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1982、1984年在中山大学分别获得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87年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留校任教至今。历任北大中文系讲师(1987年)、副教授(1990年)、教授(1992年)。曾在日、美、德、英、法等国多所大学研究或讲学。现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

　　主要著述

　　从探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开始，进而研究古代中国小说及散文，还有现代中国学术史、现代中国教育史、图像与文字等。著述30余种，如《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大学十讲》《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等。

　　采访手记

　　陈平原真的很像平原。平者，平和、温文之谓也。他学生写过这样的文字：“尝与‘八卦君’于课堂上交头接耳，引来侧目。幸而平原君温言相劝，否则恐怕‘后果很严重，先生很生气’。又一日，君讲论正酣，忽听平地惊雷暴起，鼾声隆隆。惊惶四顾，竟是某生过于疲惫(并非绝无仅有)，已陷迷离之梦境。如此不肖子弟，君竟能包容体贴。”陈老师的好脾气可见一斑。

　　原者，宽广开阔之谓。自抑不卑，自矜不亢，言及闺阁，亦无脂粉气，坦荡荡，磊磊然，有君子之态。陈平原最可爱的，是他的笑，透明又清澈，干干净净，很孩子气。人间惟有孩子天地最宽广。“君之翩翩儒雅，非我等城市浮浪子弟所能及也。今后问学之道，谨为先生是从。”

　　平原者，宜乎草木生灵生长，故能透出一种安静平和的生命情趣和生机盎然来。“每课毕，从书包中掏饭卡，瞩其弟子：‘今天要些青椒肉丝’。盖平原君与夏晓虹君平日午餐，皆与弟子共进，闲谈如一家人。史书中，武安君记叙战国平原君云：‘平原君之属，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臣人一心，上下同力。’今日之平原君所为，差可比拟。”

　　身份一：专任教授

　　2006年，从教育部到北京市到专业学会到我们学校，我总共拿了六个奖。级别最低的“北大十佳教师”，却是我最看重的。元旦晚上，学校在大礼堂表彰，我做代表发言。回忆36年前，粤东山村一间破旧的教室里，一个16岁的插队知青当民办教师，上第一堂课。一会儿这边有人举手：“老师，我要尿尿。”一会儿那边又有人哭，原来是尿裤子了。就这样，从山村里的“孩子王”，走到了今天的北大教授，不容易。我祖父教过私塾，父母都是教师，我们夫妻两个现在都在北大中文系教书。平生最得意的，是从小学一年级到博士班，我都教过。

　　我父母曾在汕头农业学校教语文，那是一个中专，原来是华南农业学院的分校。毛主席说，农业大学办在城市，真是见鬼。我爸妈所在的农校，于是只能办在一座大山脚下。那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跟周围农村没关系。名义上我是城里人，其实是在山里长大的。

　　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乡下念的，高中上的也不是好学校。我的妻子夏晓虹是北京景山学校毕业的，那是好学校。朋友们聊天，喜欢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是北京四中、北大附中、华师大附中，还是潮州金山中学？我说我念的是潮安四中，所有人都说“没听说过”。

　　我六周岁上小学，属于就近入学。说是就近，也要走四五里路。如果不想绕道，就得爬水槽。那木质水槽20多米长，一米宽，每天上学，我都得从上面过。先是爬，后是挪，胆子越来越大，最后竟连蹦带跳就过去了。一到四年级，我的成绩不太好，大概是喜欢玩吧，嘿嘿。五年级读高小，换了所比较大的学校，是在一个祠堂，去年我去看了，里面还有“毛主席语录”。我妈妈说，那位姓金的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他总表扬我，说我作文写得好。小孩子喜欢听人家表扬，我一高兴，读书就认真起来了。

　　我是1966年6月小学毕业的，自称“老三届”，但北京的朋友都不承认。因为他们这里，66届的小学毕业生很早就停了课，没机会读中学。而我们在南方边陲，毛主席的声音传得比较慢，于是，我进了初中。不过只念了一个月，课本还没有发齐，就闹革命了。

　　我的家庭成分是中农，但父亲“有问题”。潮汕人从明朝起就有走南洋闯世界的传统，我祖父和曾祖父都出过洋。不记得是1947年还是1948年，我父亲中学没毕业，因为经济困难，又热爱文学，经熟人介绍，去了台北的《中华日报》社工作。我现在还保留着一本剪报，是他当年在台北发表的诗文，其中有“骑着脚踏车，沿着基隆河，吹着口哨去上班”什么的。当时无论如何想像不到，日后会有“海峡两岸”的问题。他肯定是报社里比较低级的职员，因为，1993年我第一次去台湾，专门寻访我爸爸工作过的地方；《中华日报》社见有故人子弟来访，很高兴，找来一幅当年的大合影，可上面没有我爸爸。

　　一年后，我爸爸就回潮汕打游击了。解放初，当了潮州卫生院指导员，大概是这么一个小官吧。后来就出问题了。从台湾回来的，很多事情讲不清楚，不免有“台湾特务”的嫌疑。这些我原本都不知道，文革中大字报贴出来，吓了我一大跳。我们这一代人，一听说从台湾回来的，感觉很可怕的。一方面，相信自己的爸爸；但另一方面，受了那时的教育，摆脱不了莫名的恐惧，总是忐忑不安。大概也正是这种“历史包袱”，使得我爸爸谨小慎微。反右的时候，他一句话都没说，没给党提过任何意见，要不，早完了。一直到父亲晚年，我才逐渐理解这一切。对我爸爸来说，那阴影实在是太可怕了。一个年轻人，为了谋生，也为了文学理想，一年时间的出游，带来无穷的后患。这一点，不是生活在那个时代，很难理解。到了文革，自然是在劫难逃了，挨打挨骂，进五七干校，做牛鬼蛇神，还不让孩子们去探视。

　　我1969年初中毕业，不能继续读书了，必须上山下乡。这要感谢我们潮汕的传统，走南洋赚了钱，一定要回家盖房子，以防日后子孙有难。我老家离爸爸工作的地方不太远，就四五十里路，老房子还保留着。于是，我就回乡插队去了。要不，就得去海南。

　　我爸爸跟村里的父老乡亲关系不错，所以，他们对我挺好，务农半年后，就让我当民办教师。这在当时，是很优厚的待遇，这点，我一直心存感激。1971年秋天，邓小平回潮，我又去读了两年高中。所以，我的学历比较完整。晓虹就不一样，她没有高中学历，下乡后就一直呆在下面，回城后，直接考大学。

　　我不当民办教师了，重新回去读书，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当时在农村，教书是很好的工作。你读完高中，还不知道能不能得到这样的位子。那时我根本没想到以后还会恢复高考制度，只是觉得有书读就好，没想别的。

　　文革对我的学业影响不是特别大，主要是父母的缘故。家里有好多书，主要是文学方面的，除了历年的中学语文课本、中外文学名著，还有北大王瑶、林庚、吴祖缃等先生的文学史著述。所以，我和北大还是有缘分的。文革开始时，农校学生将我爸爸的藏书贴上了封条，没有抢，也没有烧；后来我妈妈“解放”了，重新出来教书，向学校申请解冻。那些书，都被我运回乡下去。所以，文革期间，我有书看，语文方面的积累还在继续，受的影响不大。要命的是数理化，初中课程我没念过，为了上高中，花了一个暑假恶补。好在那时的中学，大家的程度都不高，进去后，很快就赶上去了。记得除了体育课，各门功课我基本上都是一百分。道理很简单，当时流行“读书无用论”，而我是放弃了教职，自愿去读书的。不是我比其他同学聪明，而是比他们认真，比他们投入。

　　恢复高考的时候，有人劝我报考理科，我不敢。在乡下，可以猴子称大王，真讲实力，我知道自己不行。至于外语，只学过一学期，学的是“毛主席万岁”。上大学后，才重新从abc学起。很可怜吧？但学文史的，人生阅历，还有苦难什么的，有时候也是一种“资本”。所以说，我的损失没那么大。

　　我看过晓虹大学期间写的研究《诗品》的文章，比我强得多。她的学术训练，尤其是古典文学方面的，比我好。除了家庭，很大程度是学校，还有少年宫的活动等。同是上山下乡，北京、上海、广州的知青都有自己的圈子，可以交流学习心得。而我在乡下，孤陋寡闻，没看过歌剧、舞剧，没看过电视，连火车我都没见过。所谓“插队”，对我来说，是从一个山村来到另外一个山村，见识自然很有限了。从那么低的起点，到广州上大学，到北京念博士，就这样一步步走出来，很不容易。也只能这么“聊以自慰”了。

　　前两年，为了纪念恢复高考多少周年，媒体上把我的高考作文给翻了出来。我的学生很好奇，也想看，我反对。你想想，1977年的高考作文，会是什么样子！当年《人民日报》之所以选登我的作文，除了政治正确，也得益于我是语文教师，没有错别字，段落分明，主题清晰，中规中矩的。我的同学不服气，他们程度比我好，是小作家，但他们写的不是“作文”，而是文艺作品。那是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发文章，好处很明显，让我获得了一张入场券，进了中山大学。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多了不起。我爸爸甚至说，早知道你考得这么好，应该报北大。其实，我当时报考中大，已经被人家嘲笑太狂妄了。

　　身份二：平原君

　　我上大学那年，24岁，同学中有30出头的，已经结婚生孩子的。大家学习都很刻苦，因为“生逢其时”，全社会都对我们寄予厚望。一上大学，就知道自己以后的前途一片光明，不用顾虑毕业后怎么找工作，以及如何适应社会。我们想的是如何拯世济民，复兴中华。这种感觉，和今天的大学生是大不一样的。77级的大学生，真是命好，后来晋升、提干、入海，干什么都是第一拨，很顺。

　　大学毕业20周年，我们同学在广州聚会，来采访的记者都说，你们77、78级多了不起，是社会中坚。我说，其实没什么，按年龄也差不多排到这个位子了。“位子”和“贡献”，是两回事。位子是永远要有人坐的，可位子好并不表示贡献大。一百年后，谁会记得你是77级、88级还是99级的，那时候算的是总账。要算总帐，77级不一定有优先权。

　　我们的问题，除了知识上断层，还有文革前教育的偏差。身处知识转型和思想过渡的时代，我们有很多尴尬。记得刚上大学时，很多课没教材；课都上完了，文革前编的教材才重印出来。我喜欢举的例子，当年学文艺理论，教材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生要求多讲点古代的和西方的文论，授课教师很雄辩：谁说“毛泽东文艺思想”不是“文艺理论”？记得期末考试的题目是：“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第一位的工作是什么?”你说，你能怎么答？你敢怎么答？

　　所以，我从来不说“青春无悔”之类的大话。对我们这一代人，面临那么大的挫折，只能是尽可能地减少损失。有的人善于调整，没被过早地淘汰，现在成了所谓的“成功人士”。可那是以一代人的青春为代价，换取这么点成绩，没什么好骄傲的，不应该说大话。我的很多同代人，比如我们农校的教工子弟，比我高几届的，碰到1966年取消高考，只好去了农村。到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时，他们已经结婚生孩子了，没办法或没心思走进考场。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他们很快就下岗，或者退休了。他们只比我大五六岁呀，一辈子什么事情都没做成，生活上也很困顿。你这么一想，就能看清命运的残酷。他们本来也都很聪明，可一旦错过，就再也赶不上了。很多老三届，都是这样的状态。所以，因缘凑合，转型成功的人，应该低调些，千万别太得意。

　　我这么说，你别以为我很自卑。不是的，我们也有我们的“资本”。就专业知识而言，我们有很多局限。但另一方面，就因为当初条件很差，迫使我们左冲右突，乱军之中，杀出一条生路来。我们这代人，普遍生存能力很强，擅长自我选择与自我定位。名门正派也有名门正派的缺憾，条件很好，可都是老师带出来的，同一代人之间，同质性太强了。而我们则山高水长，自由发展，自己给自己做设计，什么“学科边界”等，对我来说都不太重要。什么都想试一试，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这是我们这代人的精神财富。跟日后成长起来的名门正派比，你会发现，我们这代人多少有点“野路子”。这是个缺点，是一开始训练不到位造成的。可到了整个社会都很规范，学生们全都按照“教学大纲”严格培养出来，那时候，你或许会怀念我们这些野路子———因为有活力，有激情，有创造性，敢胡思乱想，有时候还会出奇制胜。现在回过头来看，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在一个社会转型期念书，不太受学科限制，可以自由地从一个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而且放言高论，那种状态，还是令人怀念的。

　　说到“打破常规”，包括思考，也包括表达。当初我们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设想，学术准备其实是不足的。只有在意气风发的80年代，才会那样大胆地提出问题。80年代的人文学者，做学问时，大都有明显的生命投入，而不是技术性很强的那种。从论证的角度看，确实有很多毛病，但那种激情和生命燃烧，是后来的学者所没有的。作为一种学术姿态，值得怀念。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说，清初的学问，“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当然，不同时代的学术，气象不一样，不可强求。

　　我在中大读完大学和研究生，要找工作，跑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联系，差不多定了；但去北大看黄子平，认识了老钱(钱理群)，就变卦了。老钱觉得，我应该来北大。中文系也同意接收，可学校不干，说北大不收外来的人。王(瑶)先生说，那好，我今年就开始招博士生，等读完了再留校，就名正言顺了。就这样，我成了北大第一批文学博士。

　　我现在的工作状态很好，不是说成绩有多大，而是研究的题目都是自己感兴趣的。我不敢推销这经验，因为，我可以自由读书作文，不受“课题指南”的拘束，但年轻人做不到。一个学术评估，就把他们给卡死了；更何况还要外出开会，出版学术著作等，这些都要钱。我很幸运，因为出道早，各方面条件比较好，可以不受这些限制。

　　现在想想，以前我们很穷，可学术环境好，读书全凭兴趣，自己来设计题目，并控制工作进度，做学问做得喜气洋洋的，不太考虑外在的东西。现在的年轻人，一上来就得拼课题，而且是按照“课题指南”的要求搞，除了发文章，还有一大堆杂务。现在的大学教师，薪水高了，课题费多，出国也容易，但做学问所需要的那种心境上的“自由”，反而没有了。我很感激，当年留在北大，得益于老一辈的遮风挡雨。为了让我专心治学，系里好多杂事都没让做。比如，我留校后，没当过班主任，这在中文系是特例。现在我成了“老教授”，没办法为年轻一辈撑起一片天，说实话，问心有愧。

　　你问我这些年思考的重点，我想，是传统中国如何向现代中国转变，尤其关注文学表达、学术转型、教育制度等问题。为什么关注教育，不完全是现实刺激，而是因为我认定，所有精神、文化、观念方面的革新，必须“制度化”，才能真正落实。而在这个过程中，教育是关键。当然，作为人文学者，我谈制度，跟社会科学家很不一样。说到底，我对具体的“人”感兴趣。因此，研究的入口处，往往是特定人物在特定制度下的生活状态、趣味、感觉、表达等。

　　我研究的面比较宽，这样做，弄不好就会显得“浅”。好在我还晓得“自我控制”，知道怎么避短。对于学者来说，“避短”其实就是“扬长”；或者说，“避短”比“扬长”更重要。因为，好的学者大都很自信，不相信自己也有致命的“短板”。我知道自己的缺陷在哪儿，尽可能回避。比如，我没受过良好的哲学训练，撰写《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时，更多关注章太炎、胡适之学术表达的“姿态”，而不是他们述学的具体内容；做大学研究，更多地关注大学史、大学精神以及大学理念，而不是具体的教育管理、教育经济之类的问题。另外，我有个工作上的轴心，那就是“在古今中外之间”。不是“古今中外”，那太可怕了，我没那么大的野心；是“之间”，也就是说，特别关注晚清民国这段时期的文学、教育、学术、思想等。这是我用力最多的地方，其他都是延伸开去的。

　　一个人研究什么东西，跟学术能力有关，也跟个人的性格、才情、趣味等联系在一起。我的研究背后，其实潜藏着个人的阅历与志趣、理想与情怀，只是我不愿意多说，更不愿意直说。原因是，我反对学者为了某种理念，而在学术著述中含沙射影，借题发挥。像康有为写《孔子改制考》，就有借学术写政论的意思。当然，我也不希望把学问作成纯粹的“技术活”。在确定选题和独立思考的时候，背后要有东西，要有压在纸背的“生命之惑”。没有这一底蕴，这课题，你能做他也能做，今天做明天做关系不大，那就没多大意思了。别人常说，老钱和我代表了两种治学路径，其实没那么严重。我们有一致的地方，那就是讨厌学问的“匠气”；只不过老钱把感慨放在纸上，我把感慨压在了纸背。这是因为，我们的学术训练和性格不太一样，角色也不同。老钱更多激情，我会比较冷静，学生说我是“冷幽默”。

　　身份三：陈胜的后代

　　人生伴侣嘛，不好说，撞到哪一个就是哪一个，这是运气问题。嘿嘿。

　　晓虹是北京人，她读的景山学校，是试验性质的，十年一贯制。她读到六年级，遇到文革，就到吉林插队去了。1975年底回来，歇了一阵，被安排工作了，干的是“领袖”的活，就是在皮毛厂学做衣领和袖子。1977年恢复高考，考上了北大。她硕士毕业时，近代文学还没有开始招博士；既然留校工作，再让她读，她就不愿意了。

　　我在中大念硕士时，就认识了她，她和黄子平是同学。不，不是黄子平介绍的，依我的性格，不用别人来介绍认识。

　　你问我们在一起聊什么，当然，会聊一些与专业有关而又好玩的问题。比如，前些天读谢泳文章，他说不少现在很儒雅的人，反右或文革中其实很左。后来他想明白了，一次次政治运动，最激进以及最聪明的，都被铲除了；能留活下来的，都是有一点聪明，但不是极端聪明，有一点激情，但又不那么激烈的。在上海讲学，还听陈大康说了，某科学家认为，中国人现在之所以脾气越来越好，那是因为，以前造反要诛灭九族；这样一来，有反骨的基因都被消灭了，留下的就基本上都是驯服的良民了。诸如此类半真半假、有学有文的话题，容易成为我们聊天的资料。

　　晓虹随母姓夏，因为中国有一段讲男女平等，他们家的孩子，老大、老三跟爸姓，逢双的随妈。晓虹是老二。她爸爸姓刘，以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因此，她说她是刘邦的后代，族谱上写的祖宗是刘向，然后点点点，省略号，就到了明代后期。她老是有这种骄傲，说她们刘家的人多，刘邦、刘向、刘备、刘勰，再次一点，刘少奇，也比我们陈家的陈友贵好啊。我就说，我们家祖上是陈胜，打了天下给你们家坐了。

　　我们的专业领域和学术趣味比较接近，别人常开玩笑说，我们一个人读书两个人用，很合算。我说没那回事。不过，我看了什么书，觉得某个材料对她有用，会告诉她的。她的文章我看，我的文章她也看，会相互讨教。我们做的，都是晚清民国时期的文学、文化、思想。但在学校里，她上本科的课，是教宋元明清文学；我则教现代文学。至于学术课题，我做教育史、画报研究、学术史等，她不做。她做女性研究，我一般也不做。只写过一篇文章，那是为了陪她去开会。两个人一起走，比较好玩。那是在美国休斯敦，开女性研究方面的会，我那时正在做画报研究，于是提交了一篇讨论晚清北京画报中的女学的论文，从图像史角度讲女性生活变迁。还不错，颇获好评。不过，今年四月，她们又要开会了，这回在海德堡，我就不去了。因为，海德堡我去了好几次。如果是别的什么好玩的地方，我还会努力努力。

　　我们在同一个单位，评职称或评奖什么的，评上了我，她肯定就会往后排。你说的对，是有这个问题。在国外，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很注意，不会把她当“陈夫人”。一般都把我们俩作为独立的学者，同时邀请。不过也有例外，2005年秋天，我到哈佛讲学，本来说好两个人一起邀请的，可具体操办的人搞错了，把她弄成了家属签证，晓虹就很不高兴，说要提前回来，反正她本来在北大就有课。其实，偶尔当当家属也没关系。有好几年，她已经是北大老师了，我还在念博士，出外活动，我都当家属。老让我当家属，也不好，是吧，嘿嘿。

　　其实，她不太计较这些的。好玩的地方，不叫上她一起去，她会在意，别的都不在乎。她不是那种竞争意识特强的，比如拼命做学问、争强好胜，不是的，她更讲性情和趣味。她的第一本小书，是我写的序，我说她的性格是，能坐着绝不站着，能躺着绝不坐着，怎么舒服怎么来。有个笑话，到现在，她还搞不清楚国家主席和政协主席是谁。

　　我们俩都喜欢旅游，顺便做学术演讲。到国外去，教两三个月的专业课，或做一年半载的研究，这样挣钱不多，但好玩。如果出国教汉语，时间长，挣钱也多，但意思不大。因为专业的关系，我一般不愿意在国外呆太久。

　　最快乐的是旅游。老钱说了，别的不羡慕我们，就羡慕我们去了趟以色列。我们俩去办手续的时候，国际合作部的人说，我们学校只有校长去过那里，据说很危险的。

　　晓虹很少参加国内的学术会议，不是因为人事关系，而是那些开会的地方，大多数她都去过了。这几年，她国外走的比较多，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的后记里，居然写着，这一章是哪个会议的，那一章又是哪个会议的，我一看，基本上都是国外的会议。每一回，她都照着会议主题，往自己正在撰写的书稿靠，辛辛苦苦写论文，在她，起码有一半是为了出去玩。她做妇女研究，是她近代中国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只做历史，不高谈女权主义。不过，她这方面的研究，在学界影响比较大。不是刻意追求，是刚好撞上了。

　　她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收藏。我总说，她退休以后，第一本书，应该就写“我的收藏”。她的藏品全都是不入流的，就是说，不值钱的，但她有兴趣。至于收藏项目嘛，我只能说，军火不收藏，火车汽车也不收藏，别的都收藏。

　　我们没有孩子，家里事也不多，外面都传说我会做饭，其实，还是她做的多，我只是偶尔露一手。有个问题，我们夏老师坚决拒绝用保姆。大概是受共产党的教育，平等观念很强，觉得不能指挥别人干活。我们现在只是请小时工，一星期来搞一次卫生，这还是我奋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