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掌声中，场下一位观众小声嘀咕了一句，“他真会表演。”但这些事情对于李开复而言，决不仅仅是“表演”这么简单。

　　2006年春节前几天，李开复正准备乘飞机返回北京参加一个公司会议，然而他的心思却丝毫不在会议上，他的助理陶宁此前打电话告诉他，上个月他面试过的一名北京大学学生有可能会选择去另一家公司。他感到有些不安，在上飞机之前，他嘱咐陶宁代表Google公司去见见这位学生的家长，但是心里仍然不踏实，于是他掏出钢笔，开始给这位学生写信……

　　第二天，这位学生收到一封收件人姓名竟是用毛笔书写，6页信纸的内容全部是由李开复手写的信。“我觉得有必要再和学生的家长谈谈，他们也许有些问题还不清楚，需要我当面解答。”李开复还是有些不放心，第二天晚上他邀请这名学生和他的家人共进晚餐，一直聊到晚上11点，直到确认这位学生最终选择了Google，李开复才放心离开。

　　有人说，从2000年8月返回美国任微软全球副总裁至2005年7月再度回到中国，往返两国之间的李开复，唯一舍不得的就是中国学生。其间，他不但跑回中国做了50场演讲，写了好几封“给中国学生的信”，还创办一个专门与中国大学生交流的公益网站“开复学生网”。李开复虽然中文口语流利，但用电脑录入中文却非常吃力，但后来他发现中国学生无法用英文与他正常通信时，就开始耗费大量时间学习中文录入，最后竟写了一本20万字激励中国学生奋发追求理想的书《做最好的自己》。这难免让人猜测，这位微软全球副总裁当时有多少时间是花在工作上了？

　　不管怎样，在大部分中国学生眼中，李开复就像一位优秀的大师兄，更是一位好导师。而学生对他的这种信任，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李开复在公司人才战略上深谋远虑的一种解释。当2005年7月李开复从微软跳槽Google宣布要招收“50个关门弟子”时，果然不到3个月的时间，Google就从几万份简历中招到了50多名中国顶级大学的学生。

　　尽管在那次《对话》节目上，北京新东方副校长徐小平开着玩笑说“千万不要被李开复的个人魅力所迷惑”。但无数的学生还是被这位旅美30多年回国“教书”的“导师”深深地“迷”住了。

　　让美国人相信

　　1988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校园里出现了一个蹩脚的演讲者，他每周要邀请朋友听他演讲两次，而这个演讲者就是李开复。当时已经是助教的李开复发现自己演讲能力很差，站在讲台上会紧张，一说话就脸红，台下的学生甚至给他取了一个“开复剧场”的外号。

　　如今，当李开复出现在各大院校的演讲厅，饱含激情一字一顿地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时，比尔·盖茨一定后悔放跑了这样一个可以深刻影响中国学生的人。

　　8年前，身为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的李开复本来计划陪同时任微软副总裁的史蒂夫·鲍尔默去晋见中国总理。当天下午，他听说有一名非常优秀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要来面试，于是他就告诉鲍尔默，“你自己去见总理吧，我要去见学生。” 结果那天下午，李开复真的把见总理的时间全部给了这名学生。

　　熟悉李开复的人都知道，这个长着大脑袋的美籍华人，非常喜爱给学生做演讲。但是在那时，李开复在各地大学不遗余力的演讲，使得初创的微软中国研究院(后来更名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在一年时间内，就聚集了一大帮海外华人和中国青年才俊，让当时并不认为在中国可以建立世界一流研究团队的海外同行们刮目相看。而8年前，比尔·盖茨根本不相信这一切会发生。

　　1998年，身为SGI副总裁的李开复心情沮丧，SGI决定要卖掉他手中的多媒体公司，为此李开复来到微软的总部雷德蒙，希望微软可以给他的公司开出一个好价钱。然而微软却拒绝购买他的公司，不过，当时微软正准备在中国设立研究院，比尔·盖茨虽然没有购买李开复的公司，却看中了李开复。

　　微软当时的判断标准很简单，李开复曾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明星学生”：在1988年开发“非特定人连续语音识别”系统，直到今天还是全世界所有语音识别的研究基础。他来担任中国研究院院长，是不二人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微软没人愿意离开雷德蒙到中国来开设研究院，而李开复却觉得这是一份好差事。

　　这份好差事意味着为期6年8000万美元的投资，这是微软英国剑桥研究院的规模。然而出乎李开复的意料，他回国时竟然找不到几个愿意和他同路的人。1998年深秋来到北京的李开复，身后只有两个跟随者——微软公司软件测试工程师陈宏刚和研究员凌小宁。

　　而李开复刚开始在中国招人，就惹来各方的质疑——“微软要在中国抢人”，“民族软件业遭受微软冲击波”！“他当时想了无数的办法，在高校里跑断了腿。”一位曾经与他一起工作的微软员工回忆起微软中国研究院初创的那段日子仍然感慨，“别说是美国人，就连我们自己也不相信研究院能成长到今天的规模。”

　　而这也许恰恰是李开复最大的能力。那时，虽然他在国内举步维艰，甚至连招聘考官的人数都凑不够，他仍然不遗余力去中国高校做演讲。比尔·盖茨开始觉得低估了李开复，他绝不仅仅是一位可以开发出“奥赛罗”人机对弈系统击败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的计算机科学家。这个经过美国式思维训练的中国人，对中国文化非常了解，他不仅懂得如何帮助一名中国学生填写出国留学的简历，还明白中国多年应试教育对学生创造力造成的影响，而自己该如何去触动这些学生渴望知识的神经。

　　如同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李开复迅速地推动了中国研究院的成长。学生们欣然接受李开复，觉得他就像一个刚出国留学回来的大师兄一样值得信赖。1999年6月28日，北京国际会议中心2000人的会议大厅被坐得满满的，李开复带领一帮中国学生和海外华人向来自美国和英国几十名计算机科学家以及微软总部的管理者展示了中国研究院半年的进展和成果。李开复为这一天筹备了很久，“得到了政府和学生的认可，第三步是要得到比尔·盖茨的认可。”事实上，李开复让当天准备来看热闹的同行大吃一惊，一位参观者亲自跑到希格玛大厦去看了一遍后还是说，“难以置信！”

　　“影响力是我一生的价值”

　　前前后后，李开复给中国学生的信一共有十几封，其中还有“给家长的信”，“给李岚清副总理的信”，而在他时常更新的“开复学生网”上，回贴发信超过2000封。有一个学生在“开复学生网”上问情感问题，李开复竟也解答了。

　　一名还是学生的Google准工程师很感动，因为他是外地生源，要在北京落户口比较困难。李开复就说：“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为学生解决，不行就让出公关部和市场部门新员工的指标。”而另一位拿到李开复亲笔签名新书的学生，回寝室就兴高采烈地说：“我和李开复握手了，当时保安呵斥我离开，他瞪了保安一眼，他真好。”

　　在研究院外，别人会称李开复为“李总”，而无论是在微软中国研究院，还是在Google中国工程研究院，人人都喊他“开复”。“没有什么上下级的限制，我们常在办公室或者走廊里讨论问题，有工作的，也有关于人生的。”李开复的特别助理郭去疾说。

　　这样当老板，难免惹人议论。“花这么多精力在学生身上，至多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是行为艺术，而非公司管理。”国内某互联网公司的一位管理者曾这样说。不过，李开复却认为，如果自己只是学生的老板，那并没有太大意义。他需要以师长的身份去了解学生和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尤其是在研究院这种学术气氛浓厚的地方。

　　实际上，当年李开复创建微软中国研究院时，虽然周围都是最聪明的学生，但一开始这并不是微软的初衷，在1998的夏天，微软的想法还是在中国设立一个小型的研究机构。但最后的结果是，李开复用实际行动向比尔·盖茨证明了中国研究院不是一个摆设。“他像一个演讲家，可以无限激发员工的热情，朝着一个方向努力。”一位和他工作过的微软员工回忆说。

　　1999年10月18日，当李开复和中国研究院6名研究员出现在微软雷德蒙总部时，比尔·盖茨已经在办公室等候他，这位世界首富每年只听取3次关于研究院的汇报，而中国研究院创立还不到一年，就获得了机会。李开复兴奋地述说着过去一年里研究的成果：研究院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8篇；在国际著名学术会议上做了11个主题报告；提出了49项专利申请；在中国10所大学里和15000名大学生交流。盖茨破天荒地让报告时间延长了45分钟，他认为这一切简直太出色了。

　　他让盖茨深感震惊，特别是围聚在他身边的是一大群人，大约60个研究员和工程师，包括8名海外学者和32名国内最好大学的计算机博士，其中5位同时也是国内10所大学的客座教授。这支队伍最后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成长为亚洲研究院的核心基石。事实证明，2004年微软亚洲研究院被美国MIT的《科技评论》杂志评为世界上最“火”的计算机研究机构。

　　最后李开复选择离开微软，比尔·盖茨也不得不把他告上法庭，大概是因为他加入了同样在中国建立研究院的Google，这让盖茨心里有点害怕，“这个中国人会不会把人都抢到Google那儿去？”

 　　李开复表面儒雅、波澜不惊，却是走到哪里都是一个内心隐藏热情，渴望交流的人。他最开始到微软时，拿着一份几百人的名单，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地约人吃午饭，告诉别人自己的想法，又听取别人的建议。“我讨厌拍马屁的人，但我也明白如果我一个人都不认识，那我就什么事都干不成。”所以，他到了Google公司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打听公司员工的联系方式。

　　在追随李开复和曾经与他共事的员工的记忆中，李开复和别人发生不愉快仅有一次。那时李开复还在苹果公司担任副总裁，他召集员工大会说公司可能会裁员，一个员工立刻跳起来用极为粗鲁的俚语指着李开复鼻子大骂。李开复却泰然自若，平静地和那个员工讲道理。现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的沈向阳那时还在苹果公司做实习生，他正好目睹了这一幕，“当时那个人就自惭形秽地回去了。”而在那种情形下，不但可以镇定自若，还能开导对方，这就是李开复。

　　李开复说：“知我者，学生也。”在他面临因从微软跳槽Google的法律纠纷，外界质疑他为人诚信时，支持他的果然还是学生。一位学生甚至在“开复学生网”上留言，“最后无论微软、Google、开复的纠纷如何解决，最后的真正赢家是中国青年，是中国。”

　　所以，在那次《对话》节目里，李开复说，“影响力是我一生的价值，我要更多地帮助中国的青年，做最有影响力的事，这就是我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