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国学院 李俊

锺嵘（468？－518）是中国古代南北朝时期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主要生活于齐、梁两朝。他祖籍颍川长社人，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他是曹魏大书法家锺繇的后代，但是经学者研究考证，他其实是锺繇弟弟锺演的后代，因为那个时期特别重视门第，锺繇又非常有名，所以就把他的世系张冠李戴搞错了。锺嵘的七世祖锺雅在东晋早期做过地位很高的侍中之官，但到后来就没落了。也许因为这一点，他仍然觉得自己有门第的优势，所以在梁朝初期，他见很多寒族的人物因为军功在政治上得势，然后又去做生意，与民争利，于是就上书梁武帝，提议对这帮人加以笼络和限制，言辞之中，颇有鄙夷之意。梁武帝听了他的建议，将他的意思下达给相关部门去做。在更早的齐明帝时期（494－498），他见齐明帝特别喜欢听取地方上的事物报告，爱管一些叮咛琐碎的事情，于是上书批评皇帝管的过宽。结果明帝听了，非常不高兴，饶得太中大夫顾暠开解才未被罚。由此可见，他也是个具有激烈情怀而又充满责任感的人，具有传统的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虽然如此，但在那个门阀严格的社会，他的作为仍然有限，一生也不显赫。

与简短而平淡的人生相比，他的著作却要辉煌的多。《诗品》，又称《诗评》，是我国古代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专论之作。全书分上、中、下三篇，评论自汉至梁的一百二十三位诗人的诗，其中梁代的作者只涉及那些过世的人物。根据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推论出，锺嵘完成这本书是在天监十二年（513）到天监十七年（518）之间，因为书中所论最晚的作者沈约，卒于天监十二年。他认为五言诗最能体现诗的意味，因此，全书的评论对象就是梁代以前的五言。至于创撰的缘由，他在上篇的序言中说，前人在研究和批评古人的作品过于泛泛，眉目不显，优劣不明。基于此，他希望从两个方面加以纠正，首先是“第其高下”，其次是则溯其源流。所谓的“第其高下”是指将诗人分为三品，其中上品除汉代古诗以外，为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这是从《汉书》九品论人而来的，同时也与当时九品官人的风气契合。所谓的溯其源流，则是指出诗人与诗人之间在体制风格上具有什么样的联系。在上品十二人中，他将每个人的源头都予以点明。（这里我也把古诗算作一人，是为了方便叙述。）通过他的研究，他发现古今五言诗的源头不外国风、小雅、楚辞三个源头，后世的诗歌都是从这三系派生出来的。这一点是从刘歆《七略》条别诸子九流十家中获得启发。对此，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特别推崇，说“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此意非后世诗话家流所能喻也。”（《文史通义·诗话》）后世诗话也有溯流别的，但没有锺嵘这么有系统有规模，从这一点来说他的成绩在诗话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锺嵘在《诗品》中所反映出来的诗学思想也是人们热衷讨论的话题，在《诗品序》都有较为明晰的表达。（《诗品序》原为三篇，分别置于上、中、下三篇之首，清代何文焕编《历代诗话》时，将它们合为一篇冠于全书之首。《诗品序》的位置及其与全书的关系也是一个较难的学术话题。）首先，在诗歌审美上，他认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这是讲究风骨与文彩相结合。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他特别推崇曹植、陆机、谢灵运的诗。其次，在诗的写作中，他提出写诗跟写文章不一样，写文章要援用事例以资佐证，即“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而写诗是吟咏情性的行为，不贵用事，否则就会拘挛补衲，反而失去了自然英旨。也正是强调自然，所以最后他反对那个时代最为流行的思潮，即沈约等人提倡的声律说。他认为沈约等人提倡的声律之说使人写诗时顾忌太多，放不开手脚。但这并不意味着锺嵘不注意声韵，他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诵，不可蹇碍，但令清浊流通，口吻调利，斯为足矣。”在声律上不像沈约要求的那么细致具体。大概正因为这一点，后来好事者便编造了他与沈约不合的故事。故事是说，他写好《诗品》后，曾去求誉于沈约，沈约不予理睬，于是怀恨在心，贬低沈约，置之中品。事实若何，不得而知，但据今人研习汉魏六朝诗歌的经验，锺嵘的大部分评价都得到了认同。

下面我们附录一则《诗品》的内容，借以展示锺嵘精炼而准确的论诗之法：

上品·魏陈思王植（锺嵘认为曹植是最理想的体现诗歌之美的人物。）

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尓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