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春节前，信产部王旭东表示，“发展3G(第三代移动通讯标准)条件已具备。”漫长等待后，中国3G似将尘埃落定。专家预计，中国3G业务的开通，将带动至少1.5万亿元人民币的市场需求。多年难产的中国3G包藏怎样的曲折身世和隐秘苦衷?又将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机会与命运?

　　前世

　　2006年2月18日，64岁的李世鹤从北京飞到了海南三亚，这位被称作TD-SCDMA(以下简称TDS)之父、中国3G之父的老头一向精神矍烁，戴着大黑方框眼镜，以一种典型的中国工程师形象出现，但是现在，他要好好享受一下这号称中国最美丽的沙滩。

　　11年来，李的命运随3G而起伏不定。他主持了TDS——这个国产商用3G制式标准的研发与推广，从一纸技术框架，到现在极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3G的主流标准，与TDS结缘的11年，对于李世鹤来说就如一场漫长的马拉松，现在正是冲刺的前夜。

　　两番闭门长谈

　　李世鹤是重庆人，1963年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后于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硕士。1968年，李进入中国邮电部第四研究所，但是两年后，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在西安挖起了地道。1978年，李报名国家的800人出国留学招募，随后飞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学习，4年后取得了博士学位。1983年，李回到了邮电部第四研究所，成为总工程师。月薪70元人民币的他，开始对移动通讯产生了浓厚兴趣。当时世界电信还是固话的天下，但李却对国际上的移动通讯发展产生了先知先觉。1985年，根据国际研究的基础，他到重庆主持了中国第一个蜂窝移动通信网的设计和设备选型。1991年他又帮助江阴市开发了模拟制式下的移动通话终端，“我后来也搞出了那些大水壶、大砖头!”而当时国内无论是移动通讯设备还是终端都被国外厂商一统天下。

　　国内移动通讯的现实、前景与积累的研究经验刺激了李世鹤的雄心。他的目光开始从在既有制式标准上发展自主产品，发展到开发国家自主的新制式——这是一个冒险而富有想象力的计划，将影响到无线移动通讯整条产业链上的格局分成。直到现在，在自信的李世鹤看来，3G标准间没有任何技术上的不同，只是人为地设定知识产权的保护，归根到底是利益分配的问题。

　　“1993年，美国高通公司搞出了关于新制式CDMA(码分多址)，我也研究这个技术，然后就想着怎么超过它。”第二年，李被调到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当副院长，在这里他遇上了两个“志同道合”的人。其一是在摩托罗拉公司半导体部工作的项目经理陈卫，另一个就是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助理教授徐广涵，这两个中国留学生本来想做一个兼容的CDMA方案，但与高通公司谈判专利无法达成妥协，只得放弃CDMA，研究新的方案——SCDMA(同步码分多址)。这年6月，李和两人在北京闭门长谈了三天，讨论了不少新技术设想，并确定了利用时分双工，即TD这个关键元素。TD从此与李世鹤的生活绑在了一块。

　　1995年春天，原邮电部科技司司长周寰与李世鹤们在美国见了一面，在德克萨斯大学一间教室里，他们热情洋溢，无拘无束地讨论了四天，一个叫做TDS的方案形成了雏形，作为上级领导的周寰拍板了:干!

　　周寰或许没有想到，他这一拍板，将深刻影响多年后中国乃至世界的第三代移动通讯市场格局。而其本人事后看来，成为了李世鹤们的“贵人”。

　　两道生死关

　　“上3G，光对现有2G网络的升级或替换投资就是几千亿，”到现在，说话爽直的李仍然认为，“TD-SCDMA发展的一个优势就是国家牌”。这也是TDS手中最大的王牌。

　　1995年11月，原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与Cwill公司合资成立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李世鹤出任董事长，陈卫任总经理。李世鹤在吸取SCDMA部分优点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全新改造，制订出了TDS系统规范。但就在这时，作为亲密战友的陈卫与徐广涵，却对TDS能否成功产生了怀疑，并最终离开。因为从一个纸面上的标准设想，到成为被承认的标准，再到研究发展成熟，并投入商业化，将是一个非常漫长，又极其耗费资金的事情。

　　这个担心不无道理。李世鹤与TDS后来的发展的确波折重重。其中有李世鹤本人的性格问题，李曾说，在国营研究院体制下干事不是很顺，一些决策不是从企业角度考虑问题，在TDS的开发计划里，计划批准后每次用钱都要等着烦琐的审批，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发效率。“李老师太直率，我行我素，在做官的时候，曾经跟部长、院长拍桌子。”李的一位学生这样说。

　　TDS的最后诞生也经过了两道生死关，第一道关是1997年的“邮电部香山会议”。李世鹤回忆说，这个会议将决定向不向国际电联提交TDS方案。大部分人都反对玩“这个历来由外国人玩的游戏”，但一直力挺TDS的周寰表态坚决支持，最后当时的邮电部科技委主任宋直元下了结论:总有第一次，总得试一试!

　　第二道关也是最惊险的一关。1998年11月，国际电联第八组织在伦敦召开第15次会议，确定要在日韩美欧中等10项方案中淘汰若干项。当时国际电联内代表美国利益的CDMA2000和代表欧洲利益的WCDMA正斗得激烈，对来自中国的TDS也是排斥有加。周寰再次成为了李世鹤的“贵人”，他向信产部领导求助，然后，中国信息产业部致函各外企驻中国机构，提醒他们注意“对TDS封杀可能造成的后果”。在巨大的中国市场诱惑下，最年轻，实力最弱的TDS得以保留。“周一直以来都在帮我们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没有他在上面扛住，TDS走不到今天。”

　　最终，2000年5月，在土耳其国际电联全会上，中国大唐集团(即前信产部科技研究院，周寰任董事长)的TDS系统被投票采纳为国际三大3G标准之一，与欧洲的WCDMA和美国的CDMA2000并列。

　　但是，事态发展并非就此一帆风顺。事实上，此时中国国内移动通讯业发展迅猛，中国政府发展第三代移动通讯业时采用哪种标准，将极大地影响到国际国内相关利益集团的商业前景。利益刺激下，各种危机频现，TDS疲于应付。

　　2000年，李世鹤所在的信产部科学技术研究院改制为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周寰担任董事长兼总裁。这年9月，作为TDS开发主持人的李世鹤还表示，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在2001年就能运用TDS试运行3G网络，而大唐电信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使TDS成熟并产业化。但是，就如开始时担心的那样，TDS之后便进入了不停地被修改、完善阶段，银行那边的贷款一块接一块地过来，但直到2001年底，在TDS制式下能运作的样机却仍然没有做出来。

　　“说实话，TDS成为国际标准之一后，怎样产业化是我最大的焦虑，心里的确没底。”李世鹤说。这时，3G已经在国际上开始商用，这使李和他的伙伴受到更大的压力。出于巨大商业利益目的，国际通讯设备制造商纷纷向中国方面游说、施压，要求尽快发放3G牌照，TDS及大唐陷入随时会被市场抛弃的境地。在这个困难的时刻，信产部组织专家启动了一次3G技术试验，对TDS、WCDMA、CDMA2000三种技术进行测试，并在2002年4月得出一个结果:

　　WCDMA和CDMA2000还不具备商用的条件。整个业界暂时安静了下来。

　　平静只是暂时的。只要TDS没有投入商用的十足把握，一旦中国政府发牌3G，即使勉强进入市场，也会在市场应用中承受不可预估的风险。2003年上半年，欧盟方面再次敦促中国应尽早决策采用WCDMA，而在该年秋天，各跨国通讯设备商总裁相继来华，游说中国政府尽快发放3G牌照，企图一举打开这个庞大市场。

　　那一年，李世鹤很焦虑，他需要与时间赛跑，尽快把TDS成熟起来，这时的李，已经60岁，到了法定退休年龄，然而，“这五六年却是我最玩命的时候!”

　　今生

　　市场的疑惑

　　在记者采访中，不少运营商和设备制造人士都私下表达了对TDS的疑虑，但涉及到公开采访，各方的决策人物基本都以“过于敏感”为由拒绝讨论TDS。有知情人士指出，运营商/设备商们早在两三年前就已经被相关部门知会不能对TDS擅自发言。目前TDS正处在第三阶段测试、即将投入大规模商用的关键时刻，各方对TDS的话题更是慎之又慎。

　　中国政府对TDS的支持一直不遗余力。国家计委、科技部和信产部在2002年10月开始撮合大唐与华为、中兴等国内厂家组成“TD-SCDMA产业联盟”，当时惟一的国际伙伴——对TDS研发一度丧失信心的西门子也宣布加大对TDS系统的研发费用。

　　2003年8到10月可以说是李世鹤曝光率最高的时间段。2003年，有关3G的峰会此起彼伏，媒体与业界闻到了国家意志的气味，即将退休的李开始频频受邀做访问、谈感想。在各种场合，李世鹤不遗余力地为TDS作宣传，并认为它将改变中国移动通讯设备几乎完全进口的局面，将为中国电信设备商带来丰厚的利润。

　　实际上，在TDS联盟建立前，联盟中最具实力的中兴、华为和普天都在另两个3G标准(WCDMA和CDMA2000)上押下了重注，研发相关产品。对于除大唐外的这些国内设备制造商，以及中国移动等各大运营商来说，在世纪之交，其它相对成熟的国际标准已经在国外进入商用时，他们似乎很难理解3G已在西方上路的情况下，国家再倾力培育一个新标准的意义何在?

　　2003年12月，中国移动董事长王晓初公开表示希望采用WCDMA作为内地3G网络制式，再以TDS作为补充。“且不说TD-SCDMA设备商本身实力不济，单就选择TD而言，对运营商都是一种艰难抉择。”

　　TDS产业联盟成立以后，大唐其实向联盟内开放了大部分专利，后来“领导找我们谈，让我们继续开放专利，一开始我和周寰都想不通，后来想想，我们不是在为个人，而是在为国家做事。”李世鹤回忆，“在有成功可能性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对自己的技术有一些感情吗?”李质疑国内同行以及运营商们的心态。“在日本和欧洲，运营商采用哪种标准，是由政府规定的。通信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不是简单的市场经济。运营商要做什么系统、用什么技术，都是由政府决定的。”李世鹤说，“我们做的事超出了一个企业的能力范围，已经是国家行为。”

　　国家意志的力撑

　　国家对TDS的支持一直延续着。李世鹤觉得，最让他受鼓舞的日子是2004年12月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访荷兰，在飞利浦总部接听了来自中国TDS移动网络系统的国际长途;次日上午，大唐移动便在北京向媒体演示TDS视频电话。另一个令他兴奋的日子则是2006年1月20日，信产部宣布TDS成为我国的通信行业标准，这意味着中国政府认为该标准技术方案已经成熟，惟一未知的就是在中国3G发牌时它能在三大标准里占到多大的席位。

　　情况朝着好的方向一步步发展。中国政府把3G牌照搁置的几年，大唐移动抓紧了合纵连横的工作，2002年开始，组织起TDS产业联盟，牢固国内伙伴，接着又与飞利浦、三星等国际企业组建TDS核心技术研发合资企业，相继启动商用化TDS手机项目，参加了信产部组织的3G三大标准的第二阶段测试，当初没有投太多精力在TDS上的华为，也在2004年底与西门子合作开发起了3G产品，西门子目前已联手中国合作伙伴向该标准投入了约1.7亿欧元，诺基亚与合作者投入了1.11亿美元，摩托罗拉、爱立信、北电、阿尔卡特及朗讯等也竞相追赶TD-SCDMA大潮。一些在困境中挣扎的设备商，如朗讯，更是寄望中国启动3G能帮助其扭转命运。而当2006年2月，中国移动高层王建宙出现在巴塞罗那3GSM大会上时，据说其所参加的报告会门票最高卖到了接近5万元人民币一张。

　　“即使是TDS被质疑得最凶的时候，我还是认定它是必然要成功的。”李世鹤曾经把自己做移动通信的过程概括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而现在，TDS的前景就如三亚的沙滩与阳光，看起来那是相当的好。

　　退休后担任大唐移动高级技术顾问的李，一边忙着对TDS标准的技术升级，一边像2000年时那样，乐观地估计起TD-SCDMA手机的应用前景，或者估算2010年中国3G手机用户将有1.5亿，或者提前为运营商打起了成本账。

　　“对于我来说，这11年做了这一件事已经足够了。”李用其浑厚的重庆乡音说。

　　未来

　　一个商人的3G愿景

　　在大企业眼花缭乱的步骤中，这个大产业背景下也不缺乏芸芸众生之相。对于游走在3G门口的陈同兴来说，3G就是他事业人生的又一重要起点。

　　陈同兴35岁，一口带有明显东南口音的普通话，遣词急促。此时的他，正站在公司办公室往外张望，窗外就是北京的东三环，央视新大楼正在兴建。“以后要多多到马路对面去，因为那边是未来最重要的资源源泉。”陈笑笑说，在他能想象得到的3G时代里，他认为最容易被人们想起的就应该是在手机上看电视，而他涉足手机电视行业其实已近5年。陈同兴现在是北京神州掌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副总裁。这是一家专注于以移动流媒体(以数据流的方式实时发布音、视频多媒体内容的媒体)业务，提供移动增值服务的SP(通讯服务提供商)企业。

　　“将来很多服务你是无法预料的，单单是我熟悉的移动流媒体，发展起来就有很多我料不到的商业表现形式，”陈笑着说，“一旦中国的3G牌照发放，更多人的创造力就会被激发出来。”

　　移动通讯产业链的每一波升级式的发展，开始时总是由移动通讯技术提供商与设备制造商通过营造舆论推动，为运营商描画美好的愿景;当运营商开始投身于这个愿景，就会成为整合者的角色，牵头整合设备供应商、终端生产商和SP、CP的资源，让各个角色在新的用户平台上获得新的发展。

　　“我在为3G提前做准备”

　　陈同兴大学时学的其实是证券投资，研究生读金融计算机，后来在东方明珠这只沪上概念股票上赚了不少钱。碰巧的是，现在他的手机电视业务内容的提供者——上海文广同样也是沪上机构。陈一度在广电总局下属的中广有线。2001年，陈进入中交网星，开始涉足手机电视行业。已经离开中广网星跳槽到神州掌讯的陈，最近则把手机电视形容为“面向3G的核心增值业务”，并为此准备了详尽的资料，随时向他的合作者推广。

　　进入中交网星和神州掌讯的网站，都可以发现这里已经初具“独立电视台”的样貌，客户可以选择娱乐、体育、音乐等不同频道的节目。2月26日这天，陈拿出他的CDMA1X手机，向记者展示了他点播的冬奥会新闻，以说明电视节目在手机屏幕上一样可以顺畅优质地播放。对于陈来说，无线移动通讯网络的发展使过去很多不可想象的灵感和创意得到了发展，哪怕是简单朴素的商业理念，陈同兴喜欢强调一句话:“照相是04年的大事，音乐是05年的大事，看电视是06年的大事。”

　　这几年来，陈并不大关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3G发牌猜测与讨论，而是把目光放在更微观的层面，“我现在更在意的是一种对手机电视运营模式和内容模式的探索，就是为了提前为3G准备，积累经验。”对于陈来说，准3G的CDMA1X网络提供给了他练兵的机会。

　　“我始终寄望3G时代来临后能把手机电视这个业务做得更好。”

　　3G像高速公路

　　在易观咨询分析师崔小龙看来，一个国家的电信建设可以比喻作修路，如果说在2G时代运营商修建的是二级公路网的话，3G时代修的就是高速公路网。

　　那么，当3G即将发牌时，在这些高速公路上，到底能跑些什么?

　　很多人下意识地首先会想起手机视频。在网络从拨号时代进入宽带时代时，上百倍增长的数据传送空间也首先被视频服务所利用。和黄在欧洲与香港建立的3G网络，也是以视频为中心业务的卖点，譬如提供个人视频电话与流媒体业务。

　　但3G高速公路并非给用户多一个途径看电视这么简单。在网络上，一个网页的大小大概是几十K到几百K，而换成以3G网络来传送，即使终端设备是在高速移动中，也能在几秒内快速完成，我们完全可以在早上起床时赖在床上，上网读新闻，查天气，甚至下载歌曲，给朋友写E-mail，而不用抱着被子走到电脑旁开机上网——几乎所有因电脑网络而兴起的信息服务，都能在3G上发展。

　　商机以万亿计

　　3G被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据估计，在我国建设一张全国范围内的3G移动网络，需要的资金就达数千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只要我国政府发放一张3G牌照，就可能带来数千亿元的市场规模。而如果我国政府同时向移动、联通、电信、网通、铁通等五大运营商发放3G牌照，仅仅五家运营商为建网的设备采购金额就将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

　　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预计，3G在中国投入运营5年的时间内将经过市场导入期和成长期，3G用户将达到1.98亿至2.66亿，6年内3G运营收入累计将达到1万亿，3G系统设备市场累计将达到5900亿，3G终端市场累计将达到4000亿。

　　国内的两大移动通信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是3G的必然受益者，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铁通、中国卫通等这些2G时代的移动通讯旁观者们，在传统固话市场失去吸引力后，一直把3G视作他们进军国内移动通信领域的切入点，也正在通过各种方式争取主管部门的青睐。作为海外厂家的代表，德国西门子公司承认，随着中国运营商争相赶在奥运会前后推出3G服务，西门子可从中至少赚到10亿欧元。中国本土厂商却在诸如手机终端、手机芯片等方面存在产业真空。这是遗憾，也是机会所在。

　　对于运营商们来说，如何从老百姓身上赚钱的思路将有很大变动，从以语音、短信资费为主转变为以收取服务内容信息费为主，这将给几千家移动通讯内容提供商(CP)带来了业务争先的无限可能。

　　警惕泡沫

　　不过3G淘金潮中也可能泛起类似网络经济兴起时的泡沫。“3G带来的是一种可能性，一个开放的，基于移动通讯平台的无限多的个性化商业的可能。”王小龙说，消费者是否接受成为关键，“在消费者找到一些基于用户自己需求的真正服务后，其它泡沫也会随之散去。”新经济的发展历史表明，新技术发展引导的商业梦想，如果不能触及深远广泛的社会价值，就不能走得很远。

　　中国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是目前少有的“反3G”人士，他认为如果由国家启动而不是由市场需求启动3G的话，将给运营商带来沉重的负担，理由是3G建设本身就是巨大的投资，“这样将进一步加剧3G的亏损。”阚凯力认为，在目前无论怎么样描画3G的赢利前景，这一直都是想当然的命题。

　　不过，信产部电信研究院政策研究所所长陈金桥一直对中国3G发牌后的发展表示信心，他认为中国政府在3G政策方面的准备非常详细，甚至涉及了中国通信产业在“后3G时代”的综合配套政策，包括监管体制的调整、运营格局的优化、产业链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