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从商业性质的《火烧红莲寺》等影片中初创而来，之后浸淫于宣教主义中不断成长，改革开放后随着日益开化的社会风潮渐渐步入了商业电影阶段。如今，主旋律的基调似乎又开始慢慢融入商业影片。不论是将建国60周年理解为中国影人的一个商机，还是将之看成强化电影教育意义的一个契机，2009年注定是中国电影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巨星云集的《建国大业》便是这一转变的典型个案。作为对祖国母亲六十大寿的一份厚礼，政治意义自然是影片主旨中不可回避的一个元素，但因此就武断地将其定性为政治电影未免失之操切。于是，用传统概念为影片定论变得莫衷一是，说《建国大业》是纪实片、宣传片、正剧等等都无不妥，又都不是恰如其分。

　　《建国大业》空前的参演阵容是影片的最大卖点。在传统概念中，明星效应对应的往往是消费主义，而这一次，它却和权威语境下的主旋律电影结合，形成一种新范本。事实上，主旋律并不意味着胶柱鼓瑟，面对愈加开放的消费市场，带有政治色彩的宣传方需要借助强大的市场力量加重话语权；与此同时，原本游离在国家主流外的娱乐性、市场性元素也亟待权威主义为其正名添色。《建国大业》的高票房和两岸三地演艺圈人士对《建国大业》的趋之若鹜便是这场双赢合作的极佳佐证。

　　但是，新范本中史无前例的参演阵容带来的弊端也不容回避。在军人甲、记者乙、议员丙等皆由明星扮演的《建国大业》里，人们似乎更愿意将大批客串大腕作为影片的主角，从而严重扰乱了影片的主线。于是影片成了一场带有政治意味和宣传气息的“天安门走秀”。

　　与之相对应的，影片的叙事角度也变得难以驾驭。从抗日胜利到新中国成立，不好道其长，亦不好道其短。若时间跨度更大些，编年体的铺展不失为一种中庸大气的方式；若历时更短些，或者截取的不是那么动荡多舛的年代，缩小剖面也无可非议。可是《建国大业》恰恰要求在两个小时里全时全貌地还原1945年后国共以及第三方之间的亲疏得失。于是，作为第一主线的共产党史，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全运会”。相较于国名党蒋李之间的阋墙之争，共产党这一时间的历史几乎就是一复一日地开会。

　　在影片的感情色彩上，《建国大业》选择了近来在历史影片中用得越来越多的“去妖魔化”。比如影片中对蒋介石的描写并非十恶不赦，对国民党战败的反思甚至言中肯綮。将国民党“去妖魔化”固然体现了影片的勇气。但是为了保持敌我之间的落差，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被拔高了。在这个层面上，影片的教化意义毫无修饰显现了出来。进驻上海时甚是整齐地席地而眠是秋毫无犯的典型，而司徒雷登的黯然离去同样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在心战上的全面胜利。

　　如果说《建国大业》是新时代“红色商业片”的一类模版，那么《风声》就是这个影片范畴中的另一个经典形式——主旨嫁接术，至于能不能将具体的影片情节和宏大的爱国基调连结得天衣无缝，就要看导演和编剧们的功力了。

　　作为一部谍战片，杀人游戏般的推理逻辑是《风声》最大的噱头，导演并没有提供全知全能的第三者位置，而是将观众带入寻找“老鬼”的脑力竞赛中。每当大家看到柳暗花明时，剧情总会有峰回路转，提示众人别有洞天，如此一来整个故事充满了浓厚悬疑气氛。

　　情节上的环环相扣满足了观众好奇的大脑，而场面上的火爆酷刑则满足了观众好奇的双眼。不论是白小年死在水池中的血腥画面，还是顾晓梦所受性虐般的重刑，或者吴志国受到特殊针灸时的恐怖表情，无一不在挑逗观众紧张的神经，拷问心理承受力的底限。

　　就在观众深陷杀人游戏不可自拔之时，故事的结局将解包袱同民族大义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促成了全片感情的迸发。真正的“老鬼”为了民族的兴亡和自己的信仰，在苟延残喘和牺牲救国之间选择了后者，为电影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导演巧妙地将主旋律融入引人入胜的情节，让电影的定位和格调大大地提升，获得了国产中罕见的票房和口碑的双赢。

　　虽然今年的献礼片并不是商业利益与宣传意义结合的第一次尝试，但是以《风声》、《建国大业》为代表的成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伴随着近年来国家性大事件的频频发生，国民民族意识的回归和提升，相信这类电影将焕发出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