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差点被生在说书台上。我母亲是说书的，眼看要生我了，还要上台呢 。那天，她说着说着书，突然肚子一阵绞疼，这才赶紧下台。外面下着鹅毛大雪，大伙儿把母亲送家里就生了。我母亲不想让我继承她的手艺，认为干这行没地位，是人家欣赏的一个“玩物”。所以那会儿我父母不惜一切代价供我读书。到了新社会,艺人的地位高了，到底我还是干了这行。

　　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家庭和个人的原因，我成了“运动健将”。常被打得遍体是伤，背心都脱不下来。我由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下子降到“四类分子”，人人可以监督、管制，没有任何自由、权利，这种心灵的伤害太大了。挨批斗时很难熬，我就想起说书里面的古人和英雄人物，一生难免磕磕碰碰。就鼓励自己不要悲观失望，一蹶不振，应当挺住！人就是要坚强！

　　那时候，我一边劳动，一边心里念着书。这不是说我已经看出来迟早会重返舞台，而是为了消磨时光，不想别的事。一下地，咱就边干活、边背书，一点一点想我当初怎么说的，不觉得一天就过去了，也不觉得太苦恼了。平反后，我立马上了台，有人说：这么多年不说书都没忘，你这脑袋太好使了！我说：我脑袋并非好使，这些年我一直捣鼓着这些事，所以才没忘。

　　“世上行当甚多，唯有说书难习，装文装武我自己，好像一台大戏。”说评书，看着容易，做着难。小小的书台不高，登上这个台说古论今，底下的听众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随着故事，你让他悲就悲，让他乐就乐，得下很多功夫。

　　我从小在说书世家长大，家来的客人不是说书的，就是搞快板的，他们坐在一起除了说说笑笑之外，更多的是探讨艺术。经过这样的耳濡目染，点点滴滴，脑子里头有了很厚的积淀，等后来我下决心干这一行，就差着那么一层窗户纸没有捅开。只要登台了，把这张脸拉下来，肚子里有什么货就可以倒出来，这一层窗户纸就捅开了。

　　我一辈子，人间的苦，大部分都受过，脏活累活也都干过。我经常跟女儿讲，我现在什么苦都不怕。因为我经历过磨难。落实政策以后，我也四十好几了，过了不惑之年，所以特别高兴以至失控的事，没有；遇到不顺心的事，也能淡然处之。我现在年近七旬，劲儿还有的是，要继续趁热打铁，更上一层楼，晚年再多做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