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村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且造成严重后果的渎职行为与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常发性。尤其在土地管理、计划生育管理等领域，一些村官严重损害农民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已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干群矛盾的尖锐对立，导致群体上访事件不断发生。由此可见，村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且造成严重后果的渎职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第二，村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且造成严重后果的渎职行为予以犯罪化符合立法条件，不存在代替刑罚的适当方法。村官严重渎职行为与其实施的贪污贿赂犯罪一样，已经超过社会的容忍限度；目前，现有法律不能充分保护农民群众的法益，只有刑法能担当保护法益、禁止村官严重渎职行为的重任。立法机关应放弃对这种行为的容忍，将其上升为刑法规制的对象。

　　总之，随着村级管理事务不断扩大，村官滥用职权等行为有必要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界定，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解释方式进行：“村基层组织人员是依照《村民组织法》行使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人员，在行使自治职权时，有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滥用职权罪或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