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杰(1901~1981)字雪艇，湖北崇阳人。法学家，《现代评论》、《自由中国》等杂志创办人，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历任民国教育、宣传、外交部长。

　　中国新闻史或许该记录这么一次有趣的会面：上世纪40年代，民国外交部长王世杰访美归来。当他走下飞机舷梯，离地面还有两级时，夫人萧德华迎上前去。由于她比王世杰整整高出一头，边上一个中央社记者便促狭地大喊：“快照相啦！不然王部长就太矮了！”众人大笑，王世杰却不以为意。

　　但宽容只是对待记者时才有，在王世杰的下属眼中，这个“身材矮胖，一脸严肃，很有学者风度”的部长显然令人畏惧。曾有记者写道：“(只要王)走进外交部大楼，原本看报纸、聊天和吃零食的各司局办公室，立刻鸦雀无声……”

　　在学者傅国涌看来，这种“宽容”和“讲求秩序”的混合品质，正是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的强烈记号，他也将王世杰视为“观察上世纪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从政的一个标本”。

　　从政前，作为北京大学的宪法学教授，王世杰著述颇丰。他与钱端升合著的《比较宪法》一书，已成一代法学名著，至今仍被学界广泛引用。1924年，他主办《现代评论》周刊，提出“无顾忌、无偏党，无阿附”口号，由于批评政府，针砭时弊，曾多次被当局没收、查封。

　　尽管与王世杰本人的政治信仰截然不同，《现代评论》仍发表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在李大钊遭军阀杀害后，这位法学家写下题为《党狱与领事裁判权》的评论，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稿子送审后被毙，当期的《现代评论》便开出“天窗”，并在目录中保留了题目。

　　1929年，王世杰出任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他在演讲中提出办学思路：“……只有经费独立，学校才能自主办学，不受政党集团、行政机关的干扰……只有教授治校，才能避免学校沦为‘官府衙门’，从而求得学术的自由。”

　　也因此，在上世纪30年代初王世杰弃学从政后，西方媒体普遍看好。《曼彻斯特导报》盛赞王是“具有大才干而思想开明的自由派”。《泰晤士报》也认为，“自由派分子在国民党里的优越地位明显增强了。”而傅国涌把王世杰从政称为“浸透了理想主义色彩的努力”——“他想根据西方的民主原则，一点一滴地从事政治制度的改革。”

　　在当时的国民党大员中，王世杰是个另类。他不烟不酒，生活简朴，极少娱乐，不坐专车，上下班皆步行。任教育部长时，长子王纪武考学失利，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是他的下级，又曾是他的学生，有人建议他为儿子说一下情，他坚决不允。王纪武最终只能以旁听生身份在中央大学读书。

　　王世杰半生为民国高官，但他发表的所有文章，从未用过当时公文中流行的“共匪”字样。言谈间，对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都敬称“先生”。1943年抗战期间，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规定大小官员都要写一篇“读后感”。因文中有无数攻击共产党的语句，王世杰看后，十分坚决地予以否定，并亲书“君子不念旧恶”六个字，交给蒋介石。

　　一位共事多年的同僚曾评道：“雪公的气质，尤不宜于官场生涯。官场习气，多的是巧言令色之辈，而他要言不烦，不苟言笑；官场习气，多的是酒肉征逐的应酬，而他生活谨饬，几乎全无世俗的嗜好。单单这两款，就足以使他独来独往，无朋党奥援。”

　　傅国涌也认为，上世纪30年代起，以王世杰、蒋廷黻为代表的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入国民党政府，他们具有一定的民主意识和出色的行政领导才能，无论治学还是从政，也都竭尽所能，但“大厦依旧坍塌”。

　　“……在一个独裁制度下，知识分子参政，又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呢？”傅国涌追问。

　　1949年后，王世杰迁往台湾，不久便因多次批评政治黑暗、特务横行而遭贬职。直到6年后，年近60岁的王世杰才找到一生归属之地——“中央研究院”。这位新任院长增设了物理、经济两个研究所，在各重点大学成立数、理、化、工程生物等研究中心，广筹经费，充实设备，改善科研人员待遇。他不时地去“中研院”，像一位普通学者般“隐入座席”，听名流们演讲，直至逝世前两个月。

　　1981年4月21日，王世杰病殁。临终，他立下遗嘱，将其一生收藏的70余幅珍贵字画赠予武汉大学。身后，子女遵其遗嘱，在墓碑上去掉所有头衔，只刻“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