

记者：去年的时候，您说“凤凰现在正面临七年之痒”，现在八周年了……

刘长乐：“八”为发，今年对于凤凰来说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凤凰经过这么苦哈哈几年的奋斗，今年将迎来我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盈利的一年。再一个，八岁其实还是小孩子，作为凤凰来说我们还非常年轻，所以我们还是应该脚踏实地地在这种孩童的心态中去有更多的梦想、更多的憧憬，去寻找我们新的发展和新的创意。永远保持这种新的心态，说老实话是凤凰能够发展的一个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