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农民吃饭靠‘两平’，一靠邓小平，二靠袁隆平！”2007年5月13日上午，在湘潭县泉塘子镇“湖南超级杂交稻‘种三产四’丰产工程示范基地”一望无际的稻田旁，棋盘村农民陈德云这样对记者说。

　　陈德云说的是心里话。已经61岁的他曾经饱尝过饥饿的滋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只有十四五岁、正长身体的陈德云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吃顿饱饭。1995年，陈德云家4亩多责任田第一次种上“新香180”杂交晚稻。那一季，每亩收了550多公斤稻子，亩产比往年增加150多公斤,多收入200多元。也就在那一年，丰收后到粮站卖粮的陈德云，一边喜滋滋地数着钞票，一边听别人说到“袁隆平”这个名字。如今，陈德云家有九亩五分地，每年至少一季的杂交稻能收入一万多元。

　　2007年5月10日，在位于长沙市马坡岭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记者看到这样一组数据：到2006年，我国累计推广种植杂交水稻56亿多亩，增产稻谷5200多亿公斤。近年来，全国杂交水稻年种植面积2.4亿亩左右，增产的稻谷可以养活7500多万人口。联合国粮农组织已经将推广杂交水稻列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问题的战略措施。目前，杂交水稻在越南、印度、菲律宾、美国等国家实现了商业化生产，众多的国家正在试种和示范。2005年，国外杂交水稻推广面积约200万公顷。

　　袁隆平这个名字，何以让中国一个普通的庄稼汉记住，又怎样和全世界的吃饭问题连在一起？追寻袁隆平的足迹，也许就能找到答案。

　　“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袁隆平

　　那一年，袁隆平亲眼看见过5个饿殍，悲惨的情形，一直刺痛着他的心。寻找到天然雄性不育株成为实现“三系”蓝图的开始。那张寄自北京的十四块两毛八的小小稿费单，似乎也通知着袁隆平：你已经闯入全世界公认的“水稻杂交无优势”的禁区。

　　1953年8月，湘西雪峰山麓的湖南省安江农校，新来了一位年轻教师，他就是刚从西南农学院毕业的袁隆平。安江农校，成为袁隆平人生舞台的第一站。

　　到了1960年，大饥荒犹如洪水猛兽席卷中国大地。袁隆平和他的学生们也同样面临着饥饿的威胁。

　　“我亲眼看见过5个饿殍，一次看到两个人倒在桥下，一次看到两个人倒在田里，还有一次看到一个人倒在大路旁。”那悲惨的情景，一直刺痛着袁隆平的心。“不解决吃饭问题不行。这个想法至今仍然牢牢地扎根在我的头脑中。这是驱使我孜孜不倦地研究提高粮食单产方法的最大动因。”

　　多年来，人工杂交水稻研究一直是各国科学家难啃的“骨头”，许多水稻专家在这道难题前碰了壁。他们得出结论：像水稻这样一朵花只结一粒种子的“单颖果植物”，利用杂交优势，必然制种困难，无法应用于生产。

　　1960年7月，袁隆平在学校试验田偶尔发现一株穗大粒多的“天然杂交稻”，从它身上，袁隆平联想到：既然自然界客观存在“天然杂交稻”，只要能探索出其中的规律，就一定能够培育出人工杂交稻来；同样，也一定能够将这种杂种优势应用到生产上，从而大幅度提高水稻的产量。

　　顺着这一思路,袁隆平用几年时间渐渐勾勒出解决这道世界难题的蓝图:利用水稻雄性不育性,进而培育出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然后再利用“三系”进行循环杂交,就能完成不育系繁殖、杂交稻制种和大田生产应用这样一整套“三系”杂交水稻生产的程序了。

　　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在自然界找到天然的水稻雄性不育株,作为新的育种材料。然而,要在成千上万亩水稻田里找这么一株特殊的稻穗,无异于大海捞针。

　　从1964年6月20日开始,袁隆平挤出教学后的业余时间,每天头顶烈日,脚踩污泥,弯腰驼背地寻觅那神奇的“不育”稻株。

　　7月5日,是寻找“不育”稻株的第16天。在一块“洞庭早籼”田,袁隆平的目光在一株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上停住了。“啊,这不是退化了的雄蕊吗?”10多天来,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雄蕊植株。袁隆平马上将这“洞庭早籼”天然雄性不育株用布条加以标记,两三天内反复观察,并采集花药进行镜检,进一步证实这是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

　　后来,袁隆平又前后共检查了14000余个稻穗,分别在洞庭早籼、南特号、早粳4号、胜利籼等4个水稻品种中,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的植株。

　　栽培实验结果显示:通过少量的天然雄性不育株,完全可以培植出一个庞大的雄性不育系;再利用雄性不育系进行人工杂交制种,预期可以获得很高的产量和效益。

　　1966年2月28日,袁隆平的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育性》发表在中国科学院主编的《科学通报》第17卷第4期上。那张寄自北京的十四块两毛八的小小稿费单,似乎也通知着袁隆平:你已经闯入了全世界公认的“水稻杂交无优势”的禁区。

　　“我梦见我们种的水稻,长得跟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我和助手们就坐在稻穗下乘凉。”——袁隆平

　　虽然历经坎坷,袁隆平始终是世界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领头雁”,他创建了一门系统的新兴科学——杂交水稻学;这位中国知识分子几十年的研究成果,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回答了世界“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

　　1966年6月,“文革”像暴风雨降临,安江农校也被卷入运动的漩涡。

　　袁隆平和他的两名助手避开喧嚣,忙碌着水稻雄性不育性的研究。

　　1968年春天到来了,他们的秧苗经过反复繁殖,已经发展成为两分地的实验田,秧苗插在中古盘7号田里。

　　秧苗插下去半个多月,两名助手暂时离开了学校,田间管理,观察记录,由袁隆平一人照管。

　　5月19日,星期天,袁隆平匆匆吃过早餐,骑上自行车去实验田。

　　来到田边,眼前的景象使他大吃一惊:昨天傍晚还好端端的秧苗,只过了一夜就全部被拔光了,实验田里布满了乱七八糟的脚印。

　　天哪,经过两年多努力,流了多少汗水,用捡来的几根秧苗培育出来的这些实验材料,却遭到了灭顶之灾!

　　袁隆平只觉得脑子里“轰”地一声,浑身发抖,两眼发直。实验材料被毁,杂交稻的研究难道就这样被断送掉?

　　在泥地里呆坐了许久,他回过神来,忍着悲愤,走进烂泥巴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寻找劫后余生的秧苗。在田埂边的污泥里,他发现了半埋着的五根秧苗,就连泥带根把它们抱回家,插在试验盆里,悉心照料。沉重的打击,丝毫没有动摇袁隆平继续从事杂交水稻研究的决心。

　　1971年春,湖南省农科院成立杂交稻研究协作组,袁隆平被调到协作组工作,主持湖南和全国的杂交水稻协作研究。1976年,杂交水稻开始迅速在全国大面积推广,他因此成为在世界上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第一人。

　　如今,杂交水稻研究已经过“两系法”,进入到“超级杂交稻”阶段。2000年、2004年,农业部制定的“中国超级杂交稻计划”已先后完成第一期亩产700公斤、第二期亩产800公斤的指标。目前,亩产900公斤的第三期超级杂交稻已立项并启动,计划于2010年达标。

　　袁隆平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全国4.5亿亩的水稻种植面积,如果每年推广种超级稻1亿亩,每亩就算增产150公斤的话,一年就可以增产150亿公斤呐。这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省的全年粮食产量,可以供养4000万人口哩!”

　　从1966年发表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育性》开始,袁隆平在科研实践中不断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作物遗传育种的理论和技术,也为其他作物的杂种优势利用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他先后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7部,其著作成为全世界杂交水稻研究和生产的指导用书。袁隆平作为学术带头人,培养了一大批杂交水稻专家和技术骨干,在杂交水稻的研究和发展中建立和完善了一整套理论和应用技术体系,从而创建了一门系统的新兴学科——杂交水稻学。

　　几年前,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发出了“未来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引起世界性的恐慌。袁隆平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乐观而且自信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依靠科技进步和国人的努力,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

　　“杂交水稻这一科研成果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袁隆平

　　屏幕上打出了袁隆平的巨幅头像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英文字幕。顿时会场为之欢声雷动,来自世界各国不同肤色的学者和专家起立,向袁隆平鼓掌致意。这一安排令他始料不及。袁隆平希望到2010年,杂交水稻在全世界推广到1500万公顷,这样光增产的粮食就够养活1亿人口!1979年4月,袁隆平首次走出国门,赴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所在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远郊的洛斯巴洛斯镇,参加一次重要的国际水稻科研会议。

　　这次会议有2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科学家参加。同行的中国水稻专家共4人,袁隆平是应邀在会议上宣读论文的科学家之一。

　　由于是第一次出席国际会议,袁隆平感到既兴奋又紧张。他担心用英语说话那些“老外”听不懂,就特地买了英语磁带,专门挤出时间,进行强化训练。

　　第一组发言的是日本的新城长友和一位美国专家。对新城长友袁隆平景仰已久,他曾访问过中国,但那时袁隆平一头扎在杂交稻实验田里,没有和这位著名人物见面交流的机会。

　　新城长友开始回答提问了,他的英语说得结结巴巴。袁隆平一边认真听,一边对自己的英语会话能力自信起来。

　　轮到中国专家宣读论文和回答提问了。袁隆平负责回答问题。

　　一位外国专家问:“中国杂交稻制种的异交率高,是通过什么措施提高异交率的?”

　　他准确地理解了对方的提问,并用英语清楚地回答:“第一,割叶,扫除传播花粉的障碍;第二,进行人工辅助授粉。”

　　外国专家对这套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很感兴趣。这次会议,各国专家公认,中国杂交水稻的研究和推广应用居世界领先地位。

　　袁隆平在国际水稻领域首次亮相后的第三年,即1982年的秋天,在国际水稻研究所召开的又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庄重地引领袁隆平走向主席台。

　　这时,投影机在屏幕上打出了袁隆平的巨幅头像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英文字幕。顿时会场为之欢声雷动,来自世界各国不同肤色的学者和专家一致起立,向袁隆平鼓掌致意。

　　这一安排令袁隆平始料不及,大吃一惊,但他还是从容地向人们挥手致意。

　　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先生发言说:“今天,我十分荣幸地在这里向你们郑重介绍我的伟大的朋友、杰出的中国科学家、我们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特邀客座研究员——袁隆平先生!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世界带来了福音。”

　　斯瓦米纳森担任过印度的农业部长,也是著名的水稻专家,他曾在印度大力推广半矮秆水稻、高产矮秆小麦,对印度农业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由于他的盛情邀请,那几年,袁隆平前去国际水稻研究所合作和指导研究22次,与在那里工作的各国朋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这次会议期间,菲律宾报纸头版刊登了袁隆平的照片和“杂交水稻之父”的大字标题。从此,袁隆平在国内和国际上赢得了当之无愧的“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

　　曾经当过4届美国总统农业顾问的美国普都大学名誉教授汤·巴来伯格对袁隆平给予了高度评价:“袁隆平为中国赢得了可贵的时间”,“他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袁隆平领导着人们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他把西方国家抛到了后面,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利用了水稻杂交优势的伟大科学家。”

　　2005年7月,袁隆平提出“杂交水稻外交”的建议,就是积极在发展中国家推广杂交水稻,帮助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扩大中国的影响,以此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这一建议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同年10月18日,国务委员唐家璇会见袁隆平院士时说:“‘杂交水稻外交’将是我国‘走出去’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将是今后我国经济外交的一张王牌。”10月19日,袁隆平应邀在外交部第四期大使参赞学习班上,给我国驻80多个国家的大使、总领事和参赞作了一场精彩的杂交水稻报告。

　　袁隆平告诉记者,他现在还有两大心愿,第一个愿望是第三期超级稻研究成功,第二个是把杂交水稻推向全世界,造福全人类。

　　“现在杂交水稻在国外的种植面积达到了200万公顷,我们想在2010年推广到1500万公顷,这样至少可以增加300万吨粮食,够养活将近1亿人口呢!要是这两个‘既定目标’都按时实现了,我正好80岁,如果身体还硬朗,我可能还想攀登新高峰。我仍有老骥伏枥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