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二月河的作品第一次“触电”。1999年，根据他的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后，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雍正热”。1994年，根据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康熙大帝》第一卷《夺宫》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康熙大帝》，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后，也曾掀起过不小的波澜。

    二月河的作品本本耐读，部部畅销，颇受海内外读者青睐，引得众多出版社、影视单位和新闻媒体踏破门槛。

    1999年5月的一天，江泽民总书记途经南阳火车站作短暂停留，向南阳地方领导提到二月河时说：“二月河呀，我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崇拜他！”

    在40岁以前，二月河还没有一篇文学作品问世。尔后，是白手夺刃，“张空拳于战文之场，策蹇步于利足之途”（二月河引白居易语），于41岁发轫，连出十余本书，声势咄咄，实在令人惊奇！

    那么，二月河是如何走上文坛的呢？让我们到豫西南历史文化名城南阳，走进风景如画的白河游览区旁一处幽静宽敞的小院，听二月河慢慢道来－－

    （小标题）从凌解放到二月河

    二月河的父母都是老八路。1945年10月12日，二月河的父亲凌尔文正在主持召开山西省昔阳县委会议时，传来了上党战役胜利的捷报，紧接着又传来了二月河出生的消息。凌尔文喜上眉梢，正在参加会议的县委委员们七嘴八舌地给小生命起了颇具纪念意义的名字－－凌解放。

    二月河的父亲凌尔文是读书人，当过县委书记、县武委会主任、军分区敌工科长和县人武部长等，立过不少战功。凌尔文对二月河的一生影响也不小，但二月河谈得更多的是他的母亲马翠兰。

    马翠兰是与新中国共同诞生的第一代警察，1948年是县公安局侦查股长，次年已成县公安局副局长。

    马翠兰没进过学堂，却写得一手漂亮字，写的文章也很有文采。20世纪60年代，二月河随父亲回山西老家，父亲指点他去看母亲在家劳作的磨房，石砌的墙上用炭条划的字迹宛然，如“牛”、“马”、“羊”、“人”、“手”和“口”等。那是马翠兰和她的一位念过几年书的哥哥练习写的字。二月河忆及母亲往年的刻苦，联想起她夜以继日地工作，常常困乏了就拿烟头往手腕上烫的场景，常常感动不已。

    1965年，马翠兰去世，年仅45岁，那年她是法院副院长。二月河说，她是累的了。

    母亲早早地抛下了二月河，但在她那短暂的一生中，留下的坚强意志和克服困难的毅力，令二月河受益终生。

    二月河三岁时随父母离开老家南下，以后便辗转在河南的陕县、栾川、洛阳和邓州等地，最终落户南阳。由于父母工作忙，没时间关心他，他便养成了任性、贪玩的个性。他的功课常常令老师头疼。但他家有许多书，上初中时，他已经读完了《三国演义》、《西游记》和《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名著，也看了一些外国文学名著，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汤姆*索亚历险记》等。

    二月河随父母奔走在黄河两岸，所以从小对黄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的长篇历史小说《康熙大帝》第一卷写完后，因为自己的名字太现代，需要拟个笔名时，他首先想到的是那条落日映照的二月黄河。他说：“三门峡陕县那个地方有个太阳渡，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太阳。太阳落山了，整个河面上，整个邙山，呈现一派非常壮观的玫瑰紫色，像流淌着一河黄金。”黄河到二月时冰凌开化，浮冰如万马奔腾，汹涌澎湃，的确壮观。凌者，冰凌也；解放者，开化解冻也。“二月河”与“凌解放”恰恰暗合。他把自己视为太阳渡的孩子，二月河就是黄河，他以此寄托自己的理想和希望。他甚至打算死后让人把自己扔到黄河里去。

    （小标题）军营十年苦磨练

    1966年，二月河从南阳市第三高中毕业，刚好赶上“文化大革命”，上大学是没指望了。紧接着，他的家也被“红卫兵”抄了，自己的感情生活也经历了很大的波澜，他一下子被从很优越的地位推到了社会的底层。

    1968年，二月河怀着悲凉的心情，和南阳一千多名新兵一起，步入了山西太原的一座兵营。在部队，他当的是工程兵，挖煤窑，修河堤，筑公路，盖房子，打坑道，生活很苦，甚至还有生命危险。他曾被水淹过，炮崩过，电打过，房屋塌了扣住过，还出过车祸。但他认为虽苦虽累，也磨练了意志。

    在部队时，连里经常办黑板报，二月河写的学习《毛选》体会登在上面。首长看了之后很感兴趣，认为不像一般的文章那样只是干巴巴的标语口号，就把他调到团里当宣传干事。那里有个图书室，里面有很多书，为二月河读书创造了机会。

    1969年，部队从山西太原调防到辽宁凌源，为了轻装和破“四旧”，便把团部图书室的书拉到操场上去堆起来烧。背书的时候，二月河就拣了《辞海》、《辞源》、《裴多菲诗选》和《宋元学集》等，偷偷打进背包，闲了便拿出来读。

    二月河的自学生涯从此开始了，但读书主要是为了解决自己当时高度的精神饥渴。在部队的十年间，他基本读完了“二十四史”，还读了先秦的一些哲学论著，逮住什么读什么，包括那些奇门遁甲。被学术界称作“黑老虎”的历代碑文，他也读得津津有味。当时，他借了一本《聊斋志异》，因为别人催要，他就连夜抄了半本。至今，他仍然可以很自信地说，自己是半个“聊斋”专家。

    这种饥不择食式的博览群书，为二月河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当时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日后要想有所作为，只有靠书来填充自己。

    军营十年，二月河搭起了整个思想结构和知识结构的大框架。这十年，成了二月河生命中的黄金岁月。

    二月河在40岁以前连豆腐块、火柴盒大的小说也没发表过，突然之间却连篇累牍地出版长篇小说。面对世人的疑问，当《康熙大帝》（海外版）由台湾巴比伦出版社出版时，二月河在《自序》中写道：　

    “……假如这世上有人曾经和我同路跋涉过人生（唉……很遗憾，没有），他就能告诉你，我其实原本是个痴人。他会告诉你，我是怎样一个读书狂。在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我不曾在凌晨一点前睡觉；告诉你，我曾被管理员遗忘关扣在图书馆中不自知晓；告诉你，我捧书走路，踢掉了脚趾甲，血流殷道而浑然不觉。假如他看见我裁开包水泥的牛皮纸袋作卡片，一字一句地摘录那些劈柴（按，指古典书籍）纹理，他就只能如实说，二月河不过是文坛一痴。”

    （小标题）“硬着陆”与“软着陆”

    1978年，已是连副指导员的二月河转业到原南阳市委，先当干事，后为副科长、科长。一开始，他很想在仕途上有些作为，但时间一长，他便觉得自己的努力和认真，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在做无用功，他期望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似乎只是一种理想。

    这时候，他重温旧梦，拎起了上高中时就喜爱的对《红楼梦》的研究。高中时代着迷阅读、研究《红楼梦》，为他后来研究《红楼梦》和写作清代帝王系列小说“落霞三部曲”奠定了基础。

    1980年，二月河把一篇颇为得意的红学论文－－《史湘云是“禄蠹”吗》寄到了《红楼梦学刊》，但杳无音信。他不服气，给红学专家冯其庸教授写了一封信，并附上稿子，要求冯老给予“回答”。他在信中写道：“红学是人民的，不是红学家的。如果冯老看过后认为我不是这方面的料，就请回信，我不再搞这方面的研究了。”

    没想到，七天后，冯老回了信，并约见了他。冯其庸称赞二月河的论文“想象丰富，用笔细腻，是小说的笔法”，“可以浮一大白，用汉书下酒！”在冯先生的鼓励下，他像研究秘密尖端武器一样开始了文学创作。冯其庸给了二月河莫大的鼓励，成了二月河十分感激的恩师。

    1982年，二月河应邀参加中国红学会在上海召开的红楼梦学术讨论会。此时，二月河凭着17万字的研究手稿，已是中国红学会会员、河南红学会理事。

    在这次会议的一次小组会上，有专家谈起所谓“软着陆”和“硬着陆”的话头，意谓经院训练、科班出身的人搞红学，就好像跳伞，平平安安地下来，这叫“软着陆”；有一等不知天高地厚的二百五，在飞机上眼睛一闭，也不用伞，恶狠狠地跳下来，这叫“硬着陆”。

    二月河正在沙发里品味个中三昧，有人突兀冒出一句：“像康熙这样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起过杰出作用的皇帝，至今竟没有一部像样子的文学作品，实在可叹！”二月河研究红学已是“硬着陆”，于是决意再来一次“硬着陆”，便慨然答道：“我来写！”

    从上海回来，二月河把《清史稿》中有关康熙的资料素材，以及自己以前积累的清人笔记高密度地集中起来。这项准备工作做了整整两年。随之，写出了电影剧本《匣剑帷灯》，写好后寄了《萌芽》，退回后又寄上影，退回后又寄长影，退回后又寄河南电视台，退回后又寄……也不知寄了几处，均不得要领。一怒之下，二月河把它改成了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1985年5月，冯其庸先生到四川考察经过洛阳，专程南下南阳了解二月河的红学研究情况。看了二月河已经写出的17万字的《康熙大帝》，认为写得非常精彩，于是鼓励二月河集中精力写下去。到当年10月，《康熙大帝》已经写出25万字。

    这时节，河南黄河文艺出版社得到消息，责任编辑顾仞九专程到南阳找二月河。他在南阳国际饭店包了房间，白天，向二月河提清史问题，包括皇帝衣帽档、宫廷礼仪、食膳规律、嫔妃进御制度等等；晚上，抽时间读书稿。这种答辩式的谈话搞了两天半，最后拍板出书。

    顾仞九认为，这是个很难得的题材，一般作家搞不出来，因为这里面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不单是靠个人的阅历和才力就够的；这次到南阳发现一本书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挖掘出一个人才来。

    冯其庸和顾仞九给了二月河莫大的鼓励，使他的创作进展得异乎寻常。到年底，34万字的《康熙大帝》第一卷《夺宫》就写出来了。

    （小标题）穿越“沙漠”的精神旅行

    拿着《康熙大帝*夺宫》样书，二月河抚着那厚厚的凉凉的封面，一手握着书脊，一手荡着书，让每一页都簌簌从拇指上飞速翻过。躺在枕上半卧着，摸着那切割得坚硬的棱角，二月河没有太大的欢喜，相反，更多的是凄凉的宽慰和莫名的怅惘，以及冲撞未来的筹划。

    第一本书写出前，二月河的心理负担异常沉重：你是宣传部的宣传科长嘛！已经有人认为你不务正业！若书出不来，证明了许多东西，所有的脏水你得一滴不漏全喝下去。你穿行在沙漠中渴死了，耳中心中还要承受这样的声音：傻蛋，活该，谁叫你……

    就在这样的煎熬下，头发大片大片地脱落下来，脑袋正中一片白，像地球仪上的澳大利亚，四周布满小岛，千奇百怪异样风姿，以至于《康熙大帝*夺宫》出版后，河南电视台来采访时，难煞了摄像师。

    当时，二月河家住一条陋巷的一间29平方米的破旧房子里。书多，翻资料困难，他就在地上铺满报纸，人跪在上边满地查找。夏天，为了不让手臂沾稿纸，两臂上都缠了一圈干毛巾；为了降温也为了防蚊子咬，他把脚伸进了一桶水里。那时，白天照常上班，写作主要依赖晚上的时间，通常，他从晚上9时30分一直干到凌晨2时30分。实在困极了，就用烟头烫自己的手腕，这一招叫“灸腕”，是他跟母亲学来的，是地地道道的家教真传。

    谈起创作感受，二月河说，写作是一种非常丰富多彩也很疲劳的精神旅行。有些时候，甚至是在穿越大沙漠。每写一部书，都等于穿越一座大沙漠。当然，行进中也能找到自己的乐趣。有些地方写起来很困难，感觉就像在沙漠里边。绕过去，就是一片绿洲在等着自己。关起门在家里就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小世界，面对自己的人物，面对自己设置的场景、氛围，常常有一种陶醉感。当然，也有疲劳的时候，尤其是越往后感觉越难写。这么大的工程全靠一个人干，自带干粮自带水，寂寞而空寥，完全是一个独行客。

    二月河写作最快的时候，一天可写下一万多字，写《康熙大帝》的时候就是这样。而平时，一天两三千字就可以了。对他来说，写作倒不是一门能够越写越快的技术，反倒是越写越慢。如果把写作比作在沙漠中远行这个比喻成立，那么他的另一个比喻也就好理解了：写作是一种资源消耗，一种体力消耗，同时还是一种感情消耗，越消耗储存越少，当然不能越写越快。

    （小标题）文坛上没有不落的太阳

    十几年来，二月河已经出版14本书，五六百万字，名扬海内外。

    《康熙大帝》（四卷本）获河南省首届文艺成果奖、河南改革十年优秀图书一等奖。《雍正皇帝》（三卷本）获得湖北省优秀长篇畅销书奖。1998年4月，该书在新闻出版署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八五”（1991年－1995年）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评奖中获奖。1999年6月，香港《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揭晓，《雍正皇帝》榜上有名。《乾隆皇帝》（六卷本）也受到读者好评，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

    据新华社北京1999年3月6日晚报专电报道，台湾巴比伦出版社负责人花逸文表示，两岸文化相同，河南作家二月河的历史题材小说在台湾拥有众多忠实读者。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三部作品在台湾出版后，没有做任何广告，完全靠读者口耳相传，出版几年来，年年都再版，成为该社的“镇社之宝”。

    2000年3月，二月河荣获“美国中国书刊、音像制品展览会－－海外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奖”。此奖项当年首设，二月河为首位、也是惟一的获奖作家。

    在完成长篇历史小说“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后，刻画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三人命运，初拟总题为《殒雨》的“将相系列”多卷长篇小说已开始孕育。曾、左、李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政治家，写他们，牵扯到诸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近代史上所有的大事件。写好这三个人，一部活生生的近代史也就矗立在读者面前了。

    但二月河并不急于动笔，而且预测创作速度会相当慢。

    二月河说，所有的牌子都是自己砸的，作家也不例外。作家越出名，读者寄予的期望值就越高。这个时候，作家就要慎之又慎，努力写出让读者满意的作品，决不能让读者失望。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和自然生命一样，都有衰落、消亡之时。我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延长自己的艺术生命，使自己的创作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下进行，一旦有一天被读者厌弃，就应该赶快退出文坛，不要老赖在文坛上，不要以为自己是不落的太阳。

    二月河最后打算写一部回忆录，给自己的写作生涯划上一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