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

　　从外行进入文字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56个民族有数十种方言，并且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要建设这样一个国家，没有统一的、能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文字语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文字改革问题很早就被置于国家工作日程的重要位置，并从全国范围内网罗了许多专家学者来从事这项开创性工作。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跟周有光说：“你不要回去了，你留在文改会工作吧。”周有光笑了笑，说：“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胡愈之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不久，周有光接到通知从上海调往北京。

　　事实上，拼音方案在重新设计之前已经有过两代人的努力。“中华民国成立第二年，当时的政府就开始制订注音字母方案，这是中国语文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步，黎锦熙先生是第一代。而以赵元任为领军的第二代，不再使用中国汉字方式的符号，而用国际通用的字母。”赵元任和周有光是老乡，比周有光年长。周有光到美国工作时，赵元任正好在那儿读书，“两家交往多了，就开始讨论语文问题，我就请教他。”周有光说，到了20世纪50年代要重新设计拼音方案，赵元任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设计的拼音方案就参考了国语罗马字制订汉语拼音方案”。

　　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文改会制定具体工作由3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伟和我。叶籁士兼秘书长，比较忙；陆志伟要教书，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作。我呢，离开了上海，没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这个事情。我们3人就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当时，周有光提出了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事实上，我们3个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没有什么不同的对立思想，只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

　　罗马字母最终成为汉语拼音

　　“我们在(上世纪)50年代，订《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收到3000多份方案。不少人积极参与创造方案，大家热情很高的。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在50年代，我们非常慎重，从原理到技术来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有人开玩笑说：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干3年。我今天回想：这3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意见。这对我们今天也是一种安慰——假如当初没研究好，有漏洞，就遗憾了，毕竟要弥补就很麻烦。”周有光说，汉语拼音采用的是罗马字母(拉丁文的字母)，但它在上世纪50年代曾遭受过很多人的反对。周有光描述道：“当时有人认为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几个字母还不会搞，干吗要用帝国主义的字母。”

　　早在1952年，毛泽东主席到苏联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泽东回到北京，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研究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此后，研制了多个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但意见不能达成一致。当时文改会主任吴玉章向毛泽东汇报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难以研究后，毛泽东同意研究罗马字母，再提到党中央，得到批准，这才把精力放到罗马字母形式的拼音方案研究上来。

　　确定用罗马字母了，但怎么用？周有光举例“j、q、x”的制定来说明仅这3个字母就费了很大周折。当时周有光花了很大气力研究世界各国的字母用法后，将其分为3类，基本用法、引申用法和特殊用法。“j、q、x”就属于特殊用法，比如“x”，它一方面有学术根据“mexico”(墨西哥)中的“x”，发音和中文的“x”差不多，另一方面清朝就有人提出这样的用法，“只是当时没人理他”。

　　“一开始不敢用这种特殊用法，反对的人很多。比如有人姓‘齐’，首字母是‘Q’，他就反对说，那他就变成阿‘Q’了。我就说那英文中女王也是‘Q’开头。”周有光说这是笑话，但当时的确有阻力。后来“j、q、x”才确定在《汉语拼音方案》中。

　　1956年，国务院正式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汉语拼音方案通过以后，还是有争议，包括我的‘担挑’沈从文”。沈从文和周有光是一家人，周有光娶了张家的二女儿张允和，沈从文娶了三妹张兆和。“我们的关系很亲近，虽然沈从文搞文学，要发展形象思维，我搞学术，要发展逻辑思维——在这上面我们是两条路。他一开始非常反对拼音，不赞成我搞拼音，说中文怎么能用拼音来写呢，中文应该一个个字写出来的。用外国字来帮助拼音，那是中国人写外国字。不过很快我用具体事例说服了他，让他知道我们要搞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化。当时我带他在打字机上做实验。用打字机打拼音，中文字一下子就出来了。沈从文看了以后，觉得拼音可以用了，也就不反对了。”

　　是年秋，应北京大学王力教授之邀，周有光开讲“汉字改革”课程。根据讲稿整理成的《汉字改革概论》1961年出版，1964年再版，1979年出第三版，1978年出香港版，1985年在日本出日文翻译版。有益的农民生活

　　1969年，周有光被下放到宁夏平罗远郊区的国务院“五七”干校。去干校不能带研究资料和参考书，不愿让头脑闲置的周有光灵机一动，带上了二三十本各国文字版本的《毛主席语录》，还随身带有一本《新华字典》。“期间，我过了整整一年的农民生活，我觉得很有意思，还有好处。我容易失眠，到了宁夏去种田，没有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竟把我的失眠症治好了，所以看似不好的事也有好的一面。”他说，在干校时期最大的收获是“要能够适应不好的环境。你不要着急，不要失望，遇到任何坏事情，你要稳定，要安定，同时要保留积极的思想，不要消极”。

　　当年，65岁的周有光和71岁的教育家林汉达被派去看守高粱地，两位老先生仰望天空，热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问题。一次，林汉达问：“未亡人”、“遗孀”、“寡妇”哪种说法好？周有光开玩笑回答：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又说，从前有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为《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讨论逐渐深入，最后一致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两位老先生高声地交谈，好像对着几万株高粱在演讲。

　　干校劳动间隙，周有光以收入《新华字典》的字为依据，科学分类统计，把信息论引入古老的汉字研究领域，开创了一门现代汉字学。劳动之余，他还凭借当时多种语言版的《毛主席语录》开始比较文字研究。周有光没有想到，在30多年后，也就是2004年12月，他应邀中国现代文学馆作有关“比较文字学”讲座时，仅带提纲、讲稿全在肚里的他讲课1小时，却现场答疑1个半小时，期间不乏幽默的回答博得听众阵阵掌声，会后人们争着求签名，排起了一条“追星”长龙。

　　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有光才自“五七”干校返京。

　　“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ISO通过全世界投票，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从中国标准到世界标准，这是过去没有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中国文化要和外国文化沟通交流，一定要得到世界认同。”

　　后来，周有光还主持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订，提出正词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在矛盾，规则在1988年公布。

　　《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开辟了中国文化流向世界的一条通道，也成为中国海峡两岸语文交流的一种工具。199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40周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决定，从这一年起，把全部70册中文图书的目录由旧拼法改为汉语拼音。有专家曾经估算过，这套汉语拼音方案的出台，不仅使华夏5000年的汉字语言从此有了标准、规范的读音，还使学龄儿童能够提前两年开始阅读名著。生命从80岁开始

　　这位历经晚清、北洋、国民政府和新中国四个时期的“四朝元老”风趣地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长命百岁。100岁是人的生命的极限，超过极限是有的，但那是例外，我自己一不小心已身处例外了。上帝糊涂，把我给忘了……不叫我回去！”周有光笑言自己“四世同球”，原来他的孙女和重外孙现居美国，他隔天就用“伊妹儿”和他们通讯。

　　他不仅头脑十分新潮，喝咖啡，看大片，时尚不落当代青年。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说有的老人认为自己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而他则不以为然：“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的。”“我的生活很简单，我的天空就是这半个书房。”讲着讲着，周有光便笑出声来，孩童般乐不可支、合不拢嘴。

　　“我97岁去体检，医生不相信，以为我写错了年龄，给我改成了79岁。医生问我怎么这样健康，我说这要问医生啊。”谈到自己的养生之道，他说：其实也无秘诀，不过生活应有规律，心宽体胖。周有光认为最重要的是度量要放宽一点。周有光是中国语言学的权威。但他从来不居功自傲，更不争权力、要待遇……而他总能够居于陋室，安于陋室，无求于物，自静其心。

　　老人说：“有些人常常为小事吵架、生气，我认为没有必要生气。德国哲学家尼采说得好，‘生气都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人家做错了事情，我生气，不是我倒霉吗？”就是这种宽容的心态，才使得这个慈祥、快乐的老人得以高寿。

　　周有光认为要健康愉快就要善于自己创造条件。“老年人切忌孤独，应广交朋友，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文体活动；或者与忘年朋友交流思想，吸取青春活力，使老年生活兴味盎然。我现在都老得出不了远门了，只好把青年朋友请进家来。”

　　老人书很多，又没有专门放书的屋子，4间小屋子都放满了书。有的时候要查资料，常常要4个屋子跑来跑去，周有光没有把这当成一种负担，反而乐此不疲。他说：“古代有‘陶侃运砖’，讲一个名叫陶侃的书生为了锻炼身体把砖头搬来搬去。我把书搬来搬去，这是‘周有光运书’。”说完，老人哈哈地笑了起来。

　　前几年，周有光写了一篇周氏“陋室铭”，曰：“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水不在深，只要有洄游的鱼群。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文章。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顶。遨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这篇“陋室铭”，粗看平白琐碎，细看则立意深远。字字句句，无不体现出百岁寿星“随遇而安”的养生哲学！“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就是周有光最好的长生不老的滋补品。

　　老人80岁的时候身体状况还非常好，行动十分灵活，经常坐电车出去买东西，85岁那年才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用老人的话说：“再不退休就不好意思啦，占着别人的位置好久啦。”

　　人愈老，愈发童真。他把80岁视为零岁，把81岁视为1岁，从头开始计算年龄。他92岁时，收到一份贺卡，上面写着：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先生高兴得不得了。

　　(余玮)

　　周有光档案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人之一，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倡导者，当代中国语言文字学界的旗帜性人物，曾被称为“周百科”与“汉语拼音之父”。

　　1906年1月出生于江苏常州，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历任光华大学教师，江苏教育学院教师，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师，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重庆办事处副主任，新华银行派驻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职员，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教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研究员和第一研究室主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现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委员、《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顾问委员会委员。

　　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兼教育组副组长，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