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军荣

教师节前夕，教育部评出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昨日，经统计发现，100位获奖者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九成，还有人身兼几种职务。不带任何“官职”的一线教师仅有10人左右。 (9月11日《长江日报》）

这样的结果其实是意料之中，像每年评出的各级劳模，同样不也是“官”居多？其实，“教学名师”九成有行政职务，又岂只是在高校？中小学何尝不是如此？

“教学名师”，本是为那些一线教师所准备的，担任行政职务的书记、校长们往往都不上课。即便是上课，也上不了几节课。不上课怎能评上“教学名师”？当然，这仅仅是理论上的，那些手握实权的书记、校长怎么会对“教学名师”这顶冠冕无动于衷?只要他们想要，就得先让他们“上”。一线教师能有10人，恐怕是书记、校长们“大发慈悲”遗漏下的。

现在评“教学名师”之类的荣誉，往往是通过数字量化评出来的。而行政职务在其中所占的分数比例较高。一线教师与其相比，肯定吃亏。毕竟制订评比制度的“思考者”，本身就是个“官”，“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在他们身上也就发挥得淋漓尽致。

教育的希望就在一线教师手中，他们才是教育的“脊梁”，但他们却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那些不在一线的行政人员却手握实权，这就是导致不上课的校长书记却被评上“教学名师”。说到底，其本质根源还在于高校的行政化。 教育的行政化，已经使教育变得遍体鳞伤。不仅使一线教师失掉了教学教育的积极性，而且使学生们强烈地感受到校园的“官”气冲天。这显然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

在重庆师大9日举行的“女科学家高层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教育部原副部长称，部分女大学生出现了“傍大款”的观念，“这是一种悲哀，我感到很痛心”。女大学生“傍大款”固然让人心痛，但高校是否有责任？一个将“教学名师”全揽在自己身上的书记、校长能阻止女大学生“傍大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