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
　

         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８日，在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５０华诞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功臣，授予２３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在中国人民攀登科技高峰的光辉历程中，作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奖者之一，周光召的名字又一次闪耀着灿烂的光彩。

        周光召，湖南省长沙市人，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二机部第九研究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二机部九局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１９９２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执行主席；１９９６年当选中国科协主席，中共第１２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９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先后被１０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院聘为外籍院士。

         周光召在粒子物理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世界公认他为赝矢量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周光召开始研究核武器的理论，领导并参与了爆炸物理、辐射流体力学、高温高压物理、二维流体力学、中子物理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具有实际价值的重要成果，为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奠定了基础。１９６４年，周光召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１９８５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１９８７年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一等奖。

        在掌声和鲜花中，周光召一如往常一样平静、温和，他说：“‘两弹’有功人员远远不止几十位，为此抛洒心血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的，是一大批默默无闻的人。我是个很普通的人。如果把制造原子弹比作撰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这文章是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和科学技术人员不下１０万人写出来的，而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
　

“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
　

        周光召生于１９２９年，父亲周凤九曾是湖南大学教授。周光召出生时，父亲正担任中央政府公路总局局长之职。兵荒马乱中，路在不停地修，他的家也在不停地搬。随着逃难的人流，周家最终在重庆安顿下来，周光召也到了念中学的年龄。

        高中毕业后，周光召考取清华大学先修班。在选择专业时，他的同窗好友、陈布雷之子、曾任《中国日报》总编辑的陈砾对他说：“学物理吧，我们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于是，周光召选择了物理系，并于１９５１年成为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的研究生。１９５２年，全国院系进行调整，周光召转入北京大学，进行基本粒子物理的研究。

        在北大的几年中，周光召接触过的著名科学家有王竹溪先生、叶企孙先生，他们治学严谨，为人诚笃，令周光召高山仰止，但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导师彭桓武先生，彭桓武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心怀爱国赤诚回到祖国的。周光召常说：“彭桓武先生是一个真正的淡泊名利的人。”

        １９５７年春，周光召被选派到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的研究工作。杜布纳是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小镇，在这里，来自苏联、中国、越南、朝鲜以及东欧的１２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科研人员，借助一台加速器进行粒子物理的研究。

        杜布纳的研究成果，由在莫斯科出版的学术刊物，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得天独厚的条件，周光召感到浑身爽快，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然而，初到杜布纳，一些外国专家根本瞧不起中国人。

        各国科学家聚集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一位外国教授在会上报告了自己关于相对性粒子自旋问题的研究结果。讨论的时候，周光召坦诚地谈了相反的意见，不料，那位教授竟怒火冲天：“你的意见，没有道理！”

        周光召听了没有辩驳。过后，他花了３个月的时间，一步一步地严格验证自己的看法，随后写成题为《相对性粒子在反应过程中自旋的表示》的论文，发表在国际著名的学术刊物《理论和实验物理》上，周光召首次提出用螺旋态来描述基本粒子。又过了些日子，美国科学家也做了相似的研究结果。

        在杜布纳的４年时间里，周光召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了３３篇学术论文，归国前后又在国内杂志上发表了１７篇论文。其中《极化粒子反应的相对论理论》及《静质量为零的极化粒子的反应》两篇论文，在散射理论中最先提出螺旋度的协变描述。《关于膺矢量流和重子与介子的轻子衰变》，是最先讨论这方面研究的论文之一。周光召的一系列卓越成就，不仅为中国人赢得了荣誉，也使他迅速成为蜚声国际的青年学者。

       １９５９年９月的一天，周光召正在莫斯科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钱三强在中国驻苏使馆人员的陪同下来到杜布纳，向在这里工作的中国人员通报了苏联撕毁合同的消息。

        ３０年以后，钱三强回忆说：“苏联专家撤走后，周光召立即把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部分中国专家召集到一起进行讨论：离开外国人的帮助，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能不能研制成原子弹？回答是肯定的。２０几个人联名请缨：回国参战。”

        周光召起草的联名信是这样写的：“作为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科学家，愿意放弃自己搞了多年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改行从事国家急需的工作任务。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
　

“原子弹不再是一个谜”
　

        在我国最艰难的岁月，原子弹研制的理论攻关，在邓稼先率领下开始了。这些年轻的科技人员，平均年龄只有２３岁，他们用稚嫩的肩膀挑起历史的重任，勒紧腰带向道道难关发起一次又一次猛攻，仅演算的稿纸就装了几十麻袋，堆满一大间仓库。

        在原子弹总体力学的计算中，有个参数对探索原子弹的原理有着重要作用，但年轻人的计算结果与一般概念相比，误差竟达一倍以上。问题究竟在哪里呢？他们已经是第四次重复计算了。每计算一次不知要付出多少复杂而艰辛的劳动。

       那单调、机械的动作，每个人都要重复千万次。此外，还要把得出的数据画在比桌子还大的图表上，一次要填几万个。由于工作量大，忙的时候，需要三班人轮换计算、画图、分析，昼夜不停地加班。

        第五次计算，第六次计算……第八次、第九次计算，每一次计算，他们都加进一些新的因素。在这些日子里，年轻人的身心几乎全都沉浸在这些参数的计算中了。手摇计算机发出的单调的“哒哒”声响和枯燥复杂的数字、公式，似乎成了这些年轻人惟一能够享受的乐趣。

        在第九次计算结束不久，周光召从国外回来了。

        １９６１年初，周光召回国任九所理论部第一副主任。他仔细看了年轻人先后九次计算的一叠厚厚的手稿，觉得他们的计算没有什么可挑剔的，问题是需要有个科学的论证，才能使人信服。周光召从炸药能量利用率着手，求出炸药所做的最大功，从理论上证明了用特征线法所作的计算结果的正确性，使对压紧过程的流体力学现象有了透彻的理解。数学家周毓麟等研究了有效的数学方法和计算程序，经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１０４电子计算机上进行计算，其结果与特征线计算结果完全相符。

        谜底解开了，难关攻破了，理论部年轻的科研人员，为自己正确的计算结果得到科学论证而欢欣鼓舞。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１４日，香港《天天日报》刊载了一幅这样的漫画：

        毛泽东戴着镰刀铁锤图样的臂章，夹着《原子知识》的书本，双手捧着一个原子模型，在皱着眉头沉思；而赫鲁晓夫秃着脑袋火冒三丈地在一旁斜眼盯着。

        漫画的标题是：不再是一个谜？

        那位不无恶意的漫画作者没有想到，早在两年前，在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周毓麟等科学家和青年科技人员的努力下，原子弹设计的理论难关已经攻克。
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原子弹早就“不再是一个谜”！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的
最后计算
　

        在核爆炸试验前３天，周总理让刘柏罗邀请在京的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郭永怀等几位核物理学家，乘坐张爱萍总指挥派回的专机一同飞往罗布泊，观看原子弹爆炸实况。

        一时间，这片沉寂千载的荒原，成了中国物理学界群星闪耀的辉煌星座。

        当年美国研制原子弹，曾集中了全世界最卓越的物理学家，仅能够表示科学发生转折的就有爱因斯坦、玻尔、费米；科学大师有恰德威克、尤里、克罗夫特、维格纳、西拉德、特勒、魏斯科普夫、劳伦斯、西博格、麦克米兰、康普顿、奥本海默和数十位其他物理学家。

        我们没有这样的大师，我们最先来“放炮仗”的是一些像邓稼先一样的“娃娃博士”——一批很少有人知道的年轻人。

        到１９６４年，那些被年轻人称为“老头”的王淦昌也只有５７岁，郭永怀５５岁，彭桓武４９岁，程开甲４６岁，而朱光亚刚刚４０岁，邓稼先４０岁，陈能宽４１岁。

        他们当时虽然没有惊人的名声和资历，但他们以一种比当年大洋彼岸世界上最大的科学集团更强的信心和勇气向前迈进，他们和千百万人共同孕育的这个科学的产儿就要问世了。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５日早晨，张爱萍和张蕴钰、李觉、朱卿云去铁塔，张震寰去主控站。接着，他们分头到各个单位进行最后的检查和落实。张爱萍走到防护作业队伍前，作了鼓舞人心的动员，大家群情激奋，齐声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这一天下午，张爱萍又一次来到铁塔下。在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３年的两次采访中，老将军都激动地向我谈了当时的心情：

        “离开铁塔后，我又回头看了看，再有一天，这个钢铁巨人就要在爆炸中消失了。我带着照相机呢，想照张相做纪念。又一想，我规定的不准照相，我要带头遵守才行，就没照，连张相片也没留下……”
 
        而在这同一时刻，北京的刘杰部长又感到一阵紧张。

        一份急电从罗布泊发到北京，说突然发现了一种材料中的杂质超过了原来的设计要求。

        当晚，北京风雨交加，一辆小汽车飞速驰进理论物理研究所。在理论部大楼前，汽车还未停稳，刘杰就推开车门匆匆上楼，他找到周光召、黄祖洽和秦元勋，迫不及待地说：“场区出现新情况，周总理要求重新计算一下成功的概率，８个小时内给我结果。”

        刘杰又匆匆离去。他相信周光召他们能完成这项特殊的任务。

        大楼外依然风雨交加，办公楼内，周光召和同事们连夜紧张地运算，１０月１６日上午，一份计算报告呈送到周恩来面前：

        “经计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失败率小于万分之一。”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１５时，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我们古老而又年轻的祖国，终于在罗布泊荒原上那惊天动地的巨响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