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夕，扬州大学农学院副教授薛元龙要来江苏淮安市楚州区溪河镇进行科技扶贫的消息，让这里的村民们兴奋不已，他们说：“薛老师要来了，这是我们的福气。”

　　溪河镇的村民会这么说，是因为薛元龙已经在苏北农村“常驻”了18年。他先后在江苏省响水县、高邮市、江都市的乡村参与扶贫、开发，吃、住在村里，和当地村民一起培肥改土、引育良种，使数万乡民脱离了贫困。

　　“薛老师不能走”

　　1986年，江苏农学院(扬大农学院前身)在苏北贫困的响水县建立了生产、教学、科研联合体，帮助响水人民摆脱贫困，同时推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年的8月8日，36岁的讲师薛元龙来到响水县大有乡康庄村，开始了他的扶贫生涯。

　　初到康庄，这里的贫困状况让薛元龙吃惊：盐碱地上阵阵风沙卷起，如同戈壁；为数不少的村民还住在低矮的茅草屋内，几乎没有什么家具，芦柴做成的户门难挡风寒。濒临黄海的康庄没有自来水、没有公交车、没有电话，村民们“吃粮靠救济、用钱靠贷款”。住在村里的薛元龙点煤油灯、喝盐碱水，用两排旧砖垫起硬木板当床。

　　从小就是孤儿、贫苦出身的薛元龙没把这些放在心上，他根据当地土壤中盐分含量高的特点，采用水洗盐排涝降渍法、稻绿轮作制对盐碱地进行综合治理。为了改变稻绿轮作中的土地翻碱问题，他引进了当时国外先进的暗道排渍降盐法。为了引导农民搞杂交水稻制种，他出面帮农民们到淮安等地购买稻种。1年多以后，多年的盐碱地长出了稻谷，薛元龙负责的7个村民小组的杂交水稻制种平均亩产达到了150公斤，当年就增收20多万元，制种农户平均收入净增了1000元，在响水农村引起了轰动。

　　康庄村流传着许多有关薛元龙的故事。在他的简易宿舍里，板凳特别多。那是为前来请教问题的村民们准备的。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只要农民上了门，薛元龙都会给他们一一解答。临走时，他还要给农民们带上一张纸，那是他给开的“药方”，让农民回去“照方抓药”。

　　对地里的庄稼，薛元龙比农民们还上心。一次正在育种期间，突然下起了暴雨，他顾不上拿雨伞，冲出去招呼乡亲们出来给稻田“搁水”。夏天，为协调农民争水矛盾，他独自在狭小闷热、蚊虫飞舞的抽水站里住了三天三夜。平日里，他总是早早就出门下地，全村的制种稻田他都要看上两遍，一天少说也要走20多公里路，1年下来穿破了4双鞋。发现哪块地该施肥、要治虫了，他就告诉主人家；要是主人不在，就写在纸上，找根芦棒插在田头。康庄村民们都已经习惯了薛老师的这种“药方”。

　　按照学校的规定，到响水县科技扶贫的教师一年一轮换。薛元龙在康庄村住了1年后，该回学校了。村民们得到消息着了急，他们请乡里、村里的干部和村民代表一起，租了面包车赶到江苏农学院，向学院领导要求：“薛老师不能走。”时任学院党委书记梁隆圣感动之余，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薛元龙在康庄又一直待了4年。前后5年间，康庄村成了淮北地区的杂交水稻制种基地，村民人均收入从400多元增加到了1200多元。

　　以后，薛元龙成了扬州大学农学院科技扶贫的招牌人物。在响水县老舍乡的6年间，他和当地农民一道培肥改土，种稻、种藕洗盐，引育良种、培育壮秧，实行水稻、油菜、绿肥轮作，曾经荒无人烟的盐碱地上长出了金灿灿的稻谷，平均亩产也逐年从200公斤达到了600公斤，全乡每年可以交粮70多万公斤，农民人均收入由1100元上升到2900元。在苏北水乡“锅底洼”的高邮市司徒镇，薛元龙承担了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高新科技示范项目。他调整种植结构，建起反季节蔬菜大棚，搞特种水产养殖，改良高邮麻鸭、苏泰猪；走产业化之路，引进国外良种奶牛办起奶牛场，带领当地农民建立万亩稻麦良种繁育基地。7年过去，司徒镇人均收入由3500元上升到4500元，镇经济实力从全市第27位上升到第3位……

　　“薛老师不容易”

　　“薛老师不容易。”这是记者在采访薛元龙的妻子、同事、朋友时，他们不约而同说的一句话。

　　薛元龙的妻子林春梅是他同村人，结婚后聚少离多，林春梅18年来几乎是独自支撑着家庭。谈起这些，林春梅只是说：“都过去了，老薛一个人住在乡下，他也苦。我们现在的情况比以前要好多了。”

　　同是农村出来的人，林春梅也知道乡下苦，但她说：“学校困难的人多，从农村上来的人也多，事情总要有人去做。”她从没拦着薛元龙下乡。看到丈夫回来时因风吹日晒，黑得像“非洲人”，她心里也非常“舍不得”。

　　扶贫18年，薛元龙留给妻子的不是宽裕的家境、体面的工作，而是需要照料的年迈岳父母、需要教养的儿女。现在，林春梅不得不同时做两份临时工，白天晚间连轴转，以挣钱补贴家用。由于父亲长年不在家中、不能辅导学业，薛元龙的儿子、女儿都没能考上大学，现在都在打工。1993年，女儿高中毕业后，扬州一家单位招工，有人对女儿说：“叫你爸爸回来托托关系。”可爸爸并没有回来。女儿当时也气、也埋怨，但当女儿到康庄村去过之后，就明白了爸爸在村民们心目中的分量。做临时工拿到第一个月工资，女儿买了件夹克衫，穿在爸爸身上。

　　在康庄，薛元龙在床头贴了自编的对联：“要问有多苦？乐中苦；要问有多乐？苦中乐！”科技扶贫18年，他遇到了无数苦，也在苦中尝到了乐。他至今还记得，康庄村特困户于金发在他帮助下搞了12亩水稻制种，年收入1万多元，1989年盖起了6间瓦房。于金发在正门上贴出对联：“翻身不忘共产党，致富多亏薛老师。”

　　1990年底，薛元龙被学校从康庄村调到响水县老舍乡工作。康庄村村民们知道再留不住薛老师了，家家都要请薛老师吃顿饭。最后由村干部协调，全村分成4片，每片请薛老师吃一次饭。开饭时，邻近村民捧着自家炒的菜，排着队请薛老师尝一口。面对乡亲们的盛情，薛元龙含泪喝下一杯杯酒。他离开康庄村不久，康庄第四小学的语文老师给六年级学生出了一道作文题目——《我心中最可爱的人》，全班28名学生中有26人写了同一个人——薛元龙。

　　长年从事科技扶贫，薛元龙有着自己的人生坐标。他说，知识分子一般有两条路，一条是“顶天”，即跟踪尖端科技、搞发明创造，而更多的则是“立地”，即扎根实践、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如果不能“顶天”，那就要“立地”，帮助农民脱贫致富。他说：“我从小是个孤儿，是党和政府把我养育成人，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尽。”“我是学农业专业的，如果地里长不出好庄稼、农民吃不饱肚皮、口袋里没有钱，那才是我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