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培源教授是蜚声海内外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科技界的卓越领导人之一，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为捍卫世界和平作出杰出贡献的中国人民的和平使者，促进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的人民外交家，也是一位大力推进科学技术普及的热心倡导者。生前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副校长、校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数理化学部常务委员、副院长及主席团成员；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代主席、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力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主席、主席；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四、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还曾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会长、中波友好协会会长多年。是我国科学家中最早担任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的理事、国际科学家联合会理事及出席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全体大会的中国代表和首席代表，并于1962年当选为世界科协副主席。1980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80年和1985年两次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具有卓越贡献的校友”奖。

        周培源1902年8月28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1993年11月24日在北京溘然长逝，享年91岁，是一位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世纪老人。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

        周培源中学时代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因参加“五四”运动，上街游行，矛头指向帝国主义，触怒了校方，被学校开除。一个偶然的机遇，他考上了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的插班生，北上清华就读，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旅途。在清华他一面刻苦学习，并开始涉足科学研究，撰写了一篇关于三等分角的数学论文；一面积极参与学校实施的“强迫运动”，多次获得了中距离赛跑的冠军。这两方面的锻炼都使他受益终生。1924年秋，他从清华高等科以优异成绩毕业，随即被送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数理系二年级学习。1926年春获学士学位，同年秋获硕士学位。

       1927年春，周培源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继续攻读研究生，做相对论方面的研究，于1928年春获理学博士学位，并获得了该校的最高荣誉奖。随后，他到美国东部的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作短期访问学习，并经巴黎去意大利参加了一次国际数学学术会议。这些短暂的访问、游历，不仅大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还增添了他的艺术情趣。同年10月，他从意大利来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师从量子力学创始人海森堡教授研究量子力学，半年后因海森堡教授去美国讲学，他又应瑞士苏黎世高等工业学校泡利教授之邀，到瑞士跟随泡利教授继续从事量子力学研究。

        1929年秋，在海外留学五年的周培源，应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罗家伦之聘，从瑞士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年仅27岁。那时的清华大学只有一百来名教授，其中有三位30岁上下的青年教授，他们的学识才华，风度气质，深受同学们的爱慕与敬仰，被谐称为清华“三剑客”。其中之一就是主讲理论力学和相对论等理论物理课程的周培源教授。他不仅课讲得生动有趣，富有深度和逻辑性，而且出题和解题思路也非常之妙，常能把人带入一个全新的境界。以致半个世纪之后，他的一些学生还能清楚地记得他的第一堂课，第一次考试和第一次听他的学术报告的生动情景。

        1936年，周培源在清华任教已进入第七个年头，根据当时清华大学连续工作五年可休假一年的规定，他利用这次年休再次赴美，到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从事相对论引力论和宇宙论的研究。其间，他参加了爱因斯坦教授亲自领导的广义相对论研讨班，并登门拜访了这位科学大师，为他摄影留念，还结识了他的得力助手英斐尔德等一些朋友，受益甚大。

        1937年夏，周培源结束了为斯一年的休假，从美国回国。一家人还没有安顿下来，“七七”事变就爆发了。他那时是清华教授会秘书，就协助梅贻琦校长安排一些老教授从北平到天津，又从天津几经周折才到了长沙。在长沙没呆多久又西迁昆明。从长沙到昆明，现在坐火车要不了一天的时间，那时因交通不便，加上战乱，需绕道而行，一路竟走了68天。师生们吃尽了苦头。直到1938年5月4日，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才在昆明开学。西南联大的校舍在城西北，而周教授的住处却在城外西南郊的一个小山村里，陆路相距19公里，走水路则要三个半小时。他就买了一匹马，以马代步。每逢上课，他五点多钟就得起床喂马，刷马，备鞍，送两个女儿上学，然后再骑马赶到学校上课。被戏称为“周将军”。一次马被车惊，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一只脚挂在脚蹬子上，被拖着跑了长长一段路，幸遇一位农民把马拦住，才幸免于难。还有一次，因学校有事，回家时天已很黑，马迷失了路，连人带马摔到一条沟里。就这样，他也风雨无阻，按时到校上课。

 
        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尽管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师生员工们的生活十分清苦，但大家坚信抗战必胜，终有一日将驱除仇寇。因此，大家的爱国热情都很高。就是在这样的信念鼓舞下，在如此这般的艰难困苦中，一心想以科学救国的周培源，放下了不能直接为抗战服务的相对论，毅然转向了应用价值较大的流体力学难题：湍流理论的研究。1940年，他写出了第一篇论述湍流的论文，发表于该年的《物理学报》上。也就是这篇文章奠定了湍流模式理论的基础，是他一生中发表的最重要的论文之一。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被迫对日宣战，中美成了同盟国。周培源决定利用第二次休假机会带领全家赴美，争取参加美国组织的战时科学研究。这样，他们就于1943年9月举家从昆明乘飞机到印度，再从印度孟买乘船去美国。一路上为了躲避日本海军的袭击，船只常常是熄灯缓缓而行，整整走了一个月才到达大洋彼岸。到美国后，他先在加州理工学院继续研究湍流。在改进、完善1940年工作的基础上，于1945年在美国《应用数学季刊》上，发表了题为《关于速度关联和湍流脉动方程的解》的论文，立即在国际上引起了行家们的注意。湍流模式理论也由此而生，人们至今仍在引用此文。由于他在湍流理论上做出了卓越成就，美国政府邀请他参加美国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科研工作，做鱼雷空投入水的项目，终于使他有了以科学为武器参与反法西斯斗争的舞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该局解散，周培源被留下写该项目的总结报告。这个报告后来被美国海军部划为保密文件，直到1957年才解密。该局解散后，美国海军部很快就成立了一个海军军工实验站，继续从事军工研究，并希望周培源参加。但由于这是美国政府的一个科研单位，外籍人员必须加入美国国籍。周培源考虑当时赴美参加反战科研工作，是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报效祖国，现在二战已经结束了，没有必要再留在美国，就婉言谢绝了。实际上，他这次一到美国，美国移民局就曾邀请他全家入籍，被他一笑置之。这是他第二次拒绝加入美籍。

        1946年6月，周培源代表中国中央研究院参加英国皇家学会举办的纪念牛顿诞辰300周年纪念会和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9月去法国参加国际应用力学大会，在会上做了学术报告，并当选为理事。同时，当选为新成立的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联合会的理事。10月回到美国。这时，国内的战事又起，他的一些亲朋好友都劝他不要回国，他不愿把自己的生命之树定植异国他乡，毅然于1947年2月，与夫人携三个女儿，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多灾多难的祖国，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

        一年以后，他再次应邀赴英国参加国际应用力学大会。这次与会，使他感受很深。1946年他与会时，正值二次大战结束，苏美中英是世界四大国。中国科学家在会上受到应有的尊重。闭幕式上，他作为中国代表发言，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致意。而这一次与会，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国际上的地位一落千丈，理事会开会和会议宴请时，会议主席把他的座次排到最后和倒数第二，使他深深感到，即使作为一名科学家，在他从事国际科学交流活动的背后，也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做后盾。

       1948年11月7日，周培源从英国回到北平。1949年1月31日，北平就宣告和平解放。周培源兴奋地和两个女儿，冒着扬沙的寒风，从清华园骑车进城，欢迎解放军进驻北平。没有多久，他的年仅14岁的二女儿就参军南下，使周家成为清华大学教授中的第一户“光荣军属”。周培源教授也就常常被拥军拥属的来客和校园中的孩子们，亲热地称呼为周大爷。 

        北平解放后，周培源先后出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和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承担了大量的学校领导工作和教务工作，直到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之后，才离开清华到了北大，开始了又一个新的征程。

        周培源从1929年学成归国，到1993年逝世，对我国科学教育事业、和平外交事业与社会进步事业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他是一位勤奋的、严谨的、锲而不舍的、敢于坚持真理的、成就卓著的科学家。
        他常对他的女儿们说：“我并不聪明，但十分勤奋。中国有名俗话，以勤补拙，我就是这样做的。”实际也真是如此。直到他已进入耄耋之年，在很多人看来早已功成名就，本可颐养天年之时，他还在孜孜不倦地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零散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平时无论工作多忙，只要一回家，不是坐在书桌旁打字，就是专心致志地推演公式。他说，自己不动手演算，怎么能体验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又怎么能指导好学生呢？1980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当访问教授，房间的空调机坏了，人坐在屋里都直冒汗。他穿了一件背心，坐在书桌前一动不动地演算着，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几天后，他把算稿拿给他的同在美国的三女儿核对。五六页的算稿，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公式、符号，加起来少说也有近万个符号。他女儿核对下来，只发现有一个张量的下标，在誊写时抄错了，顷刻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要知道，那时他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

        周培源严谨治学，还表现在他对科学理论的发展规律有令人信服的精辟见解。他多次在一些学术会议上提出：“一个新理论提出来，第一，要看它能不能说明旧理论已说明的物理现象；第二，要看它能不能说明旧理论所不能说明的物理现象；第三，要看它能否预见到新的尚未被观测到的物理现象，并为新的实验所证实。这三者都很重要，不可偏废。”他还说：“一个好的工作，首先要在物理上站得住脚，又有严谨的数学证明才行。光是数学漂亮，没有物理支持，因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不能称之为好的工作。”这些都是他几十年的治学经验之谈，也是他身体力行的准则。

        他的锲而不舍的精神，最突出的表现在他对湍流的研究。几十年来，无论工作多忙，也从未间断过，终于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再就是，在他阔别相对论研究长达40多年之后，通过一次国际会议，他吃惊地发现，40年前他对广义相对论的疑问，至今似乎并没有得到解决，从而激发了他重新开展相对论研究的决心，并付诸实施。这年他已77岁高龄。

        周培源是一位坦诚、正直的科学家，一贯主张科学家说真话。认为人云亦云的人，有失科学家的本性。尤其当上级领导不懂这门科学时，就更要说真话。否则，岂不是要把领导引入歧途。他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因此，在十年动乱中，当陈伯达提出要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逼他表态时，他当着陈伯达的面说：“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已被事实证明，批不倒。广义相对论在学术上有争议，可以讨论。”陈伯达根本不懂相对论，坚持要批判。在陈伯达的鼓动下，一些年轻同志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批判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要在《红旗》杂志上以显著地位刊出；另一篇是批判相对论理论本身的，要在《中国科学》上以第一篇的位置刊出。当时主持科学院工作的刘西尧同志，为慎重起见，请了许多知名学者进行“讨论”。会上发表了各种不同意见，有支持的，有主张慎重的，有避不表态的，也有少数青年人表示反对的。轮到周老发言时，他介绍了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的历史，以及他和爱因斯坦的交往过程，而对这两篇文章却只字未提。中午休息时，他得知这两篇文章要拿到《红旗》杂志发表，即郑重其事地对刘西尧说：“这两篇文章可不能拿去发表！这要闹出大笑话的！”刘西尧深知周老这话的分量，当即对几位执笔者说：“看来你们的文章还不成熟。”于是，这场很可能在国际上被视为笑柄的闹剧，随着陈伯达的很快垮台也就烟消云散了。

        周培源在学术上的成就，主要为物理学基础理论的两个重要方面，即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论和流体力学中的湍流理论的研究。

        在广义相对论方面，他一直致力于求解引力场方程的确定解，并应用于宇宙论的研究。早在二三十  年代，他就求得了轴对称静态引力场的若干解，与静止场不同类型的严格解，并于1939年证实，在球对称膨胀宇宙中，若物质和辐射处于热平衡态，则宇宙必为弗里德曼宇宙。70年代末，他又把严格的谐和条件作为一个物理条件添加进引力场方程，求得一系列静态解、稳态解及宇宙解。还指导研究生进行了与地面平行和垂直的光速比较实验，以探求史瓦西解和郎曲斯解哪一个更符合静态球对称引力场的客观实际。初步结果已显示出，郎曲斯解与实际相符。

         在湍流理论方面，是他最早在国际上首先提出脉动方程，并建立了普通湍流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对若干流动问题做了具体计算，结果与实验符合得很好。1945年，他在美国的《应用数学季刊》上，发表了题为《关于速度关联和湍流涨落方程的解》的论文，提出了两种求解湍流运动的方法，立即在国际上引起广泛注意，被多次引用，进而在国际上形成了一个“湍流模式理论”流派。50年代，他利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轴对称涡旋模型作为湍流元的物理图像来说明均匀各向同性的湍流运动，并根据对均匀各向同性的湍流运动的研究，分别求得在湍流衰变后期和初期的二元速度的关联函数、三元速度关联函数。之后，他又进一步用“准相似性”概念将衰变初期和后期的相似条件统一为一个确定解的物理条件，并为实验所证实。从而在国际上第一次由实验确定了从衰变初期到后期的湍流衰变规律和微尺度扩散规律的理论结果。80年代，他又将这些结果推广到有剪切应力的普通湍流运动中去，并引进新的逼近求解方法，以平面湍射流作例子，求得平均运动方程与脉动方程的联立解，就这样，经过半个世纪不懈努力，“他的理论一步步得到完善。如今，这位国际公认的湍流模式理论奠基人―周培源―的理论体系已相当完整，从各相同性的均匀流到剪切流动，从射流到尾涡……都可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下得到解释。今天，我们虽不能说湍流问题已完全解决，但可以说，周老的理论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完整的湍流理论。”

         他在科学研究上的这种敢于啃硬骨头的精神和卓越成就，受到了国内外同行学者们的钦佩。

        二、他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助人为乐的、一身正气的、远见卓识的、德高望重的教育家。
        周培源自27岁担任清华大学教授，60多年来，一直从事高等教育工作。作为一名国际知名的老教育家，他不仅在传授知识、组织教学、创建专业、指导科研以及发现和培养人才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还积累了丰富的教学和办学经验，形成了自己的教书育人风格和办学思想、办学理念。其中最突出的是以他自己的学识、见解和治学、做人之道等人格魅力，感染着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
         他讲课非常认真、起劲，说话也快，富有感染力，而且十分注意启发诱导学生去开动脑筋。一位50多年前听过他的课的院士说：第一次听周老讲理论力学课时，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我们从未思考过的问题：牛顿的三大定律可不可以归结为两大定律？这一下把我们都难住了。然后，他一步步向我们解释牛顿力学并不是孤立的没有内在联系的三大定律，一切物理理论都有它的内在逻辑。正是这第一课激发起我对理论物理学的浓厚兴趣。他的又一位学生说，周先生经过多年积累，收集了各式各样的力学难题，有时就以这些难题作为习题或考题，让同学们做，目的在于训练学生的思维方法，让同学们明白，在探索某一问题的科学解答时，首先要找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思想方法。否则你就会陷入误区。还有的学生说，周老是一位很严肃的学者，但也很有风趣，有时讲课就像讲故事，让你听得入神，并鼓励、启发学生提出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更为可贵的是，周老教了一辈子书，有些课程内容已熟得可以“倒背”出来，但每次讲课他都认真备课，写出新的讲课提纲。

        他的许多研究生、助手和后辈们更是忘不了这位恩师对他们的精心指导、谆谆教诲和多方关照。他的几位当年学生和助手都说，周老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基本训练，培养他们分析问题的能力，提出自己看法的能力，明辨科学是非的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他经常强调“学生的基础打不好，以后就别提了。”并说，“读书不能满足读懂，而要能会用，才算掌握，力学尤其如此。单做习题是不够的。应该接触实际，学习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他还特地把一位大学刚毕业即将走上科研岗位的学生，约到自己的书房里，郑重其事地向他提出了三条建议：“第一，在毕业后的一年内，要把过去所学的主要课程，不管对现在科研工作有没有用都复习一遍，有些可能你从事的专业永远也用不上，但这些课程中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和技巧，很可能对你今后的工作会有重要启发。这些都是基础，基础不牢就盖不了高楼。毕业后不抓紧复习巩固一下，过几年就会忘光了，到时候再补不如现在巩固效果好。第二，搞科研像打仗一样，开始实力不够，不能搞全线出击，一定要重点突破，抓住一点深入下去。科研不同于教书。是创造性工作，千万不能搞万金油，样样通样样不精是不行的。第三，科研工作是十分艰苦的，一定要勤奋。我这个人就很笨，但我勤奋，要以勤补拙。”周老的这些至理名言，是他多年科研实践的总结，他的许多学生按他的教诲去做，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更多的学生至今都还清楚地记得，周老如何指导他们的阅读论文，如何指导他们选定论文题目，如何指导他们进行科学实验，如何指导他们撰写论文，以及如何逐段逐句的帮他们修改论文的感人情景。一位他中年时期的学生说，周老一再向我们指出：“阅读论文一定要分清主次，必须先看几篇主要文章，掌握文章的基本思路和学科的发展方向，千万不可漫无边际地乱看一气。对论文中涉及的许多次要问题只能暂时放一下，以后再逐步加深理解。”一位他老年时期的学生说，“在论文的选题上，周老强调难度、价值和可行性三者的结合，重视学生专业特长与论文内容的结合，在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给予宏观把握。在论文进行的过程中，他经常询问论文的进展情况，遇到哪些困难，应采取什么相应的对策。”他的另一位80年代的博士研究生说，“周老对影响实验精度的关键因素十分注意，每一次找我们谈话，总要我在比较高的精度上说出它对实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依据是什么，不准用‘差不多’这个词回答。”“他还告诫过我，‘做实验不要光同外国人比仪器，要比想法。仪器的先进程度，我们比不过，但想法我们能比过，中国人很聪明。’对实验和理论推导中的计算草稿，周老也有严格要求，不少学生曾为此受过批评。在周老师的严格要求下，他的许多学生都养成了及时誊清计算草稿，不随便乱丢计算草稿的好习惯。这给他们以后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多方便。对研究生们的毕业论文和提交学术会议的论文，周老师更是严格把关。每当学生们的学位论文手稿交到他的手中后，他不仅逐段逐句斟酌，反复修改，而且亲手推导验证有关公式，对标点符号、图注、目录和页码都仔细校核。他青年时期和耄耋之年的研究生都说，“在我撰写的博士论文及发表的有关论文中，浸透着周老的心血。每一篇论文的完成及其英文表达，无不经周老数次悉心修改。”一位研究生提交一次学术会议的论文英文摘要，经周老审阅后，“密密麻麻地改了几十处，除了新添的内容外，所有的语法、单词拼写和标点符号的错误都不放过，并让我按修改后的稿子重新打印好再送他看。如此折腾几次，他才放行。当我将这两页密密麻麻改过的原稿拿回宿舍让其他同学看后，他们无不感慨地说：‘周老这么大年纪了还这样认真，实在难得。’”

         周培源不仅在业务上、学术上精心指导他的学生和助手，还注意从政治上思想上关心、支持和保护他们。“一二?九”运动后，他的研究生郁钟正（后改名“于光远”）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无法专心撰写论文，他很关心和同情他们的抗日活动，并尽力帮助他完成了这篇论文。直到几十年后，于光远都一直有一种对不起他的这位恩师精心指导的感情。解放战争期间，他的一些本来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突然一下子变成了“60分主义”，他就知道那准是参加了进步活动了，心照不宣地默默地保护着他们。十年动乱中，他为了给他的一位助手打招呼，要他不要参加“四人帮”的瞎批判，一大早就亲自到北大招待所给这位助手送行，并一直把他送到332路公共汽车站。后来，这位同志在北大的“返回潮”运动中，被打成“裴多菲俱乐部主任”，扣上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等四顶帽子，处境十分孤立。周老得知后，让人捎话给他：“不要悲观嘛！今后说话注意一点就行了，欢迎继续到他家去做客。”感动得这位在几十次批斗会上没掉过一滴眼泪的男子汉，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旦得到了亲人的关怀和理解，忍不住嚎啕大哭。

        周培源不仅关心、爱护自己熟悉的学生和助手，对向他求教、求助的外系青年，甚至外单位的后辈也乐于指点帮助。几十年来，经他亲笔引荐出国留学师从名师深造的，经他举荐提携登上国际科技舞台的，更是不胜枚举。他任北大教务长、副校长、校长期间，住在北大燕南园30年之久，北大的师生们可以随时叩门而进，都会受到很好的接待。

         周培源同时也是一位很有个性、很有骨气、很有正义感，远见卓识、一身正气的学者。十年动乱中，我国的科教事业受到了严重破坏，而理科教育和基础理论研究尤甚。许多人谈理色变，不敢问津。周培源对此深为忧虑。他根据自己几十年来从事科研教学的体会，认为基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后劲，没有或削弱基础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必将严重阻碍国家的进步与发展。于是，他利用各种机会向有关领导反映他的看法和意见：在全国高教工作会议上慷慨陈词；为《人民日报》撰写《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因“四人帮”阻挠，改在《光明日报》发表）；给周恩来总理上书。这一切受到了广大科教工作者出自内心的赞同和周总理的明确支持，但却引来了“四人帮”一伙的围攻，使他一度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他始终没有让步。“四人帮”垮台后，他应中国科协之邀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做了一场题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问题的路线斗争》的报告，2700人的会场座无虚席。第二天，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做了报道，港澳的报纸更是在头版显著位置以大字标题做了引人注目的报道。
        周培源就是这样一位一身正气、满腔热情、远见卓识、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

 
         三、他是一位献身于世界和平事业并作出杰出贡献的老战士，中国人民的和平使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时任清华大学教授和教务长的周公（那时周老才47岁，被尊称为“公”）就作为科学界的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并当选为常务理事。不久，他又作为“和大”主席郭沫若先生率领的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同蔡廷锴、李德全、严济慈等著名人士一起，前往华沙出席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这是一个由法国著名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等发起成立的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大会在1949年11月16日开幕，历时一周。会议结束后，正逢匈牙利科学院成立125周年。郭老和周公等5人又受匈牙利科学院的邀请，去匈牙利做了短暂访问，然后回国。从此，他为世界和平事业奔波了40余年。

        1952年、1955年和1964年先后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在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国家和平会议和在赫尔辛基召开的和平大会。由于周公同国际科学界有着广泛的联系，他还于1957年作为中国科协主席李四光的代表，应邀参加在加拿大举行的世界科学与和平事业组织成立大会。由于这次大会在加拿大新斯喀舍半岛的一个小渔村“帕格沃什”召开的，从此该组织便以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简称帕会）闻名于世。此后，周公曾多次出席帕会年会。特别是1960年率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帕会第四次大会，正值中苏分歧公开化，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中国代表团在周培源的率领下，与各国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深入宣传和阐述了我国对战争与和平、缓和与裁军和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一贯立场。坚持原则，排除干扰，求同存异，为维护“帕格沃什”运动的团结和坚持反对制造原子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保卫世界和平的大方向做出了积极贡献。这次会议，由于斗争激烈，代表们日夜忙碌，几乎几宿未眠，大家决定让团长睡两个小时休息一下。年近花甲、疲劳不堪的周团长，一睡就睡得死死的。团长是一人人单住一间，当团员们试图找他对，怎么也敲不开门。给他房间打电话，敲他洗澡间的墙都没有反映。这一下急坏了中国代表团，于是要求苏方立即想法开门，可旅馆的总钥匙又被女服务员拿回家了，急得大家团团转。最后决定砸门撬锁。等门打开后，周先生屹立房中，不解地看着大家。团员们看见团长安然无恙，激动得与他拥抱起来。原来周先生的左耳早已失听，睡觉时刚好把右耳压在下面，加之过份疲劳，所以什么也没听见。这场虚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是如何的紧张、艰辛。1961年，因帕会会址选在美国，中国代表团无法参加，从此中断了与该会的联系。但这一年他又亲自率团参加了在日本广岛举行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协会第7届“8?6”大会。再一次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和平呼声。文革后，帕会秘书长两次与周先生接触，希望中国恢复参加帕格沃什会议。1985年，周培源以83岁高龄率中国代表团到巴西赴会，从而恢复了与其中断25年关系，并引荐了年轻的接班的中国科学家。此时，这位当年风华正茂的周公，已成为白发苍苍的周老了。

        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国际和平年中国组委会”举办了数十项群众性活动。作为组委会副主任的周老，亲自参加了其中的十来项活动：在北京召开的大会上讲话；在上海举行的座谈会上发言；为“拯救地球上的生命”国际宣传画展览主持开幕式；为讴歌和平的美术作品题词；还亲自参加了北京小朋友们举办的一些和平活动，勉励他们做一名“和平小使者”。1986年，他还出席了在华沙举行的“联合国关于和平问题专家讨论会和“华沙知识分子争取和平大会”，并在会上发了言，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情欢迎。这一年，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成立，大家一致推选他为该会会长。在1986年和裁会同其他群众团体联合举办的欢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努乔马的大会上致辞，声援纳米比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还出席了“声援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正义斗争”的群众大会及1989年举行的“科学家谈和平”座谈会。从1986到1991年，短短六年中就接待了几十批外国和平团体、研究机构和知名人士的来访。

         1991年，帕会以“世界和平、安全与发展”为主题，在北京举办第41届年会。周老积极参加了会议筹备工作，并带病出席会议，主持开幕式。对此，与会代表，特别是多次同周老一起参加过帕会年会的中外老科学家、老教授十分感动。他们都为帕会成立34年来，通过周老同中国人民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而高兴。

        周培源曾多次说过：“十亿中国人民是世界和平的坚决捍卫者。”“中国人民要以一个积极的姿态去参加国际和平活动，让世人听到中国人民的和平声音。”周老就是这样一位始终以积极姿态，四十年如一日，为捍卫世界和平作出杰出贡献的中国人民的和平使者。

        此外，他还是一位活跃在世界科教舞台，为促进国内外的科教交流与合作及科学技术在我国的大普及作出杰出贡献的我国科技界的卓越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