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钱穆曾说过，中国历代的大变革，往往都是在和平时代悄然发生。这15年来的司法变革润物无声，若不细加盘点，似乎没什么动静，然而一旦回望，却发现一个个无声的惊雷已在天边久久回荡，毕竟这是一个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大转型时代。

　　司法模式的改革——从纠问式到抗辩式

　　欧陆模式基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法哲学基础，英美法则更多地基于经验主义的法哲学基础，因此，欧陆法比英美法更具普世性，也就更具可移植性，再结合中国的纠问式司法传统，以欧陆法为主英美法为辅的借鉴模式本当更为合理，也更易于成功。

　　以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为契机，中国的司法模式，从原先的纠问式到抗辩式的改革悄然开始。虽然那时并不明显，但是新民诉法的实施，以及转年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都为司法模式的改革奠定基础。中国司法领域长期以来奉行欧陆职权主义模式(即纠问式)，这种模式在司法官员尽职的前提下，是适合中国传统与国情的，但司法官员如果严重官僚化，就会侵害当事人权益；英美司法的当事人主义(抗辩式)将法官完全中立化，不参与证据收集，仅仅根据诉讼两造提供的证据来裁判曲直。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刑事司法程序有了显著的进步，也是对司法模式变迁的一个重要加码，这些都构成了司法模式从纠问式到抗辩式转型的重要环节。2001年底，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颁布，对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作了详细规定，2002年，最高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颁布，这些都体现了抗辩式司法模式的基本精神。相对而言，1998年底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因为受制于《刑事诉讼法》，从而缺乏抗辩式应有的律师权利，这可以说是司法模式变革的一个分号——它离转型结束的成熟状态还有距离。司法文书格式的变革也体现了这一转型:判决书罗列证据、质证以及加强说理都是其明显的表现。

　　从法律移植的角度看，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司法模式，基本上是套用苏联模式，这与欧陆法之间存在某种亲缘关系；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司法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潜在意识形态是对苏联模式的摒弃，其向英美模式的转型实际上是摆脱苏联模式的一个选择；另外中国的法学家掌握的外文以英文为强，而以欧陆语种为弱，以致大量地学习、效仿英美法，法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偏向英美法也就变得顺理成章，学界的这种状况无疑影响到立法与司法的变迁。同时，这种司法模式的变迁无疑也受到经济的影响，中国司法财政受制于地方行政，这是多年积弊，而纠问式司法模式对财政支持的需求远远高于抗辩式，因此，这种转型也就给了司法部门以动力——从纠问式到抗辩式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较少地受制于经济压力。

　　然而，这种转型缺乏相关的制度支持，由此带来一些弊病也是不可轻忽的，例如，它并没有给律师增加相应的权利，也没有在法官的义务中增加对律师的支持分量，当律师由于客观原因陷于取证不能时，法律并没有对法官的不作为作出禁止性规定，因此抗辩式虽然减轻了法官的工作压力，却并没有因此而在制度上相应地支持当事人；它的另一个弊病则是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但并不能保证公正；最大的弊病则是上述两个弊病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司法的难以统一。

　　如果将当代司法改革嵌入百年中国西化思潮的演进看，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移植西方制度时，无论官学两界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基本心理，即完全不考虑中国古代的司法传统，因此在移植外来制度时常常是盲目的。欧陆模式基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法哲学基础，英美法则更多地基于经验主义的法哲学基础，因此，欧陆法比英美法更具普世性，也就更具可移植性，再结合中国的纠问式司法传统，以欧陆法为主英美法为辅的借鉴模式本当更为合理，也更易于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