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在北京八大人胡同寓所的夏衍

1984年5月，夏衍在济南与第四届电影金鸡奖、第七届电影百花奖获奖者合影

　　那几年，我每次出差到北京，总要千方百计利用有限的时间去看望夏衍。坐在他那间只有八九平方米，被极其简单的旧家具塞得拥挤不堪的斗室之内，或者聆听他对于当前的文学、当前的电影发表意见，或者坐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他俯身于小桌儿上走笔疾书，每当这种时候，特别是当他写了一阵之后抬起头来，将左手插在右腋下，燃起一支烟，皱起眉头“苦思”的时候，三十五年前在上海河南中路上的文管会用木板隔成的简陋的办公室中，以及后来在常德路、淮海中路上的宣传部的堂皇的办公室中挨烟熏的情景，又出现在眼前。那时，做小秘书的我，每天就是在烟气迷蒙之中强睁着被刺激得睁也睁不开的眼睛，诚惶诚恐地拆复信件、记录电话、收发整理文件。这些回忆，倒使我产生了一个愿望，那就是：将自己对于这位前辈的点滴印象，从他为文为人方面所得到的感受，以及自己从他那里受到的教诲如实地记述下来。

　　说来惭愧，我第一次接触到夏衍同志的作品是在1948年底临近上海解放的时候。那时一个中学同学正就读于上海剧专，他们排演了夏衍同志的《芳草天涯》，邀我去看。

　　当然，夏衍这个名字，那时我并不是第一次听到。从高中时代参加学生运动开始，大家就逐渐熟悉起一些革命文化人的姓名，不过，当时我们最熟悉的主要是《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类文艺作品，以及它们的作者，因此，尽管我读过开明书店那种用脆薄的土黄纸张印的《母》，但是我没有弄清译者孙光瑞就是沈端先，亦即夏衍的另一化名。

　　1948年底，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革命节节胜利的形势下，青年学生们正沉浸于革命狂热压倒一切的情绪之中，我当时方迈出中学大门不久，格外幼稚、偏激，刚刚在心里推倒了过去的偶像——屠格涅夫笔下的丽莎、爱伦娜，将保尔·柯察金树为自己的楷模。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去看《芳草天涯》，其感受是可想而知的。直至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走出剧场时的迷惘心情。这是一位老革命家创作出来的吗？做了革命家也还会如此儿女情长么？——原来，在当时，大多数人都是有意或无意地将革命与人情对立了起来。而《芳草天涯》却恰恰是表现了革命者的人情，这是这位未曾谋面的老革命家的作品给予我的第一个印象。

　　半年多之后，1949年的秋天，我就见到了夏衍同志本人，而且分配在他领导的部门工作。当我们这批来自学校的年轻人与机关领导同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观剧时所感到的迷惘再次出现在我心中。他与其他来自解放区的同志一样穿着粗土布的黄军装，但是，只有他戴着当时只是在上海才有的玳瑁边眼镜，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皮鞋干干净净，脚上居然还穿着一双黑丝袜！——在1949年这简直令人惊讶。而当负责带领我们这批小鬼的同志将我们介绍给他时，他既不像有的首长那样严肃而不苟言笑，也不像有的首长那样在和蔼之中显示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持重。他让我们觉得亲切而自然。他带着他所特有的微笑——从这微笑中我们感到他是喜欢年轻人的——津津有味地望着我们、研究着我们，特别对我们几个穿着从国民党军队仓库中缴获来的不合身的大军装的女孩子诙谐地说：这几个是儿童团嘛。周围同志的笑声解除了我们初见首长时的紧张与不安。

　　他是位地地道道的老革命——1927年参加共产党的老革命家，但是从他的仪态举止之间所流露的那种从容、温和、幽默诙谐的气质，与周围那些神情刚毅果断、身上还在散发着硝烟气息的老革命们又那么不同。

　　这是他给我的最初印象，几十年后，这些印象虽然得到了丰富与发展，不过最初印象的基本之点并未改变。

　　在当年，作为一个刚踏进革命队伍的小兵，感受最深的是他对下属的关心——那种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为每一个下属的发展前途着想的关心。在那个年代，那座由荷枪战士日夜警卫的办公大楼——建设大厦让人感到敬畏，在大楼中办公的叱咤风云的革命领导人更让我们这些小兵感到敬畏。开始在夏衍办公室工作时，我感到手足不知所措——怎么会不感到局促呢，就连警卫员、连大楼里的公务员都比我们革命资历老得多。夏衍同志的两位警卫员谈起他们的战斗经历时，我只有仰着头听的份儿。但是没有几天夏衍同志就消除了我的那种紧张情绪。

　　解放大军初入大城市，本已千头万绪，加以上海解放之后，又大事不断：“二六”轰炸、三反五反、大规模镇压反革命……因此，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八小时工作制。比如，“二六”轰炸之后，我们二月七日就下到被炸得最严重的杨浦发电厂；比如后来的整理转移档案；再比如镇压反革命的宣传准备等等，都可以说是日以继夜。夏衍同志每次看到我们直到深夜还没有离开办公室，总是半开玩笑地叮嘱率领我们工作的办公室主任：“要注意，你们可不要虐待儿童团！”于是，儿童团的叫法就传开了。

　　他对年轻同志的关心还不仅止于生活方面，他更为关心我们的学习。我的走上文学道路更是和他的教导与鼓励分不开的。在听电话管文件之余，我有时也看看作家们送给他审阅的剧本、稿件，有时还跟随他去看审查演出，常常在他们讨论时充当记录。在讨论会上我当然一语不发，而有时在会后，我向他悄悄提出自己的疑问或我所感到而会上没有讲到的优点或缺点。不难想象，在这样一位有威望的革命文艺前辈面前，讲述自己的幼稚的看法需要多大的勇气。而这位前辈，居然每次都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听下去，有时还问到我在读的新出版的文学作品的内容及我的看法。那是在1951年，一次，他对我说：“你应该把你对作品的看法写成文章。评论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你写好给我看。”当时，我屏息静气，激动得不知所以——我们这种心情大概是今天的年轻的朋友们难以理解的。在我们刚刚走进革命队伍的时候，不要说对夏衍同志这样有着传奇式的斗争经历与很高的文学声望的近五十岁的革命家，即便对三十岁的来自解放区的同志，我们也看作是老同志，佩服得了不得。——也可以说，就是夏衍同志这句话将我引上了文学这条又苦又甜的道路。尽管当时身为市委五位常委之一的夏衍同志是那么忙，但是我最初发表的那些不成样子的评论文章和散文大都经他看过，有时还经过他修改——可惜当年我还不懂爱惜这些笔墨，没有将它们保存下来。每当看到我的一点点进步，他就鼓励我：现在许多知名的作家当年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缺乏自信的人，如果没有周围几位长者不断的鼓励与督促，我大概不会在这条道路上坚持走下来，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

　　夏衍同志非常爱才。爱才，这不是夏衍同志一个人的特点，我觉得我们许多革命前辈——那些胸怀大度而充满自信的领导人都爱才。而夏衍同志特别爱有才气的年轻人，不论作家、演员、画家、音乐家、记者，有才气的他都爱护。因而他身边总是有一批隔一代、隔两代、甚至隔三代(按目前电影界的说法，那就是第五代了)的忘年交。

　　在上海工作时期，每次去北京，他就被“二流堂”及其“弟子”们包围了。“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曾拿出《人民日报》整整一个版面来揭露“二流堂”的所谓罪行。那篇杀气腾腾的檄文将“二流堂”说成是个不仅有纲领，甚至还有堂徽的反革命组织。其实这不过是一群才气横溢、富有幽默感、不拘小节的艺术家，诸如吴祖光、盛家伦、郁风、黄苗子、丁聪、戴浩、唐瑜等位的聚会而已。这些都是从抗战时期开始团结在夏衍同志周围的活跃的剧作家、声乐家、画家、电影家。他们都是夏衍同志的“晚辈”。而到这时，在他们之外，又增添了一些更年轻的、吴祖光的“弟子”们，那就是第三代了。只要“夏公”一到，他们就海阔天空，“喜怒笑骂”一番。对当时文艺界的、以至社会上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他们的讽刺挖苦之词，简直可以收入侯宝林的相声之中。夏衍同志常常从这些人的言谈之中了解到各种行当的艺术家的意见和情绪。后来，他在上海干脆摆了一个“测字摊”来听取文艺界的意见——每星期固定一个晚上在作家协会东厅接待文艺界人士。每次，我坐在边上，当然不敢开口，只是聚精会神地听，从那些如珠的妙语中我悟到什么是文化人，什么是艺术家的机智与尖刻。

　　当然，这些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有人很不喜欢这种表现，而夏衍同志却很看重这个。他从这里发现艺术家的才气与激情——只有对社会、对生活、对艺术充满热爱的人才会有这种激情。因此，他宁可欣赏这种不够全面公允的“尖刻”，也不喜欢不见才气的四平八稳。在我接触到的老前辈中，大概只有少数人具有这样宽宏大度的胸襟。

　　粉碎“四人帮”后，虽然他已吃过许多苦头，但他“童心”未减，初衷未变，我几次去京看望他时，总是看到他兴致勃勃地接待有才气的年轻人并为他们说话。对于现在在电影界已经知名的会林、绍武和李陀、张暖忻，他都曾用他那因白内障而弱视的眼睛，费力地阅读过他们的作品，热心地给他们提过意见、支持过他们。直到现在一讲起李陀，他还叫他孟克勤(李陀的原名)。有些年轻作家在探索过程中遭到非难，他常常不邀而至地出来为他们“打抱不平”。

　　在为别人讲话上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写的那篇回忆杨度的文章，1978年夏天我到北京去看望他，他正伏在小几上艰难地写着，见到我来，就叫我帮他誊抄。那几天他似乎极忙，来人、电话、外事活动接连不断，我又缺乏现代史的知识，不知杨度其人，就劝他说：“您还得自己多加保重，有些应景文章能推就推掉吧！”他说：“有些话得赶快帮人家说清楚，不然以后查考起来就麻烦了。杨度入过党的事，周总理已不在，知道的人已经很少了。这些事得对人家负责。”

　　为别人着想，讲公道话，支持年轻人，这大概是他为人的一个重要原则。

　　粉碎“四人帮”后，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他1977年9月来上海的时候。尽管我激动得语不成句——一肚子的话想同时倾倒出来，千头万绪，不知先讲什么是好，他却仍然安详平和一如既往(他的开始急躁是近两年的事)。他仍然挂着那他所独有的令人感到亲切温暖的微笑；他仍然首先关心别人的遭遇，一一探询上海那些知名的艺术家，尤其是受到他牵连的那部分人的遭遇；他最感兴趣的仍然是国家大事，谈到国计民生、人心向背、这场浩劫的政治教训，他滔滔不绝——显然，这都是他在监狱中所深思熟虑的。与那些以个人为中心的人相反，他很少谈自己。即使后来闲谈时问到他这一段非人的经历时，他也大多取调侃嘲弄态度——比如讲到他进秦城监狱时，他说：押解进去时，连着听到三次铁门开关的声音，接下来缴下裤带、眼镜，他就明白是很难出去了；讲到狱中伙食时，他就说吃橡子面让人拉不出大便，“唔，后来弄得胃出了血。”他又补充说。讲到他在狱中遭到的暴行时，他说，由于胃出了血，非常虚弱，走路走不快，但是，那穿着解放军军装的狱卒“就从后面踢了我一脚，把右腿齐腿根处踢断了——唔，好几天之后才送进监狱专门指定的医院，那还不是为了断腿，而是因为胃出血。医生说胃和腿只能保一样，不能兼顾。胃不断出血是要死人的，当然得保它。所以腿只能由它去了。”讲到他的家人第一次来探监的情景，他兴致大发。他说，那是1971年秋天，他的夫人蔡淑馨带着儿女来看他，他当然很兴奋，“我当时最担心的是旦华娶不到老婆——谁肯嫁给大黑帮的儿子呢，所以见到他们，我首先问这件事，旦华说他已经有爱人了，我就放心了。而他们，千方百计拐弯抹角暗示我林彪已经完蛋了，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他看到我也感到惊奇，哈哈大笑得意地说：“我是老记者嘛，我有记者的敏感。‘九·一三’之后，接连两个星期，附近一个学校扩音喇叭转播电台新闻中没有出现过林彪的名字，我就开始注意了，到国庆还没出现，唔，我肯定他出事了。”他笑得那么开心，那么天真，对个人来讲，这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但他也是处之以这样一种轻松的态度。

　　对于自己所受的委屈不辩解、不抱怨、不诉苦，这几乎是他始终保持的非常突出的性格特点。在听他轻描淡写地讲述“文革”遭遇的时候，我回忆起了他在解放以后受到一桩又一桩冤枉事的时候所持的平静态度。

　　在文化界中，他所受到的冤枉也许算不得最重，但可以说是次数最多的一个。开国之后所开展的批判运动几乎没有一次与他无关。最近，报纸上在为电影《武训传》平反。这次运动大概是他第一次受到公开批判。这部开拍于解放前的电影，可以说无论从内容上或是从艺术上都不属上乘，但是将它提高到共产党员向封建主义跪拜投降之类的高度来进行批判，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我记得开始批判时，夏衍同志正出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第一次遇到这种阵势，惶惶然不知所以，但是我想，这部电影公演前许多领导人看过，放映后也有不少人写过文章推荐——倒是他自己没写过推荐文章，而且当初并不赞成拍摄，于是似乎得到一些安慰。他从国外回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开始写检讨，他一句为自己辩解的话都没有说。这份检讨翻来覆去地修改，他把责任基本上都包揽在自己身上。那些天，除去开会的时间，他都将自己关在里间办公室内，我有事进去，他都是紧锁双眉在抽烟——紧锁双眉是他当年有难处或表示不满意时的惟一表情，在上海工作那段期间，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我都没见过他发脾气。——满屋子氤氲缭绕，烟雾腾腾。但是，他放开检讨文章，走出屋来，看到我们一帮小鬼，仍然不忘与我们开开玩笑。

　　一次，他看到我读瞿秋白同志的《乱弹及其他》，他向我讲到瞿秋白同志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到上海之后他们的一段交往。他说，秋白同志曾对他说，犯了错误、受到挫折，最重要的是对党不能有抱怨情绪，即使暂时得不到组织和同志的理解、受到误解，也不能心存不满。他说，这段话使他深受感动，印象极深。于是我懂得了他所以在误解、甚至冤枉面前从不计较并保持沉着与坦然的来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