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说：“他在担任特首这7年当中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历史会有公正的结论的，香港同胞也不会忘记。”
亚洲电视助理采访主任郑钢英说，“也许要许多年后，等情绪淡定了，我们才有可能真实地理解这个时期、理解这个人。”
在请辞前一个月，董建华说，自己做了一份很孤单的工作，会很寂寞。
董建华特首向中央政府请辞3天后的3月13日，没有人怀疑，香港经济已经复苏了。这天香港天气薄阴，在商业区铜锣湾的商场里、街道上，人流摩肩接踵，几乎让人忘记了不到一年前，这个城市的零售业还在为生存而挣扎。巨幅广告牌上，谢霆锋注视着行色匆匆的路人，面孔已由稚嫩变得成熟。楼市的热闹让更多的人感到未来又充满了希望———一些楼盘的价格已经恢复到1997年金融风暴前的水平。在惊涛骇浪般的8年即将过去的当口，香港媒体铺天盖地地讨论着特首突然更迭的消息，市民却表现得非常平静。
某种程度上这是充满回忆与和解的几天，就连那些最反对董建华的人士，此时也一反常态地表现出对“董生”的理解。
13日中午，董建华位于半山的住宅嘉慧园却仿佛置身事外。附近没有行人，只有路旁停了两辆本港媒体的采访车，一位记者在车旁吃着快餐。入口处站着一位保安，代替了12日以前在这里站岗的多位警员。我们驶进大楼车库，被拒绝拍照。四周的安静，几乎让人难以想象，处在舆论中心的前任特首就住在这栋楼里。
在前夜，特首位于深水湾香岛道的别墅香岛小筑，现场所见也没有亮灯，车场也没有停泊任何车辆。
在香港的高地上凝望这座城市，董建华在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行政长官宣誓就职仪式上的致辞言犹在耳。当时他用并不特别擅长的粤语读出了亲笔撰写的句子：“今天，我们幸运地站立在先贤梦寐以求的理想高地。”从他的言谈中可以感觉到，父亲董浩云对他的影响非常深刻。在他的记忆中，父亲总是说，要记住，你在香港，将来到国外去念书，要记住你是一个中国人。你一定要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觉得光荣，有机会你要帮国家、帮民族多做一点事情。如今他有机会———而且可以称得上是历史机遇———为国家为民族做点事情了。
在那之前两年，美国《财富》杂志的封面文章的标题是“香港之死”，内容涉及大量港人移民海外现象、犯罪分子、法制与立法局选举制度等，认为香港前途暗淡。一般认为，该文代表了西方对香港回归后的普遍看法。
无人察觉的危险正在来临，在那11天前，坚决反对泰铢贬值的泰国财政部长辞职。曾在1990年代攻击过英国、意大利、墨西哥并获利颇丰的国际炒家，包括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正在急攻泰铢。
就是在这样的雨夜，中国政府庄严地收回了香港的主权，整条巨龙的光彩都映照着它口中的珍珠，而世界对这条巨龙的怀疑的重量，也都压在这颗珍珠上，甚至都压在了董建华身上。
“硬颈人”
在当时的“高地”上，董建华已年近60岁，依旧龙精虎猛，体健如牛，每天早上7点上班，深夜11点下班，因而在此后8年中博得了“7－11”的绰号。他的爱国爱港的热忱毋庸置疑，往日经历中跨越坎坷的能力也无可挑剔。同时，他的行为模式已经固定，所有的经验都来自企业商圈而非政府机构。8月份禽流感突袭，香港人“杀鸡杀到手软”——共杀了100万只——接着就是新机场营运首日出现混乱局面。“谁都没应付过，没有相关经验。”亚洲电视助理采访主任郑钢英如今回忆说。这些仅仅是香港坎坷8年的伏笔。
7月2日，香港回归翌日，泰国被迫放弃与美元联系汇率制，泰铢贬值。董建华显然没有警觉到危机即将袭击香港，而在整个世界上，也没有人意识到这是一场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的序曲。
因此，当“八万五”建屋计划出笼时，赞成的声音多，反对的声音少。1997年10月，董建华在上任后第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按照香港长远人口及住屋需求，每年兴建8.5万套住宅，作为长远的建屋目标。这一计划的前提是，香港的房子太贵了，普通阶层人士终其一生的收入也买不起一套住房。
1997年，香港社区组织协会曾调查最低收入者居住的笼屋的状况，发现笼屋是社会问题的表征。与此同步，整个房地产行业衍生出的经济泡沫，也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对于金融风暴，整个香港都没有准备，”2005年3月12日下午，46岁的亚洲电视助理采访主任郑钢英回忆说，“风暴在泰国、韩国爆发时，我们还在忙着回归的事情，大家都不觉得那些国家的灾难也会落到香港。”
1997年，香港很可能是亚洲最成功的财经金融中心。公务员队伍廉洁高效，政府奉行明确、简单的税制，基建、银行及金融设施完善。人均GDP达到25000美元，在亚洲名列第2。外汇储备928亿美元，位居全球第3，它能够给予流通货币的支持，不仅是1倍或2倍，而是8倍之多。在那以前的20年中，世界各地先后经历过至少一次经济衰退，但是香港没有，始终像乐观的童子军一样大步前进。
香港的经济堡垒不仅美轮美奂，而且还仿佛坚实可靠；事实上它的骨架也确实大多是以钢筋铸就，除了一根玻璃梁柱：包括贸易、金融、法律、会计等在内的服务业，占到GDP的85％以上。资金的投入异常迅速，但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资金也可在短时间内迅速流出。
出租车司机苏顶明永远忘记不了1997年10月20日，当时他到内地玩了6天，回到香港时，原本价值30多万元的股票就只剩下不足4万元。许多香港人攥紧了矿泉水瓶，在炎热的天气里挤在一起，看着证券交易所的显示牌目瞪口呆。
当日是美国华尔街股市惨剧“黑色星期一”的10周年纪念日，香港股市开始下跌。至23日，恒生指数持续暴泻，与8月份市值高峰期相比，香港的上市公司市值减少了15420亿港元，减幅达35％。仅香港十大富豪，估计损失就超过了2100亿港元。同样截至这一天，银行利息上升了300％，楼价开始下沉。
香港零售业常常喜欢叫嚷“跳楼”价，如今真的有人从变成了负资产的按揭楼上跳了下去。对于特区政府来说，同样糟糕的一点是，这一关键的时间点仅仅出现在特首宣布“八万五”建屋计划的两周后。
面对城市遭遇的灾难，董建华第一次表现出了他的倔强和执拗。这位在其后7年中被称为“硬颈人”的特首，决定承受短痛，维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以避免长期的不确定性———充足的外汇储备和中央政府的支持，成为了他的信心基础。金融风暴的阴云在香港上空盘桓了18个月后，决斗的时间到来了。1998年8月，当“大鳄”在货币和股票市场同时张开大口时，董建华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决定入市干预，以挽救整个城市。
香港人对于楼价10年上涨10倍印象深刻，买楼不只是居住，更是一种投资。歌星王菲在1997年以七成按揭，分20年供款的方式以4800万港元购入了沙田宝松苑豪宅，每月供款额达29万港元，两年后只能半价出售。楼价的惨跌制造的负资产户数以十万计，2001年，据中原地产数据，香港60万个负资产账面损失达6000亿港元。
在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的克雷宁教授看来，香港当时是陷入了经济学所称的“财富递减效应”。他的浅显的解释是，股票市场跌落40％，人们觉得自己的财富减少了。他们觉得自己的财富减少了，就会减少购物支出。减少购物支出，生产就会减少，受雇用的人数也会降低。
对于普通香港人来说，切肤之痛却总是体现在房地产上，而不是理论上。在短期内，房地产的低迷直接造成中产阶层破产，又连累百业受损，拖垮了整体经济，正是每个人都可看到的事实。
特首的首个德政，“八万五”建屋计划，由此惹起了一些争议。有人开始说，在金融风暴扫荡楼市的时期，这一计划无异于雪上加霜。特区政府自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从1998年6月起就不再出售地皮。不过，由于偶然或者误会的原因，这一计划的正式宣示废止却迟到了整整两年。
在1998年的施政报告中，董建华曾为房屋政策定下了3个目标，一是尽快提供公屋，把轮候期由7年缩短到3年；第二是灵活地处理居屋的出售；第三是明确指出政府的目标是稳定楼价。
金融风暴来临之前，香港经济正处于发展到相当阶段，福利主义抬头的时期，形势暗合了董建华本人的思想。1998年2月14日，他在香港电台朗读了写给妹妹董亦平的特首家书说：“你知道，我处事一向注重原则，也有自己的理念。”在信中，他说自己不会在金融风暴前退缩，并坚守三个信念，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必须是一个有爱心的社会”。
生为船王之子，品性忠厚的董建华对普罗大众的民生状况抱有同情，这或可揭示他迟迟不愿彻底放弃“八万五”建屋目标的心理动机。
2000年6月，董建华先生在接受媒体访问时首次承认，“八万五”建屋目标早已不再实施，因此已经“不存在”。对于香港经济来说，这是等候已久的一句话。翌日，早盘恒生地产分类指数即上升1.08％，跑赢大市，恒指则上升0.76％。
实际停止与宣示停止之间的时间差，在不同的人当中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这是特首的执拗性格的体现，更有人指责欠缺沟通意识，不熟悉公共政治的基本技巧。欣赏董建华的人则指出，这恰好说明“董先生不是政客”。“被传媒问出，而不是自己说出，证明他好单纯。”
“在香港做官必须会作秀，”民建联副主席谭耀宗则言简意赅地总结说，“董先生不会作秀。”
下层人士则显然对董建华的善良充满理解。3月11日，在红区的永昌茶餐厅，40多岁的伍先生表示不关心谁做特首，这时厨师插嘴说，“董生是好人！”事实上，关于董是“好人”，在香港几乎是没有争议的话题。
亲力亲为，尽心竭力
在遭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各个经济体中，香港恢复最慢。香港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香港人参与经济转型的心理动力不足。
特首认识到了香港的产业空心化问题———香港制造业转移至珠江三角洲，金融服务业所占比例过大。他试图开展新型的制造业，推出“中药港”、“数码港”等计划，并图谋重振电影工业。这些项目投资巨大，回报期漫长，又不可能由政府的公共支出来承担，因此他期望香港的大公司承担起历史使命。
香港“数码港”计划总投资140亿港元，意在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信息科技中心，并帮助香港向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
今天，深圳的IT业规模远超香港，但在1998年，香港却是互联网新经济的当之无愧的神话之城。既靠家族财富的支撑，又靠新概念，李泽楷的平头形象被视为是时尚楷模，他本人也被称为“小超人”。盈科的并购活动轰动全球，TOM上市亦盛况空前。然而，这一领域里最有野心、最理想化的传奇故事却以幻灭收场———“科技股变科幻股”，新经济的果子落到了别处。4年后，如同“大使”牌轿车作为一个象征物进入记录南亚历史的文学，李泽楷面对提问时“呀呀呀”的张口结舌声也被录制进了香港电影。
不过，“数码港”计划还是给香港带来了成绩，富有特色的创业板市场启动了，为成长性良好的新兴高科技企业新辟了融资渠道。到1999年第二季度，香港经济终于结束了连续5个季度的负增长，取得1.1％的增长。这个转折点一出现，香港就开始走上复苏之路。
在香港大学经济学副教授肖耿看来，香港的坏消息中又有着很多的好消息：楼市跌70％，股票跌40％，失业率从2％升到8％，但社会稳定，银行的坏帐只有3％到5％，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基本架构没有受到冲击，企业破产没有导致社会问题。
“这是被忽视的经济奇迹。”肖耿总结说，“外界低估了香港。”
1998年3月12日，在香港贸易发展局与法国公会属下国际委员会在巴黎举行的午餐会上，董建华表示，成本飞涨会损害和抑制香港的经济增长。作为降低成本的方法之一，公务员减薪被提上了日程。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手段没有得到公务员群体的理解。在公关和谈判方面，勤勉的特首尚称不上是行家里手。
因此，董建华越来越强化了亲力亲为的习惯，试图以个人之力，提高特区政府的工作效率，贯彻自己的政策。
民建联副主席谭耀宗对董建华的作为颇多肯定，不过，他也评论说，“董先生太亲力亲为，累得很厉害，效率反而低。”
就在这勉力为之的年代的尾声，SARS再使香港百业凋零。在2003年疫情来袭之前，与大陆的情况不同，资金充裕的特区政府一直投资于公共卫生事业，北区医院等一系列新建急症医院设施良好，急症室可以提供全日二十四小时服务。不过在当年春天，在情况未明的情况下，特区政府的应急反应虽然相对敏捷，却不足以应付危机。
2003年4月20日，星期日，疫情正烈，董建华出席圣公会基孝中学“健康校园，灭绝肺炎”仪式。在致辞中他承认，特区政府并没有察觉到此前内地疫情的征兆：“事实上当第一次病发时，我们的确是一无所知。”
这时，特区政府的隔离工作已经开展10日，已经初见成效。两天后，经过3个多星期的停课后，香港各学校由中三开始复课。2003年6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将香港从疫区名单剔除。
请辞之际，董建华得到了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高度评价。而在香港，无论是中下阶层、还是中产阶级，感受都有些复杂。
在郑钢英看来，在民间层面上，特首很可能是被低估了。“董先生提出了许多目标，一些市民不认同，公务员队伍的配合也不够，当然执行不下去了，也让人有了不切实际，虎头蛇尾的印象。”郑钢英说，“香港人对利益看得重，尤其是短期利益。从长远说，董先生也许都是对的。”
刻苦的长子
“我读的大学不是好学校，成绩又大多是C。”在讲究文凭的香港，特首如此坦率地说起自己的读书生涯，令听到这话的朋友感到惊讶。他的这位朋友告诉本报记者，董建华对自己的评价并不像别人给予的那么高。
董建华早年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学习航运，获得理学士学位。毕业后，父亲让他去美国通用公司去做一个普通职员。“我担心你的刻苦精神不够。”董浩云当时说。35年后，董建华成为整个世界上最刻苦的官员之一，如果不是最刻苦的一个的话。凭借所持的东方海外集团公司的股票，他每年收益过亿港元，但是在特首任上，年薪不过500万。每天他勤勉工作，有过劳迹象，除了“耍耍太极”之外，别无娱乐。
7年多的特首生涯并非董建华的最艰难的岁月，早在1986年的夏天，他就走过了人生的最低谷。
在1960年代，董建华还仿佛生活在伊甸园中。那一年有一个人被董建华的车撞了，伤得不重，他记得，“车上走下一个公子模样的人，热心地问伤势，把我送到私立医院。”董建华看了这个人3次，给了3万块钱。在当时，这笔钱可谓数目惊人，在跑马地买一层楼还有余。
在董建华请辞特首后，香港媒体纷纷表示，董是一个好人。这个人则说，董建华是“心真的好”。
到了1986年的夏天的那天，董建华早已不能如此潇洒。当日香港大风，挂三号风球，49岁的董建华回到香港机场时已经满心绝望。当时董氏东方海外公司濒临破产边缘，两个弟弟在美国上学，他已经寄不出学费，而当天他赴台湾借款又遭拒绝。在赶去参加最后一次债权人会议之前，他一度决定自戕，在机场打电话给朋友说，“如果我死了，请你照顾我的家人。”
奇迹就在当天发生了，债权人会议令董建华和他家族的事业起死回生。董氏集团最大的债权银行汇丰银行决定提供8亿港元的备用信贷，霍英东随后注资1.2亿美元，帮助董建华重组家族公司债务结构。
董建华的妹妹董建平形容说，父亲董浩云是个浪漫的人。船队是董浩云的最爱，就像别人收藏邮票一样，买了就不再卖出去。他曾经买下4艘很有名却根本派不上任何用场的美国船，把这些“海上巨人”停靠在港口里，整艘船的长度比中环的IFC大厦横放还要长。在某种程度上，董浩云还应该说是一个充满野心的商人，年轻时他娶了老板的女儿，获得正式涉足航运的机会，在事业的关键时刻又曾请杜月笙做董事长。
与父亲相比，董建华的个性缺少危险，也缺少光彩。香港市民们在过去8年中看到，特首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教养良好，是个孝子，讲究忠义。他对一些政府事务不是很熟悉，对公共政治尤其陌生，但是很有学习精神，做得非常辛苦。特首富有同情心，体恤他人，不像传统的港英公务员那么傲慢，总是面带微笑，不过不是很有趣。
香港人对他的涵养功夫印象深刻，在这个言论自由的社会里，批评者的言辞往往非常过火，但特首从不骂人，也从未公开动怒。即便是在最恼火的时候，董建华也只是摇摇头，叹一口气，“唉！”
在香港电台《头条新闻》“越火位”事件中，当有人问特首，对于电台影射特区政府有何看法，他不置一词，似乎对种种荒唐说法不屑一顾。
民建联副主席谭耀宗说，董建华是一个不爱辩解的人，有人说他做错了，他也不反驳，甚至代人受过，该他扛的不该他扛的他都承担下来。“因此批评董先生不用付任何成本，他任由别人去说，很多观点就被曲解了。”他说。
中央政府坚定地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保护了香港人的言论多元开放，而董建华自己的作为尤其体现了这一点。绝大多数香港知识分子，都钦佩特首在这一点上的君子之风———他以自己的行动，捍卫了“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准则。特首从不动用警察和税务部门去调查他的反对派，即便反对者们曾经担心他这样做。
“历史会有公正的结论”
董建华不喜欢纯粹游戏性的政治话语。他愿意对很多人敞开心扉，包括熟悉的记者。在请辞前一个月，他说，自己做了一份很孤单的工作，会很寂寞。以前他也曾在私下里对朋友说，从来没想过做特首。在2001年之前，他说自己不想竞选第二届。所有这些私下聊天的内容，均与其在公开、正式场合的表述完全一致。
香港回归时，董建华的支持率达到76％，2001年10月11日，董建华的施政报告发表后，根据香港大学公布的民意调查，其个人支持程度由48.4％增加至50.6％
有香港学者认为，在政策推行过程中，在董建华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个“错误模式”(PatternofError)，这导致其政策本身虽好，却没能取得最佳效果。他们认为，在一些危机时刻，特区政府本可采取更轻松的方法，在香港范围内化解问题。香港大学经济学副教授肖耿则认为，存在着的一些问题要归结于香港社会，他认为，香港社会整体而言缺乏“大脑”，缺乏战略眼光，这使得香港失去了方向感。
在1999年“人大释法”过程中，董建华采取了一种更实际的态度，并最终在法律上获得了合法性。当年1月29日，5名香港终审法院法官裁定，港人在大陆所生子女无须经大陆公安部门审批，即可享有在香港的居留权。据5月6日特区政府公布的评估结果，167万港人在大陆子女至港之各项服务需求，至少要开支7100亿元。一些香港传媒指出，此裁决完全是“香港人在冠冕堂皇的招牌下玩残自己”。
香港基本法规定了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也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但却没有列明他们在获得永久居民身份之前所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是否可以成为永久性居民。
1月26日，终审法院5位法官表示，毫不质疑大陆“人大常委会”具有解释基本法及按基本法条文和规定程序行使权力。5月19日，香港立法会在35票赞成、2票反对、19位“民主派”议员离席抗议的情况下，通过支持政府要求人大常委会释法。
在现实与观念产生冲突时，董建华给人以倾向于现实的印象。
“董的个性其实很执拗。如果没有他的坚持，扶贫是不可能写进施政报告里的，当时所有的行政部门都强烈反对，没有人支持。”与董建华有过当面交流的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教授吕大乐说。
1997年，董建华孤身一人进入港英政府留下的公务员体系，领导这个东西方交汇的特别行政区，其孤独感一再表述，亦从未完全消除。在本港人看来，他是一个上海人，粤语不灵光，不会表演，与香港人熟悉的政治家形象不符。在政治技巧上，他与公务员传统略有出入，同时博得了下属们的好感和疏远。
这位温和而执拗的特首缺少奉为圭臬的座右铭，有受访者表示，对于困难时期的香港的公共政治来说，应该有一个更为强力的领导者来鞭策香港公众。不过，依照新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如果一切如1997年之前那样发展，董建华也许是相当合适的人选，因为在平稳时期，恰好需要“政府向公司学习管理”。
肖耿认为，内地不该低估董建华时代的香港，因为它的综合体系和社会秩序在亚洲依旧是楷模式的。更为主流的民间意见是，董建华的功绩在于，实现了世界上最多元的资本主义城市与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良好融合。
3月15日，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说：“他在担任特首这7年当中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历史会有公正的结论的，香港同胞也不会忘记。”
在香港特区立法会辩论《回顾行政长官任内之施政》议案时，民建联、自由党、港进联及早餐派等议员均肯定董建华的政绩，当日还担任政务司司长的曾荫权在发言中也指出，董建华带领特区政府克服了三大挑战：落实“一国两制”；抵御亚洲金融风暴，并订下香港经济转型的策略；订下教育改革、引进问责制官员制度和公务员制度检讨等一系列的政策改革，推动香港社会向前迈进。
“现在评价董先生还太早，无论是指责他或同情他，我们都带着太多的个人情绪。”亚洲电视助理采访主任郑钢英说，“也许要许多年后，等情绪淡定了，我们才有可能真实地理解这个时期、理解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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