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大声说：我佩服所有的上帝……这是他给旁人的答案，既然被问到信仰。

　　大师、名士、绅士，这些尊号戴在他头上总像小一号的帽子。这个86岁的老头依然时尚，比我们更先生。

　　他是一个活得最像自己的老头。有时小孩、有时慈悲，有时狡猾，有时泪流满面。

　　风度总是天生的，因为他可以忘掉风度。时尚先生都是天生的。没有可以经人认证一致鼓掌通过的时尚先生。

　　谁时尚谁不时尚，黄老头才不管呢。他用近乎透明的眼神盯着你，告诉你，人生就是进几个漂亮球！

　　我们去万荷堂。路越往前走，城市越远，过了一个集市，尘土降下来，狗睡在路上，旁边有很胖的大爷眯着眼走过。那么好，前边一段林荫道几乎是无人区，忽见一尊小亭子，就到了。

　　进得院中，四辆像果冻一样的跑车并排趴着，全是红色，法拉利、宝马、奔驰……屋檐下还有一辆黑色的，是保时捷。一院子的树和花，在春天里淡淡地醒过来。

　　黄先生穿着黑天的帆布围裙，在画画。一天中的第三或第四斗烟叼在嘴上，他一走动，大狗们就激动地围上来，鹦鹉们也亮出舌苔厉声迎人。很好的阳光穿过玻璃，越过庭院，散入卧房天井下高低植物的小型丛林。书和雪茄烟占据了高大的柜子，巨幅的床，两边墙上年轻时的照相，满桌子的烟斗和打火机，分不清用途的遥控器，迈克尔?杰克逊、格瓦拉、塔科夫斯基的影碟、开心果，饼干，壁炉台上“供品”一样摆着两个碟子，细看原来盛满抽剩的雪茄烟头，“一个月抽的”，黄先生说，“每天最多两支”。

　　旁边有人问黄先生：你抽烟每口都会吸进去吗？

　　黄永玉的思维突然奇遇到一千多年前，想都没想就说，苏东坡啊，胡子很长，有人问他，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胡子放在被窝里面还是外面？这下麻烦了，苏先生这一晚上，胡子放在外面也不好，放里面也不好，放来放去一个晚上没睡着。哈哈。不经意的东西你问到它反而奇怪了。

　　从前有故事曰：“天方夜谭”，意大利人帕索里尼把它拍成电影，说尽一个小孩子离开家之后的奇妙所见。几十年前，一个湘西沱江边的小孩子从家里跑出来，就遇到了比“天方夜谭”更加奇奇怪怪的人和事。

　　生命在于好奇。黄永玉先生真是好奇的人。他的一生有很多种奇遇。有时感觉就像那个时代刻意进行了某种压缩，把最丰富的经历注入到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他的奇遇也与同时代人分享。在战争、饥饿、动乱、背叛和屈辱之间，人生如同戏台，角色仿佛虚设，常于最热烈处遭遇雷雨，也在最真切时发生怀疑。　　

　　生于湘西的黄永玉，少年时代正当抗日战争，在福建、江西一带过着流浪的生活，靠着自学的绘画和木刻，在战乱中求生存。那时半个中国的人几乎都在流亡路上，江湖潦倒、前途未知，倒也给一个少年人的奇遇打出了草稿。

　　在江西，黄永玉遇到画三毛的张乐平，在宣传队，蒋经国和蒋方良喊他的外号“蛮牛”，日本投降之前，他遇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爱情——张梅溪女士；在杭州，他遇到了久仰的大师林风眠；在香港，他遇到了写杂文的知交聂绀弩；他在香港《大公报》用木刻记录新闻，在长城公司写电影剧本，拍过《小城之春》的费穆就趴在他的剧本底稿上死去，上面还留着咳出的血迹。五十年代初他听了表叔沈从文和朋友的劝告，热血沸腾地回到北京，他在大雅宝胡同的邻居，正遇上李可染、李苦禅、董希文诸先生。文革中，造反学生的皮带抽在背上，他心里数着数，二百四十下，却也把它当奇遇一场。

　　身处的逆境多了，奇遇也如平常。84岁黄永玉，随心所欲不逾矩。在北京东部的乡村一隅，有他的“万荷堂”，在意大利翡冷翠，他与达芬奇相守于山上石屋；在香港，他有“山之半居”；回凤凰，则有“夺翠楼”和“玉氏山房”。每一处住所，自然又是一段段奇缘。这个人，他怎么可以穿过这样繁复的时空而保存有孩子般的心神！

　　黄老头捏着烟斗自己答：“有爱心，恐怕是要紧的”。

  对话黄永玉

　　开始聊天之前，黄永玉大声说：听不见，你要大声讲。

　　Q：每天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画画吗？

　　A：画，每天十小时。

    Q：您的自传体小说，《无忧河上的浪荡汉子》，还在写吗？

　　A：忙，没有写。要写下去。一直没有空。要画画，要写很多杂文、散文，都是应急的。今年还要回凤凰，有一些活动。

　　Q：凤凰现在都开发成旅游热点了。

　　A：讨厌……慢慢就好了。发财发多了，开始冲昏头脑，慢慢它会冷静下来，就会弄得有条理、有规划、讲文明了。发财嘛就有点晕头转向。比如卖东西，这个县城，其实没有几样东西可卖，什么旅游产品，大家看哪样好卖就拼命地卖，都一个样，它没有文化嘛。

　　Q：您八十四岁，身体还是很好啊，讲话中气很足。

　　A：不敢说。

　　Q：有养生经吗？

　　A：有有有……我的养生秘诀就是不去管养生。一讲究这个肯定完蛋！还有少吃少喝，不要去吃吃喝喝。浪费身体，浪费时间。时间要用来工作，工作最好。我也不会喝酒，也不讲究吃好东西。因为我的朋友这么多，都死了，把肚子吃得很大，喝酒把胃也弄坏了，身体也弄坏了。我们同辈的，像石鲁啊，黄冑啊，这拔人，全是吃死的。可惜了！时间呢，浪费了。吃吃喝喝很浪费时间，吃完了还要醉，醉的时间也很长，也浪费。所以不能很好地来想东西。画画不是说画就画的，在不画的时间里也得想。

　　Q：看您在法国和意大利画的画，让人想起林风眠那一代画家。

　　A：林风眠？

　　Q：有些地方像。

　　A：呵呵，像就好了……你讲的意思，可能我的画也不是非常前卫，也不是非常……

　　Q：是用色比较大胆。

　　A：对。因为我没有学过画画，开始是木刻，木刻嘛最社会化了，对不对？我的画也有漫画的意思在里边。什么叫做漫画呢？倒不是画的形式问题，是用一般漫画的观点在看人生。一般地讲，用漫画看人生的问题，比它的形式更重要。所以欣赏漫画，就是学习它的观察力。对人生啊，更多一点嘲讽……因为没有学过，所以很自由，我在美术学院教书几十年，实际是一边教一边学，也吃过很多苦头。苦头就算了嘛。大家都一样。跑不了的嘛。那时领导人愚蠢。不过也要看你自己，在苦头里能自己好好地学。那个苦头不光是体力上的，是非常立体的折磨。家庭、精神、艺术、身体、时间、青春，让你受到的是非常立体的折磨，也是有史以来都没有过的这么讲究的折磨。呵呵。

　　Q：据说您画画速度很快？

　　A：也快，也慢，有的画几个月，比如《山鬼》呀，构思很长时间，画完就后悔，不满意。想再画不可能了。我的画，很少有满意的，都画得不好。人家都说我是客气话。不是，是实在的话。画画的过程是一个不满意的过程。

　　Q：您的书《比我老的老头》中，谈到的都是前辈的朋友，有没有比您年轻的老头想写一写？

　　A：比我小的老头也有，有一帮。我的学生都七十多了，也有八十的。

　　Q：当您提到“老头”的时候，听起来感觉倒像是“小孩子”的口气。

　　A：人生就这样。朋友给你的友谊、帮助，都是一个感恩的过程。写这种人都要有一种真的情感。我的朋友很多，孔夫子讲学生有教无类，我是有友无类。

　　同辈人往往喜欢跟同辈人来往，看不起年轻的人。因为他怕你看穿他！比如他的知识其实很有限，但他要表示一种庄严，免得你看穿他，跟你保持一种距离。那就可惜了，因为有很多不知道的东西，新的时代的东西、观念、气象，通过跟年轻人的交往，就能领会得到，你的人、习性、趣味、作品，才有新的东西。

　　荣宝斋的人跟我说，你呀，什么画都只看到它的好处，民间画，儿童画，都好。我们荣宝斋不同，收购古画，专看缺点，才能把价钱压低了。我说你这倒是说得很对的。看文章也是，要宽容，有的文章实在写得太坏，趣味格调太低了，我可以看它的字也许写得还不坏。人也是这样：讨厌的人，庸才，周围朋友都受不了了，你怎么还受得了？我说，庸才自有他的妙处。是吧？不要让他伤心。这不是糊涂。郑板桥说难得糊涂，糊涂有什么难呢？郑板桥这个人本身就不糊涂。他要稿费要得特别多，而且看到银子眼睛就亮了，手笔就灵活。那怎么叫做糊涂呢？有爱心，恐怕是要紧的。

　　Q：这样的性情不会是很早养成的吧？

　　A：经历教育的。从小离开家乡，都是人家爱护我。老人家、朋友、同龄的、年轻的，帮忙你，要不你怎么能活到今天呢？

　　也会遇到骗子，骗子也会有的啊。所以我的爷爷就告诉我父亲，要我父亲教我，说要拿钱买上当。让孩子们拿钱去买上当，买亏吃。开始还不是很懂。这是很深的学问。慢慢长大才知道，这是太对了。这个怎么样呢，能够培养性情。你要欣赏它，这种上当、受苦、劳累，就像踢足球一样，这么累你还踢啊？累是累啊，那妙处也是很难说的。人生就是进几颗漂亮球嘛！对吧？
Q：骗子还是少数。

　　A：还要做好事啊。做好事呢，也不能觉得我是做了好事啊，想要回报。像佛说的，做坏事去拜佛希望原谅，做好事也去拜，希望给他更多的好处——投资啊？这个不算。做坏事肯定不可原谅。做好事呢，你要是图报的话也不是不可原谅的。所以我对某些人，我对他有看法的话我不会原谅他的。

　　Q：您年轻的时代，中国出了很多厉害的人物，您怎么看他们？

　　A：哎，那时觉得人家那么年轻就那么了不起，我们这些人这么没出息。你看梁启超，24岁，就做长沙实务学堂教务长，他第一批的学生，有蔡锷，有章士钊，是这些人。我们24岁在干什么？有野心家，政客，那种人有，做学术的就没有了。黄侃，51岁就自杀了，他的所有学问都是51岁之前的事情了。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年轻人多厉害。

　　Q：现在年轻人不太一样。

　　A：这有个什么问题呢？从文化上想斩尽杀绝，把一帮年轻人送到乡下去，上山下乡，没想到这帮人在农村受了苦，回来都是大艺术家大学问家，更结实了，人生的历练，更了不起了。所以文化是扼杀不了的。叫人痛心的事情，再也回不来的事情那是有的，就是周围的人（故去）；再比如给文字上增加很多麻烦，简体字啊拉丁化啊。那就糟糕了，中国文化就靠着文字传承，一拉丁化，文字就没有了。你让年轻一代不能认识自己的文化嘛，学了简体字的青年要去研究古典文化，又要重新去学繁体字，干嘛要这么罗里罗嗦呢？多几笔少几笔算不得什么罗，何况还有草字嘛。

　　Q：现在人连字也不大写了。

　　A：思想也这样，思想要改造，改造成什么呢？一个样！那还能够有别的思想吗？文化上哪还能有新鲜的推动社会进步的东西？文化怎么能切断呢？你想切，断不了！我们家乡的地方戏，彻底完蛋，断子绝孙，文革中我回去，愁云惨雾，凄凉极了，没有家乡戏，过去这么丰富的东西没有了。哎，可是呢，文革过后，慢慢地它又回来了！挑粪的、养猪的、渔夫，自己组织一个爱好者的小剧团，就唱起来了。然后别的县也来了，没有衣服，把城隍庙的菩萨衣服拿来穿，脚上还穿一双球鞋！就那么唱戏，慢慢就活起来了。

　　那时年轻人不准看外国书，1970年代《教父》刚出版的时候，我儿子有个朋友，17岁，把它全部翻译过来，手抄本，传阅。

　　另外一个是我朋友，清华大学的老师，70多岁了，他的儿子媳妇文革中跳楼自杀了，一个孙子跟着他，12岁就自己翻译《木偶奇遇记》，好极了，完全是儿童化的口语。

　　就像一块砖头压上去，苗还要从旁边长出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文化是让人快乐的，那个时代根本不快乐。连穿衣服都不快乐。整个长安街过节都是蓝色多瑙河。

　　Q：您那时也在多瑙河里？

　　A：我照穿。看书、画画、照穿（我的衣服）。他们批我，无非是看外国书看外国画册听外国音乐，问题不大。我带学生下乡我也很彻底，也很开心，明明很苦，还要说很好，那就说好嘛。我是又懂事，又狡猾。狡猾就是懂事的一个部分嘛。

　　Q：您在凤凰、香港、意大利和北京都有自己设计建筑的居所，为什么海外只选了意大利？

　　A：凤凰老家的房子是最早的。意大利那个房子，是1990年之后，我不准备回来了，画画，写文章，骂了一些人和事情。那时也不知香港回归会怎么样，就想到意大利过活去算了。卖画也是那边人买得多。后来香港回归的情况很好，比较讲道理。就回来嘛。

　　Q：如果那时不能回来怎么办？

　　A：那就扁舟从此逝，江海度余生嘛，世界这么大。

　　Q：真的无所谓？

　　A：也不是无所谓。我的家乡也想的，也想家乡的人。有的时候连我讨厌的人我也想他。人同祖国的关系，谁有权力不让谁回来？

　　Q：您讨厌什么样的人？

　　A：出卖人的人谁都讨厌。汉奸，打小报告的人，出卖朋友的人。这个不讨厌吗？世界上这种人不多，但是很精的。

　　Q：您一定也被人出卖过？

　　A：我要不给人出卖，怎么能有这么大爱心呢？被出卖的这些事情就别讲啦。

　　Q：所以您要是当年在香港不回来，也不会也这么多的经历。

　　A：所以香港有个老太太，说当年你不回去就没有黄永玉。前几年我在香港，她又说你在外面不会去也就没有黄永玉。

　　Q：最让您上瘾的事情是什么？抽烟？画画？

　　A：画画，写东西。年轻时爱打猎，爱开车子，现在车子也不让开了，打猎呢也不打了，不想伤害生命了。 　　

　　最后，黄永玉站起身，一边亲热地呵斥脚下那只激动的狗，一边自言自语：哎，我们这样闲聊就可以了。不必刻意提什么问题。有的人提问题你都不知他怎么想的；你离开大雅宝胡同的时候跟他们说了再见没有啊？没法儿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