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困扰了中国人
中国人脑袋里有许多特色,其中之一就是“道德迷”。“道德迷”,用学术字眼说,叫做“泛道德主义”(pan-moralism),泛道德,就是什么都要道德一下,该道德的固然道德,不道德的也照道德不误,道德定了。流风所至,中国人把一切都先来个二分法,什么都先劈头来个大分类,像小孩子问“好人”“坏人”一样,先用“道德的”(moral)或“不道德的”(immoral)来检查一切。
这个错误的特色,使中国人不太承认在“道德的”或“不道德的”的以外,还有一种“跟道德不相干的”(non-moral)第三势力存在。中国人不喜欢第三势力,所以把第三势力也道而德之:例如“玉”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玉石之美有五德”;“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鸡有五德”;“天地”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天地不仁”或“天地大德”。……这种道德大泛滥结果,便开始困扰中国人,这种困扰,早在孔夫子时代就开始了。
仁困扰了孔夫子
从“论语”里,我们经常可以发现这种困扰的文字。以管仲的人格问题为例: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髡左衽矣!岂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白话翻译是:子贡问:“管仲的人格有问题罢?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是公子纠的人,他不能为公子纠殉难,反倒替齐桓公当家,管仲的人格有问题罢?”孔夫子答他说:“管仲帮齐桓公,尊王攘夷,一统天下,老百姓直到今天还得到他的好处,没管仲,连我今天都要因亡国而做胡人打扮了!管仲是大处着眼的人,他哪里会像一般匹夫匹妇一样,默默无闻去殉难,默默无闻的去守那些匹夫匹妇的人格标准呢!”)
子贡的困扰,同样发生在子路身上: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候,不以车兵,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白话翻译是:子路问:“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殉难,为公子纠死了,管仲却偷生,人格有问题罢?”孔夫子答他说:“齐桓公九次召集群雄,不用武力,全是管仲的功劳。管仲是大处着眼的人,这就是他的人格啊!这就是他的人格啊!”)
孔夫子给两个学生的答案,乍看起来,有点答非所问,有点转移论点,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孔夫子的思想训练,受了时代的限制,是不精确的。孔夫子死后,后代的人,几乎全在孔夫子思想大磁场下做“指南针”,一直不敢“代圣人立言”,以致孔夫子的思想,非但不能被“继绝学”,反倒其学愈继愈绝。千百年来,他的思想一直被匹夫匹妇思想家解释着,自然百孔千疮、一丘之貉。
在答复两个学生的“道德审判”里,孔夫子的毛病是:他虽然发明出“仁”字来做“统摄诸德完成人格”的总辞汇,虽用“仁”字解释这解释那,却始终无法给这个字下出定义。所以,这个字就像变形虫一样的东变西变。当子贡子路以管仲“非仁者与?”“未仁乎?”逼问他的时候,他立刻把这个字再变形一次。孔夫子的学生对他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真相其实在此。
大人格与小人格
孔夫子若生在现代,以他的聪明,一定不再用不精确的泛仁字眼来答复管仲的人格问题了。他只要点出“人格的两层面”,就会使学生解惑了。
什么是“人格的两层面”?
第一层面是“管仲的层面”;
第二层面是“匹夫匹妇的层面”。
“管仲的层面”是大人物的层面、是特立独行的层面、是大无畏的层面、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层面;
“匹夫匹妇的层面”是小市民的层面、是随波逐流的层面、是依附权势的层面、是“庸德之行,庸言之谨”的层面。
大人格:管仲的层面
“管仲的层面”所表现的人格,叫“大人格”;“匹夫匹妇”所表现的,叫“小人格”。“大人格”的表现因为是特立独行的、是大无畏的、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自然跟“小人格”的表现冲突,尤其是“大人格”尚未功成名就前,这种冲突,更为显著。管仲在尚未功成名就前,与朋友做生意,要多分钱,在“小人格”标准,这是吃人;管仲为朋友办事,给办砸,在“小人格”标准,这是害人;管仲同朋友出征,作战时退后,凯旋时在前,在“小人格”标准,这是胆怯;管仲在公子纠被杀,朋友殉难,反倒投奔敌人,在“小人格”标准,这是无耻。……即使在管仲功成名就以后,在“小人格”标准下,他的作风,也可议颇多,孔夫子以“小人格”标准看管仲,就骂出“管仲之器小哉!”的话、就骂出“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的话。管仲的一切不合“小人格”标准的行径,虽为大家所不谅,但他的朋友鲍叔牙却一直信任他、一直让他。最妙的,在管仲临死前,齐桓公来问他谁做他的接班人,他竟不推荐曾推荐他的鲍叔牙,理由是鲍叔牙不能搞政治。这在“小人格”的标准下,十足是忘恩负义了,但在“忠于为国,不私其友”的“大人格”标准下,管仲却能天下为公。管仲所以为管仲、所以伟大,就在于这里!
以孔夫子的深明大义,都难免用过“小人格”标准看管仲,可见“小人格”标准在社会上多么流行。“小人格”标准是“匹夫匹妇的层面”,是随波逐流的、依附权势的、“庸德之行,庸言之谨”的,这种标准的泛滥下,胸怀“大人格”标准的英雄豪杰,都会长期遭到舆论、谣言、群众、世俗的打击。所以,“父子责善”的贤人匡章,全国说他不孝;“弟死不葬”的志士张良,社会说他不仁;周公旦被诬不利孺子;直不疑(人名)被诬与嫂通奸;马援被诬贪污;袁崇焕被诬反叛;张自忠被骂汉奸,蒙羞六七载;岳飞不得昭雪,沉冤二十年。……多少大丈夫,在“小人格”标准下,都变成了“人格有问题”的下三烂,这种不公道局面的形成,毛病出在哪儿呢?
小人格:匹夫匹妇的层面
毛病出在“匹夫匹妇的层面”。“匹夫匹妇的层面”所见者小,这种层面的“道德判断”,只是小市民的横断面,小市民只会从个人的利益、家族的利益、朋友的利益、宗教的利益、职业的利益、帮派的利益和党的利益检定人格,他们要求的人格标准也只是他们小圈圈的人格标准,在小圈圈内,他们不失为好丈夫、好朋友、好龙头、好领袖,但在小圈圈外,他们都是魔鬼。黑龙会头子、黑手党教父在小圈圈内是最够朋友的,但在小圈圈外是无恶不作的;公孙弘小圈圈内是第一流的孝子、第一流节俭的人,但在小圈圈外,他是第一流的奸臣。用“小人格”标准看,甘地最不够朋友,因为他主张人要为真理牺牲朋友,甘地的人格有问题!用“小人格”标准看,文天祥忠而忘孝、生活奢侈,文天祥的人格也有问题!
因为社会上匹夫匹妇多,检定人格的标准,自也就匹夫匹妇化,匹夫匹妇只有“同类意识”(consciousenssofkind),缺少真理与正义;只有以偏盖全,缺少大处着眼。所以,常常有很好很好的人,反被视为坏蛋、被视为“人格有问题”。很坏很坏的人,发现匹夫匹妇的“小人格”标准原来这样,发现匹夫匹妇只注意“小人格”而不知“大人格”,于是他们便从“小人格”毁掉异己、斗臭政敌、破坏“非我族类”的“大人格”形象。他们的方法是迂回的:报纸的围剿、口语的相传、朋友的诬控、妻子的伪证、罪名的离奇、审判的丑化等等,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结果是,“道德迷”的中国人,很容易便在“道德判断”上中计,硬说谁谁谁“人格有问题”。然后喊打喊杀,口水直溅。
管仲的小人格也没问题
具有“大人格”抱负的英雄豪杰,难道他们的“小人格”方面真有问题吗?事实绝非如此。再以管仲为例,在“小人格”标准下看管仲,这个人太差了,但是幕后真相是: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穷困,鲍叔不以我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我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这段动人的话,告诉了我们,具有“大人格”胸怀的,他的“小人格”方面,其实没有问题,只是不为匹夫匹妇所知罢了!
“虽千万人,吾往矣!”
一个人走上特立独行的、大无畏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长路,他的人格,早就在“匹夫匹妇的层面”之上,不是人间大智大仁大勇的,不会这样走;不是道德至高人品至善的,不会这样走;不是“大人格”涵盖了“小人格”的,不会这样走。中国人千百年来讲道德,却讲错了道德,只讲到独善其身的“乡愿”道德,却没讲到兼善天下的“狂狷”道德。结果是,中国思想中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理论谁都会说,却很少人敢做,因为一做就倒霉。孔夫子攻击“乡愿”,但是千百年下来,人人是“乡愿”,并且以“乡愿”身份,骂“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少数人“人格有问题”。
我们不要忘记:在举国滔滔,为阉党拍马祝寿的时候,顾宪成不肯签名,这是何等人格!在举国滔滔,为国社党攘臂欢呼的时候,艾得诺不肯妥协,这是何等人格!在举国滔滔,为国民党歌功颂德的时候,党外人士敢捋虎须,这是何等人格!我们不要忘记:检定人格的第一标准,是看一个人有没有特立独行的、大无畏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人格”,而不是看他有没有匹夫匹妇的“小人格”。不确认出这种检定标准,中国人的道德不会有进步,中国人将永远在滑头的道德水平上做小市民,中国人永远不会做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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