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的中国军人，怎么会满嘴嚷嚷近年才在香港电影和内地中超联赛流行的“内鬼”说法？副食本和纺织券流行的年代，主人公手里为什么会多出二十年后才开始在内地发放的“肉票”？把婚嫁视为重大事件的寻常百姓家，怎么连儿子和他心爱的女孩领了结婚证都不知道(去单位或街道开介绍信，和动用户口本，在当时的人家并不能算小事)？……类似这些违反生活和历史双重常识的细节，在近年的热播剧集里不时出现，且频率日增，看了难免不让人生出疑惑和隐忧——我们对过往生活的艰辛、对历史的诠释，在“娱乐化”风行文艺界的今天，难道就这么快变得漫不经心？
按照传统的领域划分，文艺中的“大众流行文艺”(电视剧恰恰属于这一块)，通常是要被归在文化中“非人文性领域”这一块的，至多，也不过是作为“人文学科”或“精英文艺”延伸向大众的、普及性的边缘部分而存在，说它是一种“泛人文”实不为过。这个“泛人文”，虽然不像那些严格的“人文”学科或领域，对灵魂和精神层面负有这样那样的使命，可宣传惩恶扬善、感喟世相也好，叙家国岁月流变、寄托情怀也罢，多多少少还是要在娱悦感官的同时，使大众的心灵和认知获取教益，至少不应由于看了它们而变得状况更糟。但实际状况是：当下热播剧搭载剧情向观众传递的有关风俗、历史、理想、人际、伦理等方面信息，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了“注水”情况，和违反史实与生活逻辑常理的“改写”。
题材撞车，忽略真实历史情境
“注水”产生的背景之一，就是题材雷同和撞车，这是电视剧生产进入市场量化阶段后，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比如谍战剧，在经历了《誓言无声》、《暗算》、《特殊使命》和《潜伏》掀起的四波收视高潮后，荧屏已日益呈现出“谍满为患”的景观，而面对上述收视地标和卖片市场上的激烈竞争，新剧制作者们为了赢得电视台的青睐，在素材的网罗、剧本的构思以及剧情设置上绞尽脑汁，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一个抗战时重庆政府用来破译密电的机构——“黑室”，竟有《重庆谍战》、《对手》等几部戏同时取作故事背景。
文艺对于大众理解历史和社会，历来是有着误导功能的。比如《三国演义》里的“尊刘抑曹”倾向，比如当年姜文提到的老抗战题材电影对日军凶残的揭露流于简单化……在电视剧已稳居内地影像文艺霸主地位(别管是因为什么原因)的今天，类似的问题依然会出现，不予以重视，显然会对普通人群认识历史与读解社会，产生潜移默化的误导。再比如与“谍战剧”同时获得观众青睐的“家庭伦理剧”，无论是《金婚》、《王贵与安娜》还是《相伴》，这些现阶段在内地已堪称成功的剧集，都在演绎人物的中青年感情戏时，做了许多当代人看了会觉得很自然、而剧中人所在的那个历史时期人们遇见了会觉得很过分，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的情境和人物举动(比方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男女在户外乃至所有公开场合，表达亲昵时，其肢体语言的开放程度就是不一样的)。电视剧虽然是文艺、娱乐，虽然多是对一些虚构小人物的戏说，但剧中人所背靠的时代，毕竟还都是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所以一旦涉及相关的人情、风俗和个人趣味展示，这些因素不但会决定剧集和人物是否真实可信，也部分地承载了普及文史知识和还原历史情境的任务。倘若编、导、演们为追求收视效果，刻意制造人物性格冲突，而忽略对真实历史情境下生活逻辑性的尊重，以及自己这个行业的“泛人文”使命，剧集再轰动，也不过是一堆几十个钟头的视觉方便面。
“当代版高大全”的“卡通男权时代”
剧集繁荣的年代，不止对历史情境和生活逻辑性的不尊重，在热播剧中时有存在，有些作品在塑造人物的时候，还表现出了对反人性、反常理、反英雄式“当代版高大全”思维模式的偏爱。《激情燃烧的岁月》全国收视飘红之后，“石光荣”式的草莽将军，在荧屏上开始屡见不鲜；《亮剑》在海内外引起关注，“李云龙”式的个性英雄，似乎又成了编剧和演员们争相模仿的范本。拍剧的人也好，审剧的人也好，完全陷入到了“复制成功”的游戏之中。惟独忘了一点：文艺上，一次两次出现的与众不同的亮点，那叫特色和个性；不厌其烦一再出现的复制性亮色，则随时有可能沦为平庸和媚俗。《狼毒花》之后，《杀虎口》演得再火爆，“二流”已然注定无法摆脱；《激情燃烧的岁月》之后，《军歌嘹亮》和《爸妈都是老党员》再努力，也无法让观众摆脱对人物个性过于简单化的抗议。更令人担心的是，在今年播放的剧集里，主要人物无论是军人(《爸妈都是老党员》里的“高树江”)、普通市民(《相伴》中的“巩天棚”)还是知识分子(《沧海》中的“马建成”)，身上多多少少都喜欢设置一些不近情理的偏执个性。一方面他们身上的某些“高尚情操”，超过了过往那些年代的全国英模；另一方面却又流露出对家人冷酷，对女性粗暴的做派，“老婆”们大多数还都在剧中不离不弃(“马建成”倒是离了，但更可气，因为在家中地位低于一本书)……真不知道这样一些“问题主人公”的出现，是编导们急就时无意出现的“纰漏”，还是真想刻意“缅怀”一个男人无限阳刚、女人无限“新三从四德”(表面吵闹、实际受气成瘾)的、在现当代历史上根本就没存在过的“卡通男权时代”？
“人性呈现”不过关：
家国一勺烩，圣洁到古怪
“当代版高大全”思维模式的呈现，与其说是被市场逼出来的，不如说是在一些影视工作者的内心深处，从来就没有彻底解决好“‘主角’的人性呈现”问题。制片人、导演和编剧们，总是在走两极：要不然就让人物自私自利，狡诈消极得一塌糊涂；要不然就让主人公家国一勺烩，圣洁到古怪，彻底异于正常人。这也就难怪偶有一两部涉及主人公人性复杂面的剧集，一经热播，就被观众捧到云里雾里。《潜伏》的人气，实际就来自这一点。撇开“余则成”和“翠平”，“吴站长”和“李涯”的塑造，便是对尊重“历史情境”和人性在“生活逻辑”下表现的最好诠释。《人间正道是沧桑》里的“董建昌”之所以被观众喜爱，也有这个原因。而从这个角度讲，《冷箭》的编、导，能在结尾处让主人公以感情受挫告终，绝对是智慧的一笔了。
“泛人文”艺术中的钙质，不是“自古正邪不两立”、“情到深处情转薄”这些自古就流传的浅显律条，它是文艺产品在制作过程中，对史实、风俗以及规律性元素的合理呈现；它要展示人在复杂的历史、情感、命运机缘下，如何越过矛盾与困惑，正确且平衡地把握自己……这一点，也正是文艺挖掘“人性”的根本价值所在。单纯地为一两场电视上精彩的吵闹，去“修正”人性和生活的起码逻辑，这便沦为过于简单的商业行动了(无论它是以“献礼”还是“弘扬”的名义)。而市场规律早已证明，简单的商业行动，并不能诞生一流的文艺产品。过去大家曾议论港片与好莱坞佳作的差距，其实差的也就在这一块。放到内地的电视剧市场，这规则也仍然在起作用。(徐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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