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在格朗维尔

　　克里斯汀·迪奥于1905年1月21日凌晨1点30分出生于法国昂热地区的卢瓦尔河谷镇。不过，童年的大部分时间，他是在法国西北部的海边小城格朗维尔度过。

　　在家长式的世界中，孩子的特殊才能通常都会被忽视，因为大人们都将孩子当作小机器人一般，给他们请女家庭教师，并且以孩子的学习成绩、课堂表现以及在钢琴方面的天赋来评价他们。但是很幸运的是，克里斯汀有一个很好的外祖母，她很早就意识到克里斯汀和他的兄弟姐妹不一样。

　　克里斯汀的哥哥雷蒙德是个军人；妹妹杰奎琳是调皮的女孩；弟弟伯纳德像小羊羔一样温顺，性格极其内向；但是克里斯汀非常活跃和亲切，对任何事情都感兴趣——而且非常富有想象力!每年他都会非常兴奋地等待狂欢节的到来，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孩，化装舞会更是能给他带来难以形容的快乐。他最大的快乐就是设计服装，他的这项才能很早就显示出来了。他不仅有自己的构思，而且还可以将构思画在纸上。每年克里斯汀的兄弟姐妹都会找他设计服装。他很快放弃了设计平庸的角色，如丑角哈里奎恩与耧斗菜、格林童话中的汉塞尔与格莱特，或者戴着粉色假发的公爵夫人，而是做出了许多令人惊叹的新创意。有一年，克里斯汀把他的妹妹打扮成了穿着用贝壳做成的紧身女装和草裙的海王尼普顿。有一次他需要一块格子呢绒来做一条风笛手的苏格兰短裙，但是却找不到，于是他直接将格子画在了衣料上面。他随时都带着一个笔记本，一有灵感了就记下来。当他在学校的伙伴用木剑来玩决斗游戏的时候，他却沉迷于服装设计中，而且随后不久他发现自己能够将设计变成实物了。他可以连续好几天把自己关在设计室里面，与女裁缝朱丽叶在一起，而朱丽叶非常乐意纵容他这样。他们在房子的三楼建了一间工作室，朱丽叶负责缝纫，克里斯汀负责设计。外祖母玛汀则非常愉快地被邀请对每件成品服装进行检查。在制作过程中，她也总是与克里斯汀他们在一起。

　　克里斯汀·迪奥很喜爱他的外祖母，她就住在离克里斯汀家的不远处。克里斯汀和她无话不谈。外祖母知道天上所有星星的名字，她可以对中国、埃及或希腊滔滔不绝，即使她从来都没有去过。外祖母对世界上的不同国家很有自己的看法，她信命，信风水，信算命和各种有趣的事情。

　　克里斯汀愉快而舒适地在二十世纪初“美好年代”的安宁中度过了童年。“我把它描述为一段快乐、自信、和平的时期。当时我们所想的就是，享受生活。我们无忧无虑，从不相信会有什么会威胁到自己的财富和生活方式……从那之后，无论生活可能赋予我什么，都无法与我对那段美好时光的回忆媲美。”然而，意外的灾难降临了。格朗维尔的和平生活被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粉碎。

在那阴暗的岁月里，迪奥似乎选择了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态度，就像是一名梦想家捂住耳朵将炸弹的噪声隔离在外，希望能够以某种方式消除这件恐怖的事情。为什么他在回忆中没有提到过他的1917年年满18岁就入伍的哥哥雷蒙德呢?毕竟，这是一种英雄式的行为，因为当时是在索姆河战役期间，而且凡尔登战役刚刚失败，造成了100万人的死亡。雷蒙德所在的部队被炸上了天，他自己所在的排也被消灭了,他是唯一活下来的人，而且在他的余生中一直都遭受着精神上的创伤。

但是克里斯汀对于这个话题避而不谈可能并不是由于冷漠，更不是草率。如果他的生命得以继续，那么很明显，他的反应表现出他对于生活有无法想象的热爱，所以他不顾一切地要避免任何伤痛和痛苦。一名艺术家的标志，就是他忽略真实的世界，而以更加美好的方式重新创造一个世界的能力。

在巴黎放浪形骸

克里斯汀的目标是要去“探索这个新颖的，富有发明创造力的巴黎的每一个角落，巴黎这个大都市有着一切真正让人新奇的新东西”。

离开格朗维尔以后，克里斯汀发现战后的巴黎是一个能满足他那过多的好奇心和缓解他那过多感伤情调的地方。但是，他的父母很难察觉出儿子的这一面。在诺曼底避难4年后回到巴黎，他们根本不知道儿子会交上不合适的朋友，在他们视线以外到处乱玩。我们这位年轻主角的生活很有些类似于比他要大的那位同时代人——作家安德烈·纪德的生活，纪德反抗功课和学业压力的方式是完全放纵自己去追欢逐乐。

克里斯汀是个孝顺和有爱心的儿子，然而，必要的时候，他也会很巧妙地从家中脱身，成了当时巴黎最具传奇色彩的酒吧“屋顶之牛”的常客。迪奥和无数其他年轻人一样，坐在酒吧的高脚凳上，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那些来来往往的名流——毕加索、科克托、普朗克、奥内热、让·雨果、布雷东、阿拉贡等当时所有的前卫派人物。这些社会名流穿着便服就来了，画家们甚至只穿着无领套衫。不过，有些女人还是衣着考究，一身珠光宝气。克里斯汀常去的另外一种地方是新兴的画廊，在这里，“立体主义”、“神经崩溃”一类的字眼就像“日安”一样普遍，超现实主义和可卡因大出风头。

尽管有这种种诱惑，年轻的迪奥还是于1923年6月拿到了中学文凭，并开始考虑选择职业。他的选择倾向自然是美术学院。由于爱家、爱花园，他迷恋上艺术，梦想成为一个建筑师。

“无拘无束”这一概念或“对一切都持开放心态”是迪奥和他那一代人的主旋律。

在这个时刻，克里斯汀和他父亲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莫里斯·迪奥从一位公司董事长和管理者的角度出发，认为美术学院是一个叫人惋惜的地方，它只会把他的儿子引向那种等待着所有艺术家的悲惨结局，像可怜的凡·高，还未收获自己的劳动果实就毁灭了。要克里斯汀走那条路，是绝对不可能的。

然而，对克里斯汀最严重的打击还是来自他的母亲：她断然拒绝支持他的计划。由于对家庭和花园的共同热爱，他曾寄希望于她的支持，甚至以为她可能会鼓励他选择这一职业。他俩处得不错，他一直是她最懂情感、最有孝心的孩子。但是，母亲玛德琳立场坚定，认为一个人在美术学院学到的那些东西不会构成一种职业。

刚开始，克里斯汀还坚持自己的立场。后来，他学得聪明起来，意识到寻求一种妥协也是符合他的利益的。他曾写道：“为了赢得时间，为了享受尽可能大的自由，我就读于圣·盖洛姆大街的巴黎政治学院，这不必承担任何责任。这是一种允许我过自己想过的生活的虚伪方式。”人人都很高兴。迪奥夫人带着自己那些有关择业的旧观念，放心地舒了一口气：她的儿子注定要从事外交工作。

但克里斯汀再次同他父母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继续追求自己的兴趣，重新跳回到“屋顶之牛”酒吧的凳子上去。

初出茅庐

迪奥开始在让父母失望的职业之路上走得更远。与朋友合开画廊是他的第一步。而真正的转机发生在他被邀请与好友让·奥泽恩同住之后。后来成为演员的奥泽恩当时是一位时装插画作者，住在亨利四世河滨路。那儿有塞纳河上最美的风景，不远处可以看到先贤祠。

这正是迪奥求之不得的。巴黎的这一地区不仅是他所喜爱的，而且他的东道主又是一位很有才华的绘图师，因为上门求货的人很多而得不断地工作。克里斯汀有的是时间来观察与学习。奥泽恩对迪奥在时装方面的天分大为欣赏，不时加以鼓励与指点。奥泽恩的美国朋友马克斯·凯纳也是一位插画作者，他教迪奥如何用画笔，与他讨论色彩的运用。克里斯汀每学做一样都要重复很多遍，房间的地板上到处都是纸，有些被扔在废纸篓里，有些被他一气之下揉成了一团。他喜爱绘画，但他意识到自己以前从未真正学会过怎样拿笔。不过，他感觉到他已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职业，再不会有什么改变了。

终于，有一天晚上，奥泽恩带着一副凯旋而归的样子回到住所。他卖出了克里斯汀的六张设计图，价格相当可观，得到了120法郎。克里斯汀高兴得忘乎所以。“这是我用自己的双手真正挣到的第一笔钱。我惊喜不已。那120法郎是一位关心我、忠心于我的朋友带来的，它们就像漫漫长夜后的第一束阳光。它们将决定我的前程。我现在仍然能看见它们在闪光!”

受到首次成功的鼓舞，他决定离开巴黎去南方。那儿，他可以与他的家人在一起，关起门来进一步完善他这一新的技能。他30岁了，正充满激情，因为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他在桌边不知不觉地坐了两个月，蟋蟀的叫声和熏衣草的香味一直陪伴着他，给他以灵感。

回到巴黎，他首先求助的那批人中包括他的朋友、《时尚》杂志主编米歇尔·布伦霍夫和时装设计师兼室内装饰师乔治·格夫雷。他们在做出诚恳批评的同时，也给他以鼓励，并提出一些建设性建议。克里斯汀都认真地听取。他回到画板上，这里修修，那里改改，一切重新开始。他是一个模范学生，要追求最好的成绩，而毫不考虑别人的讥笑或指责。

不出所料，他的作品受到了人们的喜欢。尤其是他设计的帽子，比他设计的衣服更为成功。帽商克洛德·圣·西尔甚至把他设计的帽子全部买去，“以确保别人不会得到它们”。

就这样一步一步地，通过考察和慢慢积累经验，他设计的服装也开始打响。大公司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抢购他的作品。他突然发现自己在时装界正声名鹊起。迪奥的日记表明，从1935年9月开始，他的销售客户事实上已有差不多50家，包括成衣制造商、皮毛衣商、女帽头饰商和一些时装杂志。刚开始，他挣到的钱只够勉强维生，逐渐地他挣得越来越多。这无疑要归功于他那些富有表现力的设计图，他的一笔一画都体现出运动和力量。他的才能还表现在他可以把穿着他设计的衣服的女性惟妙惟肖地画出来。

被《时尚》所赏识

从迪奥早年开始，算命师就在他的生活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他第一次与算命师打交道是在1919年，当时迪奥14岁。那是在一个慈善义卖会上，大家为战争救济募集资金。他身穿吉卜赛式的服装，在颈部周围的彩带上挂着一个篮子，为算命师出售天佑好运的护身符。有一天，售卖结束后，一个女人为小迪奥看了手相。

“你将非常贫穷，”她说，“但女人将带给你幸运，为你带来成功。你将从她们那里赚取大笔的钱。为此，你不得不远行万里。”

当迪奥把这个女算命师的话告诉他的家人时，每个人都狂笑不止。从女人那里“赚大笔的钱”，这个含混不清的论调，足够激荡出最最疯狂的解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迪奥都将这次算命的结果埋藏于心，但他仍本能地被吸引到那些超自然的东西和占卜者的艺术上去。

美国《时尚》杂志编辑贝蒂娜·巴拉德(Bettina Ballard)是最早意识到迪奥的服装将登上时尚舞台的人之一，她是1946年2月到巴黎来采访报道时装展览的。“我感到吃惊，人们对吕西安·勒隆公司的时装突然感兴趣起来，那家公司并不是因其服装的激动人心的个性而有名的。”她在自传《我的时装世界》里这样写道，“我感到好奇的是，在舞台背后是谁的手给战后巴黎死气沉沉的时装界带来了这种焕然一新、令人羡慕的面貌。要弄清楚这一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问吕西安·勒隆。‘贝蒂娜，让我介绍你认识一位我认为有着非凡才华的人，’他自豪地回答说，‘克里斯汀在哪儿?’在问遍所有的人后，终于走出来一位面色红润的男子，他仍然是一副圆圆胖胖的娃娃脸形象，略显尖小的下巴更加突出了他的羞怯感。”

在接受新闻界女士们恭维方面，克里斯汀仍是个新手，他勉强挤出一点儿笑容，这让他那位美国崇拜者心里感到暖融融的。“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嘴很小、脸爱红的男人给人一种安全感。他的笑很甜美，但也有些忧伤。”激动不已的贝蒂娜·巴拉德马上订购了一套晚装。

两周后，贝蒂娜·巴拉德在伦敦自豪地炫耀着“一条齐小腿肚长的黑色缎子裙，一件用薄绸做成的紫色无肩胸衣和一件呈弧形的背心”——这代表了晚装的一种全新观念。她穿着这套新装，去当时一家最时髦的夜总会“400俱乐部”，却被一位穿着双排纽扣制服、一点不讲情面的门卫挡在了门外。“从我身边走过的那些英国妇女仍然穿着战前那种拖地长裙，一身珠光宝气，而我穿着这种新潮的巴黎晚装，却被视为衣着不当。”她的陪同——一位年轻的皇家卫兵——开始大声抗议，英国在时装方面怎么这么落后！当着《时尚》杂志编辑的面摔门，可不是一件很美的事。事实上，这件事被闹得沸沸扬扬，最后竟提交到议会!当美国《时代》周刊登载了这件事后，大西洋两岸的报纸竟展开了一场轰动一时的大论战。英国态度强硬，反对任何有违传统观念的时装，而巴黎的舆论界却在静候着某种新风尚的出现。

“新风貌”来了

二战让时装界沉寂太久了。于是，一位新的设计师崭露头角，这本身便是一大新闻。迪奥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长衣、窄腰、宽裙子……他一下又回到了大战前的传统。为了1947年春季的首次时装发布会，新成立的克里斯汀·迪奥时装公司的所有员工在蒙田大道30号的总部里忙乱了好几个月。1947年2月11日晚上举行的内部预展让那些先睹为快的朋友们意识到，一场革命马上就要发生了。

那天半夜，一切终于都准备就绪，迪奥走出大楼后，又忍不住驻足回望。他微笑着用手指着大门上方自己的名字，打了一个手势，说：“如果妈妈还在世的话，我决不敢这么做的。”

而第二天就是他的成功时刻。迪奥的首次时装发布会成了爆炸性的新闻。因其轮廓线条设计大胆，这一系列女装被称为“新风貌”。

由于时装刊物对那种革命性的设计做了大量热情的报道，几个月后，当那些衣服的样品刚刚出现在商店时，赶时髦的女人们争先恐后地欲一睹风采，并踊跃购买。自从1925年香奈儿以其“假小子”风格震惊时装界以来，还没出现过这么激动人心的事情。

克里斯汀·迪奥香水有限公司也在不久后成立了。迪奥把他对英国东西的一片热爱之心用在商业上，于是便有了“迪奥小姐”这一名称。香水盒在几天之后就问世了，这种设计式样采用了维克多·格朗皮尔的建议。

这种即兴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创建一种新的香水品牌，不如说更像超现实主义诗人们喜欢玩的那种被称做“后果”的游戏(即每个人都轮流加一点自己的东西)。一切都是在轻松的心情下进行的，而相比之下，今天搞的那些市场研究、市场争夺和试销等活动花费昂贵，花上个几百万，还难以保证成功。在那些美好的旧日时代，迪奥可以叫他的朋友、插图画作者雷内·格鲁诺画一张海报贴出去，就可以宣传他的新香水，而根本不用给他一个什么“观念”，让他自己去干就得了。格鲁诺首先想到的形象是一只白色天鹅滑过橘黄色的纸面，脖子上有一根珍珠项链和黑色的丝绒领结。这一形象后来在世界各地被采用，而且还将继续采用下去。亨利·索格谱写了一曲即兴华尔兹音乐以纪念“迪奥小姐”牌香水。迪奥曾写道：“我们大家又聚在了一起，就像我们年轻时那样，去野炊，去钓鱼，去进行槌球比赛。不过这次，另一场竞赛正等着我们。”

迪奥的女人们

有多少其他女装设计师可以像迪奥那样宣称，“我几乎不特别宣传，但是来我这里的顾客却往往属于我所期望的类型?!”

温莎公爵夫人自从成为迪奥客户后，就牢牢地把握住了适合她高雅气质的服饰风格，懂得了如何选择用于凸显她的首饰的晚礼服，以及她那敏锐的“简单就是美”的搭配信念。具有黝黑皮肤的墨西哥美女葛劳丽亚·基尼斯是具有自己独特穿衣风格的女人，她偶尔也穿戴迪奥，而且她的服装总是黑的或白的。当她穿着黑色羊毛小外套从劳斯莱斯上下来时，当她在农场手握喷壶为苹果树浇水时，当她带着她的小狗散步时，都让迪奥迷醉不已。她是唯一的或者少数几个，能令迪奥亲自来到试衣间的女子。这样的荣幸，迪奥甚至没有给过伊丽莎白·泰勒。

如果听到有些模特儿抱怨说迪奥是在“用他的眼睛，用他那可怕的职业眼光剥她们身上的衣服”时，那也不要感到吃惊。他会反驳说，不，他没有剥她们的衣服，他是在“用另外的什么东西给她们穿衣服”。

这是一个漂亮女人一天要换四次衣服的时代。有些美人，好像是来自上天的尤物，每种相同的衣服都要订购3套。那位在政界关系颇多的富寡妇托马斯·毕德尔夫人就是这样，她喜欢为自己的每次旅行专门准备衣服，巴黎一件，纽约一件，其他地方一件——优雅的女人去看戏或听音乐会时，不会穿她已经在夏庞蒂埃画廊交易会上穿过的衣服，更不会戴曾在马克西姆餐厅吃午餐时戴的帽子。穿下午装浏览商店橱窗中的古董，在塞纳河边慢跑或者在布洛涅森林漫步，非常适宜，但是一旦到下午5点，就到了戴上珍珠项链去丽兹或凡尔赛的特里亚农宫喝茶的时候。在晚上赴宴前，女人一般会在理发店打理自己的头发，之后选择手包、手套和一根白鹭的羽毛。这时，就需要女仆的协助，她需要把所有主人需要的东西摆放出来，然后帮助她的女主人穿好胸衣，选好毛衣、香水和袖珍手帕后，准备好鸡尾酒礼服。过去与现在的唯一的区别，是“在那些日子里，他们有现在的人没有的东西——时间！”

时装大师巴伦西亚加也记得，当他去贝蒂娜·巴拉德家中做客时，她请求他帮她系好她那件迪奥时装。那衣服在背后从上到下有30颗细小的纽扣。她丈夫拒绝帮这个忙。巴伦西亚加也认为迪奥走得太远了，根据贝蒂娜·巴拉德的记述，他当时大声地叫道：“克里斯汀疯了，疯了!”

有些女人完全失去了头脑。最严重的一个例子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老板奥托·卡恩的女儿马里奥特女士，她嫁给了一位英国将军。小巧、苗条的她把自己的生命耗费在追求身材和衣服上面。她会在大广场饭店包住一个房间，每天下午2点至7点泡在迪奥店里，一年要订购大约100套衣服，有些衣服根本没有想到会去穿。她对衣服上瘾就像有的人对赌博上瘾一样。她能告诉你一顶帽子上有多少排草编带子，或一件方格呢大衣上有多少个小方格。她晚上睡觉时想到的是第二天她要订购的衣服，她在梦中梦到的是将与这件漂亮衣服相搭配的各种帽子。醒来后就给那位女店员打电话约好时间，尽管她可能已经约了五六次。“她的”服装师(因为她梦想他整个儿都属于她一个人)成了她的个人教练和导师。

就连迪奥也很反感这种走极端的女性。当一位女店员自豪地说她给一位美国顾客卖了三件有腰带的衣服时，他马上要求她给那位顾客打电话取消其中的两件。他怒气冲冲地说：“这很荒唐。你不能那样做。同样的衣服不能有三件。”

尽管他制定了一条规则，不轻易下楼到试衣间去，但他仍然知道下面发生的一切。他的那些“亲爱的”也需要接受教育。每次展销后，他都会肩负起作为一位“女子学校”校长的道德责任，努力给那种普遍轻浮的气氛恢复一点秩序，他会在他账册的最开头部分花上十来页篇幅讲一堂时装礼仪方面的课程。“一位顾客对服装设计师的职责是什么?是选择能最大优势地表现她自己的服装。如果她做不到这点，那就不仅是对不住她自己，也会影响我们公司的良好声誉。”

名流们是说什么也不会错过迪奥的服装发布会的。巴黎犹如一个大剧场，在这里，今日贵族与日后他们的同伴会合。仿佛普鲁斯特笔下奥黛特的原型仍然健在，祝贺“小克里斯汀”干的漂亮。迪奥的衣服犹如诗意般的隐喻，对现代的奥黛特真是活色生香的诱惑，诱惑着奥黛特们穿上这件衣服，滑入厚重而辉煌的过往。

迪奥自己的总结是希望可以做一位魔法师：“女装设计师的工作美妙极了。只有他们有权利改变一个女人，现在，灰姑娘的仙女教母不再继续她的手艺了，已经让位给了女装设计师。但是如果这种转变的背后没有一系列的机构组织加以支持，没有设计师从内心发出的激情和热望的话，这种伟大的力量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威力和声望。奢华的礼服和壮丽的布满节日装饰的时装表演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对于奢华的憧憬。在我们这个灰色的世界，女装设计师仍然可以变一点魔法。”

从格朗维尔来的这个小男孩已经实现了他的梦想。

大出风头的美国之行

克里斯汀·迪奥的国际声誉，与他的美国之行密不可分。

横渡大西洋，并非是迪奥的初衷，因为他通常不愿远离家园。所以当他被邀请到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接受“时装奥斯卡”奖时，恋家的迪奥心里充满了不情愿。至少可以说，当他的脑海中一浮现将要进行的旅行，他就不舒服。但是天生的商业触觉，使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此行的意义。作为一名女装设计师，他也很想更好地了解一下美国女性，而且他还得知，这是二战期间才设立的“时装奥斯卡”奖首次颁给一位法国人，并且仅仅基于他的第一次服装秀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的激发下，加之法国时装业由于大战差一点就要永远垮落下去的严酷形势，他觉得自己肩负着一项神圣的使命——他不仅担负着战后唤醒法国时尚的任务，现在更能凭借这个机会将巴黎重新带回时尚世界的巅峰。除了上面这些理由以外，去人人谈论的新大陆探险，这个想法也点燃了迪奥的激情。

于是1947年9月，迪奥乘坐伊丽莎白女王号游轮出发了。他还在同船旅客中找到了兴趣相投的伙伴，一同度过了愉快的旅程。艾娃·谢尔盖，在康迪·纳什去世后接任《时尚》杂志的主编、美术总监亚历山大·利伯曼和他的妻子、编辑贝蒂娜·巴拉德——换句话说，就是整个《时尚》团队。晒日光浴、打桥牌、关于纽约的闲谈，这些都让迪奥对去美国的犹豫和恐惧得到了缓解。这次旅行，他独自一人，并没有带任何同事在身边，在到达自由女神怀抱之前的5天航程里，迪奥的身心得到了享受和放松。

迪奥第一次看到美国的摩天大楼时，充满了孩子般的好奇。对他来说，“那上千栋直耸云霄的摩天大厦，带着活力迸发和自信的气息”，代表了这片巨大大陆的能量，所有事物都比别处更大、更好。迪奥贪婪地浏览着一切，急切地记下这难忘的第一印象，生怕漏掉点什么。“我被热情引领着，差点都忘记了祖国所在的那片古老大陆。埃菲尔铁塔，它那珠链般的美丽线条对我来说已经非常遥远。我沉迷于这里的一切。”

这一切甚至发生在迪奥还没有靠岸的时候。在过海关时，负责检查证件的警官抬头看了一眼迪奥，“嗯，你是一位设计师？您怎么看待裙子的长度？”

迪奥目瞪口呆。他本以为他的到来并不会有什么人注意。现在意识到自己在美国的名声比想象中要大，迪奥决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做出高级女装设计师的标准模样来。当他终于出现在走廊尽头，闪光灯和快门咔嚓声不断，一大群记者和摄影师埋伏在那里等着他。他在宾馆举行了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开始进入到媒体角色——美国式的。

不过，在这个女性有参政权的美国，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迪奥和他的设计。她们组织起了一场真正的反抗，井然有序的抗议者们不停地跟在迪奥后面大声抗议。这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全国各地都有她们的组织机构。第一个扛起反对大旗的，是来自佐治亚州路易斯维尔市的路易斯·赫恩女士。在乘坐公共汽车时，她有过一次不幸的经历。新买的长裙被公共汽车的自动门夹住，结果她被拖着跑了整个街区，公共汽车才停下来。作为“新风貌”时装的第一个严重受害者，她发誓绝不会就此罢休，立即鼓动了1265名妇女共同签署了一项反迪奥的请愿书，她们自称为“膝盖为止俱乐部”的成员。不过，反对者的种种努力似乎都是徒劳，迪奥反而更加声名远扬。

不列颠之爱

迪奥对英国的喜爱是由衷的。甚至在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他都十分高兴选择了一艘英国游轮——“不像其他巨型游轮那么俗气华丽，这艘英国船上的一切都非常的英国。除了法国以外，再没有其他国家能像英国这样博得我的喜爱。我喜欢英国的习俗、传统、它的彬彬有礼、它的建筑；你可能会惊奇，但我还非常喜欢它的美食。我非常喜欢约克郡布丁和肉馅饼，早上一杯英式早茶、麦片粥、鸡蛋加培根，简直太美妙了!”

幸运之神也的确在英国向迪奥招手。即将登基的女王和她的妹妹对“新风貌”时装都很入迷，她们认为它可以与庚斯博罗和委拉斯开兹等往日大师的作品相媲美。1947年秋天，迪奥正在伦敦的萨沃伊宫举办服装发布会，他吃惊地收到一封来自法国大使馆的短信，向他传达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要求：为英国的王太后搞一次私人服装展示。于是，迪奥带着他的衣服和模特儿们悄无声息地从便门离开旅馆，前往法国大使家中。在那里，英国王太后、玛格丽特公主、肯特公爵夫人及其妹妹——来自南斯拉夫的奥尔加公主全都在等待这场秘密的时装表演。4年之后，即1951年，迪奥公开为玛格丽特公主的21岁生日舞会设计了礼服——“新风貌”的地位由此升格为“应女王之约”。

在迪奥的不懈努力下，1948年，英国其他的地区商店里开始出售迪奥服装。很明显，这不仅仅是一个裙子长短的问题，它表明整个女性形象的改变。1952年，迪奥终于在伦敦开设了专卖店。专卖店设在梅斐尔，为了与纽约的体系保持一致，这里每年要设计两个时装系列，不久伦敦店在英国就有了55个销售部。

再见，迪奥

1957年10月27日。如同一艘巨舰淹没在白色鲜花的芳香海洋，克里斯汀·迪奥的棺木静静地安放在圣·欧诺黑·戴罗教堂的中厅。比想象中更加庄严凝重，山楂花、石竹花、山茶花和晚香玉组成的花海之内，百合花紧紧围绕着克里斯汀·迪奥，他安详地躺着，百合花的小小白色花蕾在秋日的微风中轻轻摇荡。教堂里满满坐了2000人，四壁挂着厚重的黑纱。其中至少一半人，都是你能叫得出名字的名流。在教堂之外，还有5000人沿街伫立等候。

这是死亡的信息。刻意营造的春日氛围颓然落入黑暗之中。到处都是黑色的。黑色犹如缓然荡开的涟漪，在沉默、密集的人群中散播。然而这并不仅仅是个哀悼的仪式，气氛如此怪诞诡异，仿佛一场奇妙壮阔的黑色狂欢。这是一场对迪奥神灵的崇拜。对所有在场的人来说，突然之间，在迪奥身后仍然继续从前那种生活显得过于优雅，无比重大又无法逆转的暗流在涌动，关乎他们灵魂深处才能感知的某种意识让他们恐惧。对于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他们感到了恐惧。

这不是普通的死亡，这是一场“自杀”——在美的名义下的自杀，心甘情愿倒在美的需求的屠刀下。克里斯汀·迪奥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更年轻，更苗条。但是，你并不能像对待一块昂贵衣料那样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剪裁。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过度减肥，迪奥的心脏不堪重荷。意外发生在意大利的旅行中，他的脑血管爆裂了，当医生到来的时候已经回天乏术。迪奥逝去了，他在两难选择中输掉了生命，选择天性还是道德规范，选择智慧还是寻求美的冲动。甚至算命师哈耶夫人也没能劝服迪奥，她曾经告诉过迪奥，如果他这段时间离开法国，就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管风琴乐曲在悲壮的曲调中继续回响在空中。克里斯汀·迪奥的精神仿佛无所不在。在教堂里落座的一排又一排人，按照社会等级决定座位次序——首先是王室成员，公主与贵妇，接下来是巴黎的社交界“王后们”……这些曾经因智慧和优雅而无比闪耀的旧世界的残存者，她们曾经举办过热闹非凡的“国王与王后的舞会”、“普鲁斯特的舞会”或者是“超现实主义者舞会”，夫人们骑着骆驼，坐着轿子，打扮成色彩鲜艳的金丝雀，冷酷的克利奥帕特拉，甜美的小天使或者是滑稽的小丑，从四面八方而来。那是多么让人眩晕的场面啊。

而今天，她们都处于悲痛之中。所有凭借迪奥设计的服装而闪耀动人的名媛聚到一起，带回了一个因舞会和社交晚宴而无限优雅的时代。有多少人能像克里斯汀·迪奥那样发问，“我想要的客户，就是会回我电话的人。”今天，她们全都来了。最后一次，围绕在克里斯汀·迪奥的身边，满足他的愿望。这曾经是属于迪奥的世界，但如今围绕着他的世界改变了。又有多少人意识到，她们熟悉的生活，随着迪奥逝去的那天，便被一同埋葬了？

皮埃尔·巴尔曼、纪梵希、皮尔·卡丹，甚至时装大师巴伦西亚加都来了。带着心照不宣的一致，被一股只有在最重要的场合下才会被激发的尊重之情所感染。上述的每一位都关闭自己的公司一天，表示对迪奥的哀悼和纪念。只有倔强的香奈儿拒绝加入这一行列，她派人送来了玫瑰做成的十字架给迪奥送行，那是她个人最喜欢的花，是她的香水。

教堂中的伊夫·圣·洛朗也陷入沉思。他仿佛仍然能够听到导师迪奥的声音，指示他向新闻界介绍最新系列中的设计特点，迪奥总是给予他很多信任和机会。这些与迪奥的过往记忆令他如坐针毡，未来正掌握在他的手中。伊夫·圣·洛朗向身旁两边望了望，都是些出名的脸孔。事实上，他并没有真的看到他们，只是真切地感受到，他被巴黎的高级女装业的顶尖人物所包围着。

但是那有什么要紧呢？20世纪毁誉参半的艺术全才让·科克托从座位上站起身来，来到主祭坛前，紧挨着温莎公爵夫人，此时公爵夫人正跪在祈祷台上。大家都注视着他们。这是一幅图腾，代表了两个巴黎——大都市贵族的首都的巴黎，和艺术家世界的巴黎。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幕，这两位名流代表了克里斯汀·迪奥的一生为两种力量理解和接受——上流社会和波西米亚，尊贵血统和纨绔子弟的热爱。 (完)

选自《迪奥传》 [法]波希娜 著 尉晓东 潘洋 译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8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