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代光教授头上的光环很多,经济学界的知名人士、德高望重的教育者、财经领域的实践家,可老教授对这些都不以为然,只以平淡之心面对,兢兢业业地做好份内的每一件事。老人对教师职业情有独钟:“我就喜欢当个教书匠,教书育人,自得其乐。”

　　北京难得的雪后晴天,我如约来到北大附近的蓝旗营小区。坐在胡老满溢书香的客厅里,看到阳台上错落有致的绿植,不觉生出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冲动。师母沏了新茶,放两个精致的点心到我手中,胡教授微笑道:“我晓得你们年轻人常不吃早饭,先垫些点心，”声音洪亮透着儒雅。

　　看着老教授纹丝不乱的满头白发,慈祥中闪着睿智的炯炯双目,我暗想,淡然与超脱的境界,只有真正经历过风雨的人才能达到,老人八十八年的人生,该有着怎样的起伏跌宕?

　　“拯救饥溺之心,兼善天下之慨”

　　1919年5月5日,胡代光出生于四川省新都县一个书香之家。此时恰逢五四运动爆发,从此,他的一生便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的中国同呼吸、共命运。上海“五卅”惨案、“一·二八”淞沪抗战、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等,都给青少年时代的胡代光留下了深刻印象。

　　忆起青年时代,老教授似乎又回到了那段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日子:“我们常常演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流亡三部曲》;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义勇军进行曲》,悲愤、激昂的歌声使我未忘‘读书救国’。‘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这首歌激励着我前进!”

　　生于一个富足而崇尚知识的家庭,胡代光始终怀着对知识的渴求,并希望能用其所学为祖国贡献力量。当时的同学们曾赠言胡代光,赞其有“拯救饥溺之心,兼善天下之慨”。品学兼优的他曾想过做科学家,也曾想过做诗人,读经济学却是个意外。

　　1940年秋,胡代光以前十名的成绩考取武汉大学。考前原本要填报政治学系,不料同班不少同学都报考了经济学系,并希望他能同读一系,合群的胡代光同意了。报到之前,他特意买了列昂吉叶夫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和沈志远的《近代欧洲经济学说史》。这一读,“我便对这门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大学期间,胡代光仔细研读了《资本论》,还大量涉猎了古典学派、奥地利学派的著作。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他深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各门课程,并最终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述评》。

　　在中央大学研究院法科研究所政治经济学部（今南京大学经济系）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正值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整个南京城物价飞涨,远离家乡的胡代光生活极为艰辛。在紧张、愤慨的气氛下,他始终坚持信念,勤奋苦读,积极寻求着自己的理想,并写诗明志:

　　人生漂泊欲何之,世事艰难不用疑。未必诗书长误我,个中真味几人知。

　　1947年8月,硕士毕业后的胡代光应聘到长沙市湖南大学经济学系任讲师,并与湖大法学院及经济学系学生中的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建立起联系。1949年8月,长沙解放,同年10月,胡代光参加了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随团到达重庆。1950年,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直属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由邓小平同志兼任主任。胡代光被任命为该会资料科科长。当时,邓小平同志非常关心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工作,胡代光曾受命办理这方面工作,并写出了《解放一年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工作情况的报告》。

　　1953年春,胡代光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自此,五十余载的春秋便统统献给了北大经济学系(院)。

　　“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从1940年进入武汉大学经济学系至今,在经济学这片“园子”里,胡代光已耕耘了67年。其间风雨唯自知,但无论遇见什么样的困难,他都始终怀着对真理的敬畏,保持着知识分子应有的正直与坚定。

　　1966年,已担任经济学系副主任的胡代光正组织专家编写经济学教材,“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夜之间,胡代光被打成了经济学系的第二号“走资派”。此后,作为批斗对象,他参加了不计其数的大小批斗会,低头、弯腰、挂黑牌、“坐飞机”等成了日常功课。

　　在这些折磨面前,胡代光百折不挠:“这是个冤案,我们是一心一意要搞好经济学系的教学和科研,哪里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当时,不少同他熟识的同志的噩耗不断传来,令他非常悲伤,但他坚信这场灾难一定会过去,“不管怎样,我绝不能自杀,否则本来无罪也有罪了。而且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我时刻准备着为扭转局势贡献一份力量。”

　　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大学获得新生,教育改革工作逐步走上正轨。1977年,胡代光重新担任北大经济学系副主任,1984年初,担任北大经济学系主任,并负责筹建经济学院。1985年5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正式成立,胡代光担任第一任院长。

　　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在修改大学本科教学计划时,最早将西方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三门课程来开设;对硕士研究生教学计划,明确规定无论任何专业,都必修“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资本论》专题研究”,以及“西方中级微观经济学”和“西方中级宏观经济学”这四门课程。有人就此质疑胡代光在办学方向上存在问题,他当即否认,而且指出“这样提问,正是过去‘左’倾思想的重现”。

　　当时，有些高校因仿照北大增设了较多西方经济学课程,便受到批评指责,有的不得不决定停开西方经济学课程。一些教师或打电话或来信询问胡代光,他答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因为,“马克思正是最懂得他那个时代和以前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伟大学者和革命家,所以,他才同恩格斯一起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今天,我们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懂得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很难想象的。”

　　经世济民  孜孜以求

　　胡代光总向年轻人强调,“经济”两个字就是“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的意思,学习经济学,首先就是为了富国强民。他本人在这个领域数十年勤奋耕耘,并收获丰富。

　　国内知晓胡代光教授的人,并非仅限于经济学者和国家经济部门工作人员,还包括广大的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正在学习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学生手中,大都有胡代光的若干本专著。

　　比如,胡代光主编的《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一书,是每位想考取经济学专业硕士或博士的学生的必读书目,迄今为止,这本书已多次重印。

　　有许多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济理论,最初都是经由胡代光的系统介绍进入我国的。比如,他在上世纪60年代曾主讲凯恩斯主义与经济计量学两门课程,并与巫宝三、孙世铮合作编写了《西方经济计量学》教材,首次将这门学科全面、系统地介绍给我国学术界;他曾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斯拉法革命”,首次将“斯拉法革命”介绍给国内学者;而其出版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货币主义》一书,又首次将西方货币学派引进了国内学者的视野……

　　在五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中,胡代光始终致力于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时刻关注国外经济理论的最新动态,同时对其加以批判性分析与介绍,并结合国内实际为我所用。

　　他于1994年发表的《西方经济学者论市场经济中的宏观调控》的长篇论文,被许多重要报刊纷纷转载,1994年底,国家计划委员会将该文作为当时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的《参考材料》印发给各位与会领导。1994年8月,针对当时不少人存在用市场来解决一切问题的错误认识,胡代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了“莫把市场经济庸俗化”的著名论断,这次访谈于1994年9月2日发表后,立即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胡代光在访谈中说:“西方经济学界目前正在重新认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国家也发现他们自己对市场经济认识还不充分”……这一论述对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数十年来,胡代光笔耕不辍,出版了20余部著作,发表了百余篇学术论文,不少著作先后多次获国家级、省部级奖励。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亦乐也

　　胡代光教授曾担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七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曾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经济学总会副会长等职务。其实,自从走上教师岗位,无论承担多么重要的工作,胡代光始终根系高校,没有离开教席半步。

　　如今,88岁的老教授仍担任博士生导师。经他指导毕业的西方经济学专业硕士及博士已达百余人,其中不乏科研教学及经济实践领域的佼佼者。

　　也曾有人请他担任某些政治部门的工作,都被他谢绝了:“眼见我的学生们在改革开放战线上,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起着先锋作用,我甚感欣慰,深切体会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亦乐也’!”

　　1991年1月1日,胡代光教授收到四川大学87级本科生李洪波的来信,其中说道:“胡老师,您来川大的那次讲学给我震动很大。在听课前,我曾想:‘胡老师是专搞西方经济学的,一定会为它辩护。’可是,您并未因自己讲授、研究西方经济学,就对之奉若神明,而是根据自己几十年的潜心研究,对之进行了公正客观的评价,正确地阐述了我们对它应抱的态度。后来,我经过反复思考,觉得自己以前太轻浮了!对西方经济学还未入门,却先被它迷住了。看来,以后无论对待什么,首先都要用脑子好好想一想。”

　　16年后的今天,当胡老师展开这封发黄的信件时,仍然很有触动,“如果我传扬了高尚的道德精神、教授了学生知识、扫清了他们的疑惑,并能够激发他们的独立思考,这就是我最大的成功。”

　　这就是胡老师,拜见之前,学生们会因为他的名望而气不敢出、声不敢张,见面之后,都会因为他的随和而积极求教;课堂之上,他思维敏捷逻辑严谨,课堂之下,他慈眉善目言语幽默……始终是一个好老师,一个有责任心的经济学家!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胡代光教授在我国经济学界享有崇高声望,深受经济学人尊敬与爱戴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