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清晨4时之前，家住集贤县福利镇曙光社区的马桂云都会按时醒来，在黑暗中窸窸窣窣地穿好衣服，然后下地去做早饭。她在灶台旁一边忙碌一边留心着屋里的响动。几声清咳从里屋传来，老伴刘永库醒了。她端起水盆，拿着毛巾，向里屋走去。她把丈夫从炕上“搬”起来，开始为他穿衣裤，躯干被衣服很好地包裹住了，却剩下四只空空荡荡的衣袖和裤腿。穿好衣服，马桂云开始为他擦脸、漱口、喂饭。一天就这样开始了，69岁的马桂云一天的全部任务就是用来照顾失去四肢的丈夫，而这样的日子，他们相伴走过了37年。

　　刘永库今年67岁，19岁那年他应征入伍，留给妻子马桂云一个40天大的女儿和一个空荡荡的家。当年他身披红花，向妻子作别的时候，一心奔赴绿色的军营，却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娇小的女人，就是这样一副柔嫩的肩膀，将扛起他此后全部的生活。

　　厄运是从1962年的那个冬夜降临的，值勤回来，刘永库感到右脚的大姆脚趾被冻伤了，他打来一盆热水，试图暖和一下冻得麻木的脚趾，结果，此后的半个月里，这只脚趾持续疼痛，直到被部队送到佳木斯市被确诊为严重冻伤，在这里，他第一次失去了身体的一部分——右脚的大脚趾。此后，因为骨髓炎，他的伤口长期不封口。1966年，他被诊断患上了脑血栓，下肢瘫痪了。

　　1970年，长期住院治疗的刘永库从医院被送回了家。此前马桂云一直听闻丈夫的病情却没有亲自见到他，当家里人把刘永库从外面抬进屋的时候，马桂云哭了。是啊，临走时，身强力壮得和别人一人一头抬起一根大木头的丈夫，现在却成了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马桂云擦干眼泪，精心地伺候着被疾病时时折磨的男人，和他那颗同样伤痕累累的心灵。可是厄运并没有就此打住，就在这一年，刘永库第二次失去了身体的一部分，他截掉了右腿。此后，每隔几年，他便截掉一肢。

　　1980年的那一天，刚刚被推进手术室的刘永库将失去他四肢中的最后一只左臂，站在手术室外的马桂云心如刀绞，双臂在的时候，丈夫还能帮自己筛豆子，还能坐着轮椅四处走走，而现在，他将失去一切健全人视为平常的能力。

　　失去四肢的刘永库性格越来越暴躁了，“只能靠女人来照顾，苟且偷生”的耻辱感使他无法平静地面对自己，面对妻子马桂云。他无力发泄心中怒火，便用语言来伤害她。

　　每到这时，马桂云便默默地守在一边，用沉默抵挡着丈夫的粗言，也用沉默化解着丈夫的愤怒和悲伤，等到刘永库气消了，马桂云又一如既往地把水端来，把饭送到嘴边，温柔地劝他吃饭，逗他开心乐观地面对生活。老伴爱吃饺子，马桂云便每星期给他包顿饺子。家里的电视机坏了，她又买来一个收音机，老伴坐着，她拿着收音机放在他耳边，老伴倒着，她把它送到枕边。她只能给他这么多了。自从他复员回家，为了全心全意地照顾他，马桂云就不再出去工作，全家人依靠民政局发放的低保费及其它一些救济金生活。

　　如风的往事每每被提及，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总能触动刘永库脆弱的神经，他几次颤抖着身体，禁不住闷声哽咽，他说自己年轻时脾气不好，生病后脾气更差了，“我经常把她气跑，可是她，”刘永库像个孩子似地破啼为笑，“一会儿就回来。37年了，她没向我发一次火，没有埋怨过我一句。”

　　站在一边的马桂云低着头，绞着手，“生气时我就出去走走，看看天，看看云。”她抬头斜了丈夫一眼，“他就那玩意儿。”

　　天气暖和的时候，马桂云几乎天天要带着丈夫出去晒晒太阳，散散心。每次出门她都要把丈夫从炕上挪到轮椅上，再从轮椅上挪到休息的地方，这对于体重不到50公斤，身高不足1.6米的马桂云来说，是个不轻的体力活。她说，不知为什么，这两年腰越来越疼了。便自问，是不是背丈夫累的。这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村女人，也许从不曾把尊严两字挂在嘴边，此时却在丈夫面前适时沉默了，她怕从她嘴里说出的任何一个微小的言辞都会激化丈夫不稳定的情绪，她深刻地知道，一个男人全部的尊严都维系在她的身上，而除了需要尊严，他还能需要什么。

　　直到现在，每隔一段日子，刘永库截肢的部位还会疼痛，每次疼痛发作，都让这两个老人难以忍受。看着老伴疼得整夜整夜无法睡觉，马桂云也只有整夜整夜地陪在他身边，帮他按摩、擦汗，不停地递水喂药。有多少个日子，从黑夜守到白日，又有多少个日子是从白日守到黑夜。就在那些不同的时间和变换的空间里，他们两个人，只有他们两个人，站在博大世界的一隅，相依为命，不离不弃，心灵交融。马桂云用自己的坚强支撑着丈夫的信念与信心，用一个人全部爱的能量，将两人的生活合二为一，共同生长成一株坚挺的生命之树。她的爱朴素而粗糙，简单而持久，就像她对他的每一句言语，就像他们共同走过的13000多个平凡而执着的日子，就像某一个黎明，刘永库刚刚从一夜的病痛中稍稍缓解，他流着泪，别着头，对马桂云说：“你就走吧！”马桂云拿过一个皱巴巴的手帕擦去他的泪水，平静而不容分辩地说：“不走，你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