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教育公平备受考验的一年。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北京益派市场咨询有限公司和民意中国网，对全国30个省、市、区2952名公众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中，56.5％的人表达了他们对当下教育现状的担忧——“越来越不公平”。仅11.2％的人认为教育越来越公平。（12月15日 《中国青年报》）

教育不公是个老话题，说来说去无非三件事。一是投入上的不公，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早就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但迄今为止，“4%”的政策目标尚未实现。财政少掏钱，家长就得多掏钱，这是个此消彼长的道理。掏钱的过程中再附加上地方性的这费那费，压力可以想见。二是教育资源配置上的不公，比如城乡失衡、城郊失衡，中东西部差异，教师体制内外有别等，已经引发诸多问题；三是考试选拔制度上的漏洞，高考加分丑闻此起彼伏，掐尖录取蔚然成风，加上个别的“顶包案”等，让人对底层群体向上流动最关键一道大门的门槛浮想联翩。

这些年，专家学者给表象繁杂的教育不公开了很多处方，比如逼财政出钱、建农民工子弟学校、出台《考试法》等等。但问题是，很多建议难产于口水间，即便化为现实了的，公众的“不公感”似乎也并未因此而得以纾解。客观地说，如此高的教育不公感受固然与公众对教育的期待较高有关，也的确与教育领域诸多难孚众望的乱想有直接关联。我以为，只有健全社会诚信机制，才能真正拯救教育不公。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患寡而患不均。少吃点没关系，但不能偏心。遵循这个思路，眼下的教育问题，其实绝不是投入多少的问题——中国的老百姓自古就是良善的，教育不公与其说是因为他们多掏了钱，不如说是多掏了冤枉钱。砸锅卖铁也要为了孩子，标语上说叫做“一切为了孩子”，但问题是等大家都砸完卖了之后，才发现这不是“为了一切的孩子”，不公感自然就来了。这种不公感，根源其实仍在于相关制度缺乏诚信度，难以令人信服。比如高招制度，完全裸考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不公，因为没有考虑偏才怪才；等有了“三模三电”、校长推荐制的时候，大家认为更不公，觉得这给权势者留下了公关的余地，于是又纷纷呼吁裸考——这是一个死结。

再回到前两个不公的表现上来：资源配置上的失衡，很多是由历史因素造成的，纠偏是必须的，但纠偏到什么地步，还真不好说。城乡之间、中西部之间是有很多差异的，这些年，主管部门也做了不少努力，但毋庸讳言，这份努力未必深得民心，为什么？再比如教育投入的问题，4%的数字已经是逢教育问题必出场的了，尽管目标未达成，但事实上教育投入相对性是在增益，那么，公众的不满为什么还是与日俱增？——说到底，我们缺乏对教育改良与改革的信任。不改的时候，呼吁它一定要改；一旦真改了，又怀疑它处处出问题。这不能怪群众，怪只怪在这些核心问题上职能部门缺乏立信的习惯与理性。

不信不立，不诚不行。教育上的问题，固然需要改革与投入，但是，如果不能在诚信机制上予以纾解、不能把看得见的公平与够得着的监督摊开在阳光底下、不能杜绝那些本不开发生的不公个案，教育上的良苦用心终究还会令公众不解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