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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
http://shuangyashan.dbw.cn   2006-06-23 09:56:43
        张衡幼年时代,家境贫寒,但他年幼好学,天资聪慧。他十几岁时,便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张衡胸怀远大的政治抱负,离开家乡,开始游历名都大邑,求师问业,曾游于三辅,入京师,观太学,遂诵《五经》,贯六艺,十八岁便写成了第一篇文学作品——《温泉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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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衡二十三岁时,受聘于南阳郡太守鲍德门下当主薄。此后他花了十年功夫,写成了著名的《二京赋》(即《西京赋》、《东京赋》),讽刺“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的不良风气,并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名都故城的盛大场面,表现了他在文学方面的较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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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初四年(公元110年),张衡由鲍德举荐,进京作了郎中,在任三年,迁升为尚书侍郎,元初二年(公元115年),又调升太师令,掌管天文、历法、预报天象气候。从此,他潜心钻研文学,获得了很高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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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衡的宇宙天体观是“浑天说”,认为“浑天如鸡子”,天和地的关系就象蛋壳包蛋黄一样,天外地内。他所著《灵宪》一书,用赤道、黄道、南极、北极等名词,并画出我国第一张完备的星图, 共有2500颗恒星。公元117年,他创造了世界上第一架利用铜壶滴漏带动的浑天仪。浑天仪分内外两圈,可以转动,上面刻有南北极和赤道、黄道、二十四节气以及日月星辰等,日月星辰位置和出没情况与宇宙间的情形完全一致。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张衡调任司马令,后上日蚀表。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再转任太史令旧职。阳嘉元年(公元132年),他又创造了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之,状似酒樽,四周镶有八条龙,龙头对着东、南、西、北及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八个方向,龙嘴各衔铜丸一个,每个龙头下面各蹲一只青蛙。如果发生地震,发生地震的那个方向的龙嘴会自动张开,铜丸随之滚出,落入青蛙嘴中,工作人员便可立刻记下地震的时间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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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还创造发明了记里鼓车、指南车、测影土圭、独飞木雕等,撰写了《历法灵宪》和《算罔论》,著有三十多篇科学、哲学和文学方面的著作,在历法、算学、哲学以及文学艺术上也都有很大贡献。同时代的崔瑷曾评论他“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后汉书·张衡传》),概括了张衡在科技方面的才华。为了纪念张衡在科技方面的卓越贡献。国际天文学家把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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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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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衡,字平子,南阳郡西鄂县(今河南南阳市北)人。生于东汉章帝建初三年(78)。家为著姓,祖父张堪官至渔阳郡(治所在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太守,为官清廉爱民,老百姓赞之为“张君为政,乐不可支”。张堪的思想品德对张衡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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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衡“天资睿哲”,聪慧过人。少年时曾以善作文章闻名。十七岁时游学三辅,随后又东入京城洛阳,就教于太学,拜经学大师贾逵为师,“遂通五经,贯六艺”,(《后汉书·张衡传》)儒家经世济时的思想成了他立身处世的指导思想。但这时政归外戚,权任宦官,朝廷开始腐败。张衡认为虽在朝为官也难以实现匡济之志,因此郡国推选他为孝廉,公府也几次征召他出来做官,他都加以拒绝。正好这时鲍德出任南阳太守,鲍德“修志节,有名称”(《后汉书·鲍永传》)“导以仁惠,教以义方”(张衡《大司农鲍德诔》)又颇重儒术,这正是张衡所向往的人。所以当鲍德邀他出任主簿时,张衡满口应承。这从作于此时的《同声歌》中可以看出他那兴奋的心情。诗以新婚女子矢志与丈夫同床共枕、勉供妇职来表现他辅弼鲍德、尽忠尽职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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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绸缪主中馈,奉礼助蒸尝。思为莞蒻席,在下比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洒扫清枕席,鞮芬以狄香。……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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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知音、从明臣的喜悦之情洞然可观。由于二人志趣相投,合作多欢,所以张衡一任九年,直到鲍德被诏拜为大司农才离开。这几年中,他帮助鲍德在南阳修建学校,敬老会儒,以至“济济京河,实为西鲁”(《大司农鲍德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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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居幕僚的张衡,虽身在南阳,却心忧天下,对朝廷上下的奢华无度,痛恨不已。然而位卑言轻,既无由在朝廷上慷慨陈词,也不能凭一己之力扭转世风,于是他决心效法前辈赋家用写作大赋的形式来阐发自己的政治见解,以便闻于主上,借助皇上的威力来整饬这种败亡之风。大概就在出任主簿之时,他模仿班固的《两都赋》作《二京赋》。但他既对班固的《两都赋》“薄而陋之”,也不满意司马相如、扬雄创作的大赋:“故相如壮上林之观,扬雄骋羽猎之辞,虽系以隤墙填堑,乱以收置解罘,卒无补于风规,只以昭其愆尤。”(《二京赋》)认为这种曲终奏雅的安排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不能达到振醒君主、除弊救世的目的。他的《二京赋》虽然描写对象与前辈诸家无异,讽谏的力量却大为增强。它既有假托历史、故事的暗讽,更有切直无掩的议论:“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娱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表现出张衡对国家前途的深沉忧患和希望改变江河日下局势的强烈愿望,其对现实人生的认真态度和补天救世的良心责任都足令后人折腰膜拜。因此费时十年的《二京赋》不仅以描写对象最众、篇幅最长,饮誉“长篇之极轨”,更以其空前绝后的讽谏力高出于他赋之上,从而使得三十刚出头的张衡一举成为汉赋四大家之一。当然奠定张衡在文学史上地位的还有那开抒情小赋先河的《归田赋》,“寄兴高远、遣词自妙”的五言《同声歌》,以及被誉为七言诗之祖的《思玄赋》后的系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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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庶前训之可钻,聊朝隐乎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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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衡卸任主簿后,回到家乡。这期间大将军邓隲“奇其才”,多次辟他为幕僚,但张衡始终不就。个中原委,不甚清楚。但根据张衡一生的出处进退来看,有一点可以肯定:决不是张衡不想做官。这时安帝尚幼,邓隲以大将军兼舅舅的身份辅政,大权自然都在邓隲手上。而东汉后期无论是外戚辅政,还是宦官专权,朝政都是十分黑暗的。人们对这种架空皇权的现象十分不满,张衡在《陈事疏》中就曾劝顺帝要掌握“刑德八柄”,做到“威自上出”。这可能就是张衡不肯应邓隲之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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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帝永初五年(111)诏拜张衡为郎中,三年之后迁为尚书侍郎,一年后再迁为太史令。太史令的职责是掌管天时星历,遇上朝廷有丧娶祭祀之事,掌奏吉日及时节禁忌,负责记录灾异符瑞等事。张衡本“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对于扬雄《太玄经》所宣扬的盈虚消长、瑞应符现也很感兴趣。现在安帝任以太史令之职,张衡自然高兴,“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璇机之正”,除了处理太史令的日常工作外,以极大的热情和全部精力投入了器具制作和天文学著作的写作上。这几年他先后制造了自动车、指南车、自飞木雕、土圭。特别是他制造成功了世界上最早的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使人们通过它可以观察到某时某刻的实际天象;第一次正确解释了月食形成的原因,认为月食是由于月球进入地影而未能受到日光反照形成的。他在《灵宪》这本著名的天文学著作中不仅提出“宇之表无极,宙之表无端无穷”的看法,而且还认识到了行星运行的快慢与距离地球的远近有关。此外还写下了《算罔论》,并作了《地形图》、《浑仪图注》、《漏水转浑仪图注》、《灵宪图》,从而奠定了张衡在世界科学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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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帝建光元年(121)张衡转为公车司马令,这是卫尉的属官,实际地位比太史令高。但五年之后,即顺帝永建元年(126)又转为太史令。这当然是官运不亨。不管原因如何,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所以当时人都认为这“非进取之势也”,是失志的表现。张衡模仿东方朔《答客难》作《应间》表示自己对此事的看法,他在文中反复申述了两点:一是“天爵高悬,得之在命”,“求之无益,故智者偭而不思”,认为应该持“得之不休,不获不吝,不见是而不惛,居下位而不忧”的达观态度,使自己不至于被现实的重压所击倒。二是在仕途不畅、命运不达的情况下也不能自暴自失而自沉,而要“奉顺敦笃,守以忠信”。最后决定:“庶前训之可钻,聊朝隐乎柱史”。“朝隐”是张衡在怀才不遇时所提出的一种新的处世策略,它进可以以此为阶升官加爵实现兼济天下之志,退可以修身养性而独善其身,中可以借职务之便继续实现人生的价值,这是在新的形势下揉合儒、道两家人生哲学的产物,它较之退隐自然要优越得多。张衡正是将势就势,利用太史令之职继续进行他的天文学研究,终于制成世界上第一台候风地动仪,“验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此以后,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从而开创了我国地震学说的研究。这是继浑天仪之后的又一个伟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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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夙昔而不贰兮,固终始之所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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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衡“聊朝隐乎柱史”的真正目的还在于“且韫椟以待价”(《应间》)所以他在履职太史、潜心候风地动仪之时,仍不忘政治上的进取。这期间他曾多次上书,就在作《应间》的同时,即上《顺帝封事》,永建五年(130)上《陈事疏》,阳嘉元年(132)上《论贡举疏》、《请禁绝图谶疏》,二年,上《京师地震对策》、《论举考廉疏》。这些策、疏大都言辞犀利,用语直率,有时甚至直接批评皇帝。大概是张衡这些切直无掩的的策、疏终于使顺帝发现了这个多年滞留史官的张衡颇具政治才能,于是将他提升为侍中,其职能是“掌侍左右,赞导众事,顾问应对”,即做皇帝的高级顾问。有一次顺帝问他,当今天下人最痛恨的是谁?宦官们怕张衡说出自己,都用眼睛瞪着他,张衡只好“诡对而出”。但宦官“恐终其为患,遂共谗之”(《后汉书·张衡传》)。这个事情对张衡震动很大,也使他左右为难:任凭宦竖为非作歹而缄默不语,与自己志意相左;我行我愫,又难免有危险加身。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他需要求得心理平衡,找到继续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思玄赋》就是他内心从矛盾——平衡——选择——再到新的平衡的真实展现。他在赋中既抨击了“珍萧艾于重笥兮,谓惠芷之不香”的反常世道,也抒发了“奋余荣而莫见兮,播余音而莫闻”的深沉浩叹,同时也表现了“恫后辰而无及”这生不逢时的苦闷,而且还露出了“畏立辟以危身”的危惧心理。他希冀进取,现实不允许;消极自沉,有悖于心志。痛苦之极,他曾想学仙远遁,然而强烈的入世精神又把他拉回现实。他也曾一度求之于命运,但命运只能帮人解脱,却不能助人重振自我。然而自我实现理想的执着追求终于使他对传统命运观进行了积极的改造,从中找到了新的精神支柱,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他认为命运虽然难知,但命运却统属于天,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只要自己处义行仁,必不会有灾祸加身。消极的宿命论在张衡那里变成了积极的有命论,“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他实现了新的心理平衡,决心“共夙昔而不贰兮,固终始之所服也”,一以循道为务,决不向现实妥协,这成为他晚年立身处世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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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和元年(136)张衡出任河间相。这时的河间王是章帝的孙子刘政,骄奢无束,不遵典宪。且其地又多豪强,共为不轨,是个很难治理的地方。张衡所以被委任此相,可能是朝中权贵怕他留朝于己不利而企图借此置张衡于死地。但是张衡已经在心理上体认到惩办豪强,上符天理,中遵典宪,下合人情,定会得到上天的福佑。因而他把这最后的从政理民当作实现政治理想的大好时机,“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后汉书·张衡传》)。他又以政绩斐然而名垂青史,成为一个政治家。三年后他请求致仕,但未获恩准,被“征拜尚书”,当年,这位六十二岁的老人寿终于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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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张衡的一生,他所以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政治家,除了其“天资睿哲”的禀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力于他的人生哲学。他虽以儒家经世济时思想为指导,但又善于把自己从矛盾苦闷中解脱出来;虽也用道家达观无争的思想以自广,但又善于从消极观念中引出积极的正题,从而使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人生的价值。
作者:    来源:     编辑: 岳翠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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