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8月5日，邓亚萍在第25届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决赛中战胜对手，获得冠军。

题记

　　初识“邓亚萍”这个名字，应该是在十几年前的电视里 。记得那时电视台转播的乒乓球赛，但凡有她参加，金牌最后似乎总会挂上她的脖子，尽管她的个头比绝大多数对手都矮了一截。

　　从1989年拿到首个世乒赛双打冠军到1997年的世乒赛单打冠军，邓亚萍在乒乓世界里赢了个大满贯，而她职业生涯里那120多块金牌也是无人能及。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她在球台前那鹰隼般的眼神以及击球成功后脱口而出的一声长吼——“漂亮！”这样的气势频频让对手“绝望”，也让电视机前的我们记住了这个“短小精悍”的“乒坛皇后”。

　　1997年，邓亚萍从国家队退役。再次见到她亮相荧屏，24岁的邓亚萍已经从“乒坛皇后”摇身一变成了孜孜求学的邻家女孩：“如果亚运会、世乒赛、奥运会冠军是我乒乓球生涯的三大满贯，那么清华大学学士、诺丁汉大学硕士和剑桥大学博士就是我要完成的另一项大满贯。”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邓亚萍愣是从“ABCD”26个英文字母认起，沿着她的第二个大满贯之路走了下去。

　　邓亚萍的“变脸”并未就此打住。申奥大使、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委员、北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项目专家……如今邓亚萍的最新“头衔”是北京奥组委奥运村部副部长，也就是俗称的“奥运村副村长”。7月27日，北京奥运会奥运村就要正式开村了。

说句实话，要约“邓村长”采访还真是不容易，不是因为陌生，而是她实在太忙。以至于两次和她约见，一回是在刚上班的9点，另一回是在下班后的19点。尽管都是以一身职业装的形象出现，但如今的“邓村长”还是习惯让我们称呼她“亚萍”。

最大愿望:奥运成功

　　奥运村进入“赛时阶段”

　　文汇报：北京奥运会的脚步已经离我们很近了，这段时间你主要都在忙些什么？

　　邓亚萍：前一阵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村长办公室，主要负责接待贵宾，举行升旗仪式。因为根据奥运会惯例，代表团进到村子里的头一件事，就是升旗仪式，这说明这个代表团正式进驻奥运村。仪式大约有20分钟，一般都是由村长或者副村长来主持。我们现在正在抓紧做前期工作，什么时间安排什么队，这些都要详细计划。因为从27日奥运村正式开村到开幕式只有短短十几天，要把所有205个团队的升旗仪式都完成，时间相当紧。这其中，还涉及很多高级贵宾的接待。而在奥运会期间，一万多名运动员和几千名官员都生活在奥运村里，按照饭店的量来统计，是108个饭店的量。他们所有人的衣食住行都是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

　　文汇报：那现在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很长吧？

　　邓亚萍：是啊。其实严格来说，在奥组委工作没有固定的时间。说是早晨9点上班晚上6点下班，但其实是以工作完成与否作为衡量标准的。每天我们都有自己的计划，今天的事情做完了，才能走。我现在每天5点半起床，7点钟左右就到办公室了，至于下班那就肯定得到天黑了。

　　现在整个奥运村团队都已经进入“赛时阶段”，每天大会、小会要开好几个。因为现阶段的工作已经不是各自为战，而是把大家的工作都集中到了一条链上，每个团队有很多工作人员，而每个工作人员都要明确，奥运会期间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需要做什么，大家都必须细致到这个程度才行，因此更多的是需要互相协调。

　　文汇报：7月27日，北京奥运会奥运村就要正式开村了。作为“副村长”，能否先在这里给读者介绍一下我们的奥运村？

　　邓亚萍：北京奥运村全村分为居住区、国际区和运行区三个区。

　　居住区内的运动员公寓包括22栋6层和20栋9层永久建筑。区内设有12个居民服务中心，提供住宿前台服务和相关信息。区内设主餐厅（24小时服务）和风味餐厅，以满足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人士的特殊要求，其中主餐厅可同时容纳5000名运动员就餐。居住区设室内健身训练中心、慢跑道、网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等体育休闲设施，以及网吧、游戏室、DVD厅等娱乐设施。居住区内还配备了宗教中心，里面有五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礼拜室，并提供相应的宗教服务。在运动员公寓的中心区，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综合诊所，具有门诊、急诊和兴奋剂检查等功能。在村内，24小时都有穿梭巴士服务，方便“村民”们来往于各项设施。

　国际区是举办各代表团欢迎仪式以及其他接待活动的区域，其中包括一个2万平方米的奥林匹克广场，将为运动员举办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包括露天演出、室外展览等。这里还设有银行、综合商店、茶餐厅等商业服务设施，为来访客人和村内居民提供便利。

　　运行区是奥运村最重要的工作区域之一，设有停 车场、欢迎中心、访客中心、运动员班车站和物流中心等。

　　当然，从广义上来说北京奥运会奥运村不仅包括运动员村，同时还包括媒体村。媒体村包括1号媒体村（绿色家园）和2号媒体村(汇源公寓)。其中，绿色家园为新建设施，紧临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距奥运主场馆只有5至10分钟车程。该村总建筑面积约63万平方米，将为采访2008年奥运会的各国媒体机构和工作人员提供舒适的居住条件，让大家能够更集中、更方便地工作。奥运会结束后，媒体村将作为普通民用住宅继续为北京市民服务。

让各国宾客住得舒心

　　文汇报：听说不久前奥运村进行了一次综合演练，演练的结果如何？

　　邓亚萍：是的。在7月3日到4日，我们邀请了来自中央和北京市的2000多名测评员来到奥运村，模拟奥运会赛时某一天进行全流程的实战演练，旨在检验奥运村住宿、安保、餐饮、交通、志愿者等各项工作是否到位。从安检到入住，从升旗到就餐，所有过程统统演练了一遍。演练的收获非常大，可以说目前奥运村的硬件条件已经达到一流水平，但在服务等软件上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文汇报：在你看来，奥运村最大的亮点在哪？

　　邓亚萍：我觉得这个奥运村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它的中国元素。运动员公寓楼的大门是模仿古代城门的样式，深棕色的大门上还有一排排门钉和两个门环。在房间里，可以看到中国古代人物的泥塑雕像、大红色的刺绣台布、紫砂壶茶具、灯笼造型的灯等各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装饰品。我们要给世界各国运动员一个清晰的概念——“我现在是身处北京，住的就是北京的奥运村。”

　　当然，光有“造型”还不够。我们的奥运村的设计也是相当人性化的。比如在运动员公寓里，所有的床都是2.2米的“加长版”，而对于像姚明这样的“巨人”，我们在床尾还准备了一张特殊设计的长凳。所有公寓里，都配备宽带网络、电话、有线电视、红外线防盗报警系统还有指纹锁。大家可以随时随地方便快捷地了解信息，与人交流。在奥运村的餐厅，光厨师就配备了近300名，全天24小时供应各个大洲的特色美食，运动员们可以吃到那些他们所习惯的食物，当然还有各种中国美食，只要他们愿意尝试。我有信心，我们的奥运村一定可以让来自世界各国的宾客都住得舒心。

“从政”让我学到很多

　　文汇报：1997年，你从一个乒乓球运动员成为了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的委员，现在又当上了“奥运村副村长”，当时你是怎么走上“从政”这条路的？

　　邓亚萍：也不能完全说是“从政”啦!在我退役之前，经常会问自己两个问题，如果我退役后不当教练，那我会做什么？我又能做什么？当时我找不到更好的答案，所以选择去读书。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去提高自己各方面素质的话，如果不当教练，那就没有办法和普通人去比，去竞争，所以，我一定要先去读书来完善自己。而且当时正好有这样一个机会，最后由萨马兰奇主席任命我担任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于是那个时候我就边读书，边做运动员委员会的工作。

　　不过这11年来，通过在国际奥委会的工作，让我学习到了很多知识，也学习到了很多规则性的东西。现在国际上的一些体育政策，包括国际奥委会一些游戏规则的出台，都是来自欧洲。要想很好地参与其中，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它制订的原因，以及他们（制定者）的思维方法。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经历，当然对于我现在在奥组委的工作也有很大帮助。

　　文汇报：和以前当运动员时相比，“从政”后的压力是不是更大了？

　　邓亚萍：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坚持，能吃苦。所以现在也不觉得苦了。从运动员开始，到后来读书，再到现在在奥组委上班，我觉得我始终都在交叉做着很多 的事情。可以说几乎没有在一个时间里只做一件事情的，这种繁忙的程度到现在我早就习惯了，所谓的压力也就习惯了。

　　我经常跟同事们说，要锻炼好身体，因为对我们来说现在也是在备战和热身，真正的“比赛”还没有来。到了赛时工作量会更大，到时候“一个萝卜一个坑”，有一个人生病了，这个环节可能就会出问题，而一旦一个环节落下，后面的环节就很难做了。当然我们会有预案来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锻炼好身体，因为赛时真的会有相当多的工作。

奥运成功是最大愿望

　　文汇报：我们知道在2006年，你当了妈妈。但进入奥组委后你的工作好像就一直很忙，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有时间顾家、带孩子吗？

　　邓亚萍：说实在的，现在已经很少顾家了，因为时间真的不允许。现在家里主要是靠老人，还有保姆，我顶多做一个组织者，而不是执行者。比如有时小孩要去打预防针，我只能给他约好医生，然后由奶奶或者保姆带着他去，我根本都陪不了。不过这也是一时的，奥运会马上就要来了。家里人都很支持我，包括孩子，他也很清楚，有时候只要我一说“妈妈在忙”，他就很自觉地走开了。

　　文汇报：那这样会不会有一些遗憾呢？

　　邓亚萍：有也没有办法，在奥组委的工作人员里女性占了一半呢！有一些也是初为人母，我想我们之所以还在这里工作都是为了共同的愿望，所以只能“顾大家舍小家”了。不光我一个人，大家都这样做。

　　文汇报：说到愿望，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邓亚萍：当然是奥运会了。我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奥运会真正办成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做最后的陈述时说过,我们曾经作为中国运动员在无数国家比赛过，在那里都受到了良好的款待和热烈的掌声，这一次应该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回报这些运动员、这些国家给予我们的鼓励。因为中国人是非常讲究礼尚往来的，我们是礼仪之邦，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机会来感谢、来款待这些来自世界各国的运动员，就像我们所承诺的那样。

　　这个愿望，应该不光是我的，也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

邓亚萍“变脸”　曾经被“毙”的“世界冠军”

　　5岁开始打乒乓球，9岁因为对乒乓球的兴趣而萌生了要当“世界冠军”的想法，在这个容易“异想天开”的年纪，邓亚萍却把“世界冠军”的梦想牢牢扎根于心。

　　10岁那年，邓亚萍曾经被河南省队拒之门外。在那些教练看来，个子仅1米5的邓亚萍很难有大作为，因为在空间尺寸确定的乒乓球台前，手短脚短意味着防守空档的增大和自救缺陷，于是他们理所应当地把她给“枪毙”了。但小小年纪的邓亚萍却不服这样的“判决”：“我觉得从运动成绩上来说，我不比任何一个人差，为什么其他人能进省队，我却进不去？那个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证明自己是这块料。”

　　在进入郑州市队后，邓亚萍在父亲邓大松的帮助下渐渐找到了弥补身高缺陷的方法，那就是步伐。只有步伐比别人更快，进攻才能更凶狠，防守也才能更顽强。于是，每天训练结束后加练成了邓亚萍的必修课。别的队友在休息的时候，邓亚萍却悄悄地给自己腿上绑上沙袋……随后进行的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中，邓亚萍一口气拿到了单打和团体两个冠军。终于，省队的大门重新向她打开，邓亚萍也一步步朝着自己的“世界冠军”梦慢慢挺进。

　　提起曾经的辉煌，拿过太多冠军的邓亚萍记忆有些模糊，但有一点邓亚萍没有忘记，那就是自己的倔强：“不管和谁打比赛，我心里都有着一股劲，非要把对手打败才行。不管是世乒赛还是奥运会，不管是外国选手还是自己的队友，都是这样。”

“小学三年级”到“剑桥博士”的飞跃

　　从小学3年级学历到剑桥大学博士，这又是一个“不可能”。

　　1997年11月，“乒坛皇后”背起书包迈入清华园。英语专业的第一堂英语课，让邓亚萍终身难忘。她足足花了半个多小时，也没能将26个英文字母写全。这让教授感到有些犯难，但没有难倒邓亚 萍。回去以后，邓亚萍在日记本上写下一个大大的“拼”字。

　　伴随着这个“拼”，邓亚萍再度从“零”开始。“从课本上第一页学起，从第一个字母、第一个单词背起。一天必须保证14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每天5点准时起床，读音标、背单词、练听力，直到正式上课，晚上整理讲义，温习功课，直到深夜12点。”这是邓亚萍给自己制定的学习计划。

　　几个月后，作为交换生，邓亚萍被送到了剑桥大学突击英语。同样是“云雾缭绕”的第一堂课，同样是每天只睡几个小时，邓亚萍又开始了“拼”；渐渐的，她认识的单词越来越多；渐渐的，她可以流利地回答出老师的问题。邓亚萍这样解释她在学习上的“拼”：“学习上升需要一个过程，我可能没有办法比别人强，但一定不能比别人弱。”

　　如果说去清华读本科或多或少还有国家体委的帮助，那接下来的诺丁汉硕士和剑桥博士就完全是邓亚萍自己一手创造的新纪录。她在诺丁汉大学那洋洋洒洒几万字的毕业论文《从小脚女人到奥运冠军》，已被奥林匹克博物馆永久收藏。

面临“高考”的“奥运村长”

　　2003年，从诺丁汉大学拿到硕士学位之后，邓亚萍向北京奥组委提出申请，希望能到市场开发部工作。这让很多人再度大跌眼镜：“为什么要选择一个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市场开发部门呢？”但是邓亚萍从来不惧怕困难。在她看来，要想把北京奥运会办成历史上最好的奥运会，市场开发尤为重要。邓亚萍希望通过自己个人魅力，为北京奥运会争取到更多的赞助，贡献自己的一份力。用她的话来说：“名人的作用有时比文件力量大。”

　　在奥组委市场开发部摸爬滚打没几个月，邓亚萍就已经可以独立提出议案了，而在大大小小的谈判过程中，她的魅力和能力更是得到了充分的证明。2005年11月，国家体育总局将邓亚萍调到了装备中心，策划实施亚运会的市场开发。

　　2007年初，邓亚萍被任命为北京奥组委奥运村部副部长，正式担纲“奥运村长”。寻找餐饮服务商、设计节能环保系统、预售奥运村公寓……“邓村长”忙活的事可不少。每天走进办公室前，邓亚萍都会透过走廊的玻璃窗看一眼鸟巢和水立方，翻一翻心中的倒计时牌，“我现在就像面临高考的学生，等到奥运会和残奥会全部结束那天，才是真正轻松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