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大声说：我佩服所有的上帝……这是他给旁边人的答案，既然被问到信仰。

                                                          

他是一个活得最像自己的老头。有时小孩，有时慈悲，有时狡猾，有时泪流满面。

                                                         

大师、名士、绅士，这些尊号戴在他头上总像小一号的帽子。这个86岁的老头依然时尚，比我们更先生。

　　黄永玉说：我佩服所有的上帝……这是他给旁边人的答案，既然被问到信仰。大师、名士、绅士，这些尊号戴在他头上总像小一号的帽子。这个86岁的老头依然时尚，比我们更先生。他是活得最像自己的老头。有时小孩，有时慈悲，有时狡猾，有时泪流满面。风度总是天生的，因为他可以忘掉风度。时尚先生都是天生的。没有可以经人认证一致鼓掌通过的时尚先生。谁时尚谁不时尚，黄老头才不管呢。他用近乎透明的眼神盯着你，告诉你，人生就是进几个漂亮球！

　　我们去万荷堂。路越往前，城市越远，过了一个集市，尘土降下来，狗睡在路上，旁边有很胖的大爷眯着眼走过。那么好，前边一段林荫道几乎是无人区，忽见一尊小亭子，就到了。进得院中，四辆像果冻一样的跑车并排趴着，全是红色，法拉利、宝马、奔驰??屋檐下还一辆黑色的，是保时捷。一院子的树和花，在春天里淡淡地醒过来。

　　黄先生穿着黑色的帆布围裙，在画画。一天中的第三或第四斗烟叼在嘴上，他一走动，大狗们就激动地围上来，鹦鹉们也亮出舌苔厉声迎人。很好的阳光穿过玻璃，越过庭院，散入卧房天井下高低植物的小型丛林。书和雪茄烟占据了高大的柜子，巨幅的床，两边墙上年轻时的照相，满桌子的烟斗和打火机，分不清用途的遥控器，迈克尔·杰克逊、格瓦拉、塔科夫斯基的影碟、开心果，饼干，壁炉台上“供品”一样摆着两个碟子，细看原来盛满抽剩的雪茄烟头，“一个月抽的”，黄先生说，“每天最多两支。”

　　旁边有人问黄先生：你抽烟每口都会吸进去吗？

　　黄永玉的思维突然奇遇到一千多年前，想都没想就说，苏东坡啊，胡子很长，有人问他，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胡子放在被窝里面还是外面？这下麻烦了，苏先生这一晚上，胡子放在外面也不好，放里面也不好，放来放去一个晚上没睡着。哈哈。不经意的东西你问到它反而奇怪了。

　　从前有故事曰“天方夜谭”，意大利人帕索里尼把它拍成电影，说尽一个小孩子离开家之后的奇妙所见。几十年前，一个湘西沱江边的小孩子从家里跑出来，就遇到了比“天方夜谭”更加奇奇怪怪的人和事。

　　生命在于好奇。黄永玉先生真是好奇的人。他的一生有很多种奇遇。有时感觉就像那个时代刻意进行了某种压缩，把最丰富的经历注入到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他的奇遇也与同时代人分享。在战争、饥饿、动乱、背叛和屈辱之间，人生如同戏台，角色仿佛虚设，常于最热烈处遭遇雷雨，也在最真切时发生怀疑。

　　生于湘西的黄永玉，少年时代正当抗日战争，在福建、江西一带过着流浪的生活，靠着自学的绘画和木刻，在战乱中求生存。那时半个中国的人几乎都在流亡路上，江湖潦倒、前途未知，倒也给一个少年人的奇遇打出了草稿。

　　在江西，黄永玉遇到画三毛的张乐平，在宣传队，蒋经国和蒋方良喊他的外号“蛮牛”，日本投降之前，他遇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爱情——张梅溪女士；在杭州，他遇到了久仰的大师林风眠；在香港，他遇到了写杂文的知交聂绀弩；他在香港《大公报》用木刻记录新闻，为长城公司写电影剧本，拍过《小城之春》的费穆就趴在他的剧本底稿上死去，上面还留着咳出的血迹。五十年代初他听了表叔沈从文和朋友的劝告，热血沸腾地回到北京，他在大雅宝胡同的邻居，正遇上李可染、李苦禅、董希文诸先生。文革中，造反学生的皮带抽在背上，他心里数着数，二百四十下，却也把它当奇遇一场。

　　身处的逆境多了，奇遇也如平常。84岁黄永玉，随心所欲不逾矩。在北京东部的乡村一隅，有他的“万荷堂”，在意大利翡冷翠，他与达·芬奇相守于山上石屋;在香港，他有“山之半居”;回凤凰，则有“夺翠楼”和“玉氏山房”。每一处住所，自然又是一段段奇缘。这个人，他怎么可以穿过这样繁复的时空而保存有孩子般的心神！

　　黄老头捏着烟斗自己答：“有爱心，恐怕是要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