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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赫塔·米勒的冷感时代
http://shuangyashan.dbw.cn   2009-10-13 09:59:58
  文化天桥



  在瑞典文学院将2009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迁居德国的罗马尼亚裔女作家赫塔·米勒之后,几乎大部分人涌起的第一感觉是,“赫塔·米勒是谁?”

  这不仅仅存在于几乎没有译介其作品的中文界(中国台湾地区仅有一本《风中绿李》,而中国大陆的《译林》杂志也只介绍过单薄的一个短篇),即使连一向追踪欧洲文学的耶鲁大学教授Harold Bloom也非常尴尬地向追逐的记者表示,“我没有什么要说的,因为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

  无疑,赫塔·米勒获奖是“爆冷中的爆冷”,她自己甚至对此都感到震惊。不过,瑞典文学院并不讳言近年来不断选择欧洲作家是为了“回归欧洲文学传统”。除了 2006年授奖给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以外,最近5年来都是青睐欧洲作家,而且“趋冷化”严重。但你无法否认的是,欧洲依然是世界文学的中心。

  瑞典人的声明必定让美国文坛健将例如菲利普·罗斯和乔伊斯·卡洛尔·欧茨备受打击,他们曾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具洞察力的作家,前者以《人性的污点》而广为人知,后者的代表作是好评如潮的《贝莱福勒》。瑞典人强调的“诺奖欧洲中心论”的言辞也必使大热门的日本人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等人感到黯然。

  诺贝尔奖一直有“偏颇、同仁化以及零碎化”的指责,而文学奖一直承担着最高级别的质疑,它不仅颁发给太多陌生的名字,而且还错漏过很多伟大的名字。

  但是,坦率地说,我们并不认为瑞典文学院是“独裁、封闭以及拥有一种反市场销量的自以为是”,他们可能遵循的是一种古老的同仁评议制,他们可能拥有一些古怪的感受,将一些平庸之辈提拔上去;但也同时放射出与众不同的眼光,将一些小圈子内传播的伟大名字释放出来。

  赫塔·米勒就是一个伟大的名字。

  勇敢的反专制作家

  瑞典人在授奖宣言中说“赫塔·米勒文学中的道德动力使之完全符合诺奖标准”。米勒同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政权的“不合作”是世人皆知的,她被迫逃离罗马尼亚侨居德国。她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在剖析极权社会的停滞、批判秘密警察的控制、知识分子在高压下的恐惧、无处搁浅的乡愁以及被叛变玷污的友谊。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时间似乎停摆在“齐奥塞斯库时段”,即使在意识形态阵营对抗局面不复存在的今天,她在今年8月份出版的小说《呼吸秋千》依然是以一个被驱逐进乌克兰劳改营的17岁少年口吻讲述一段隐秘而曲折的回忆。显然,她的政治意识如同“远古恐龙”,被一个沉痛的情结所横亘,然后野蛮而扭曲地生长出精妙而带有警醒意味的图像。

  她的小说具有自白文学的特征,但却充盈着大量虚构的意群,就像本雅明所言“回忆是对过去的无限篡改能力”。而米勒在其最著名的演讲《感觉是如何自我虚构的》中,坦陈严格的审查迫使她学会了复杂的语言攻守策略,陌生化的段落建构、意象的扭曲式表达、心理状态衍生式通感,导致她不得不与那些明快清晰的文学“绝缘”,她更是拾起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恶之花》)以降的“丑学”传统,将一种沉重的阴郁感发展成一种宏大精确的美学。

  早期作品《洼地》可以看作是米勒勾勒的巴特纳边区的乡村编年史,它不是田园牧歌,里面混合着社会控制、恐怖、仇杀、鄙俗、暴力、民族主义以及个人崇拜和陈腐的天主教传统。主人公是一个小孩,他的父亲是酒鬼和暴君,母亲是顺民和家庭奴仆,祖父是伪君子,祖母则是一个虐待人的泼妇。故乡对米勒来说,是一种耻辱的无从拯救的“故土肮脏”。

  《人是一只大野鸡》讲述的是罗马尼亚边远地区的一个巴纳特人申请出国,遭到罗马尼亚官方的各种刁难,女儿被乡村教会长老强暴,这个可怜人历经艰辛离开故乡,已经没有足够的心力去返回故土。赫塔·米勒强化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沉痛和绝望——家国两殇:国家主义的严密监控、巴纳特山村的宗法恶习;国家发展已经停滞、巴纳特乡村则充斥着死亡气息。

  绝望美学受青睐

  诺奖授予辞里赞叹米勒“少数民族语言运用的独到性”使之文学作品兼具诗歌的凝练。这是当之无愧的真正赞美,实际上,我们之所以愿意在中文匮乏的环境中“转战”别语寻觅米勒的小说,恰是因为米勒小说语言具有的无可匹敌的质感、奇幻以及穿透力,尽管有“美文不可译”的教训,但当你看到“汉化”后诸多诺奖小说的苍白,略加对比之下,感佩米勒远胜于村上、拉什迪、莱辛之流。《译林》中《黑色的大轴》仅一个开头就让人洞悉其构造意群的出众能力:

  “井不是窗也不是镜子,向井里望久了,常常会望进去。那时,外公的脸就会从井底升起,停在我的脸旁。他的双唇是水。”

作者:    来源: 人民网     编辑: 关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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