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缅怀追念这位先哲之际，人们不禁会问：易卜生戏剧在今天究竟还有没有现实意义？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他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他的引导作用依然存在。比方说《营造商苏尔纳斯》（又译《建筑师》）和《海达·高布乐》所揭示的那种“成功人士”只顾追求利益而不肯承担责任和在钱财权势的压力下道德总是崩溃的心态，以及名门子女的那种纵情享乐的骄纵恣睢等仍然都是现代社会常见的现象。易卜生的后期作品突出表现了在实现自我和个性解放的同时必须要对社会负起责任、对同胞承担义务、做事要讲究道德，因而易卜生至今并且直到今后还会具有现实性。

　　易卜生对中国话剧的影响是任何一个外国戏剧家所无可比拟的。“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知识界广泛介绍西方文化，而首先推崇介绍的就是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易卜生不仅是“现代戏剧之父”，也是“中国话剧之父”。他不仅催生了中国的话剧，也启迪并引领了一批中国的话剧作家。中国的戏剧家从欧阳予倩、到洪深、曹禺莫不打上易卜生的印记。

　　中国文化界也深受易卜生的影响。说怪也不怪，鲁迅和胡适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然而在对待易卜生上却相当投契。1918年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易卜生主义》一文，并且坦言说：“易卜生主义代表我的人生观，代表我的宗教。”鲁迅则在《奔流》编后记里盛赞易卜生“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巴金、茅盾、郭沫若、冰心等一大批中国文化人士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过易卜生的浸润。

　　易卜生是一位世界上争议最多的作家，从自然主义到浪漫主义，从新古典主义到超现实主义、从象征主义到存在主义，还有现代派、心理文学派、精神分析法等五花八门的流派都宣称他是本门派的“开创者”，再加上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因此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曾有过谈“易”色变的现象。

　　令人欣慰的是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已经一去不返。今年是“易卜生年”，我国的反响是出奇的热烈。中国国际戏剧节《永远的易卜生》将在9月举行。中国的传统戏曲也加入到纪念易卜生的活动里来。京剧有《培尔·金特》折子戏、越剧将《海达·高布乐》改编成《心比天高》、淮剧也将上演《娜拉》（即《玩偶之家》）。这形成了一股洪大的中国民族戏曲同外国名剧相融和的新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