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的“夫妻译坊”

　　萧乾翻译《尤利西斯》纯属偶然，如果不是译林社李社长上门求助，用萧乾的话说，他是不会“没罪找枷扛”的，更何况当时他已是80高龄的人了。在此之前李社长还先后找了钱钟书、叶君健、冯亦代、董乐山，约他们翻译，但都被他们一一推掉。

　　萧乾当初大概不知道还有这些插曲，所以经李社长上门“怂恿”之后，向来豪爽的他没有一口回绝，同意协助校稿，不想后来“越陷越深”，最终成了译者之一。萧乾翻译《尤利西斯》，除了夫人文洁若和李社长的鼓励之外，还有更深的原因。

　　早在上世纪40年代，萧乾就在写给胡适的信中提到翻译《尤利西斯》：“近与一爱尔兰青年合读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这本小说如有人译出，对我国创作技巧势必有大影响，惜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耿云志《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萧乾当时之所以没有翻译，环境不利是一大因素，再一个因素就是他自己还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不然他在信中何必用建议的语气，何必还要请一个爱尔兰青年在一旁陪读。1940年初夏，萧乾在剑桥研读《尤利西斯》后，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天书，弟子萧乾敬读”几个字，这似乎是他50年后翻译《尤利西斯》的最好理由。

　　从1991年萧乾同意与夫人一道翻译，到1994年汉译本第一卷出版，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他们的“夫妻译坊”始终在忙碌着。夫妻二人放弃了休息和娱乐，有时甚至是通宵达旦。萧乾夫妇要解决的语言难题何止一二，既要再现原著的神采，又要恰如其分地使用汉语，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可以想象他们在解决了一个个难题之后，心情是何等轻松愉快。在我国的翻译界，夫妻合作翻译成绩斐然者，杨宪益和戴乃迭排在第一，排在第二的非萧乾和文洁若莫属。

　　1994年，译林社高调推出《尤利西斯》。作为译者的萧乾夫妇自然是如释重负，但让二人始料不及的是，译林版的《尤利西斯》惹得另一位译者大为不满。

　　金盽的三次翻译

　　金盽与《尤利西斯》的接触，时间可以追溯到他的读书时代。1939年金盽进入西南联大外文系，这一年萧乾远赴伦敦。与萧乾一样，金盽也是在课堂上接触的乔伊斯和他的《尤利西斯》。 7年之后，金盽在北京大学西语系读研，师从燕卜孙。后者对当时的英语文学新作和乔伊斯这样的文坛奇人兴趣浓厚。兼任助教的金盽在燕卜孙的指导下研读英语小说，《尤利西斯》也在其中。后来金盽在文学翻译上专攻乔学，乃至翻译《尤利西斯》，都是从那时开始的。

　　与萧乾夫妇不同，金盽翻译《尤利西斯》更具有“传道”的味道。他不想使这部西方名著被“禁斥在门外”。早在1981年他选译的《尤利西斯》第二章，就收入《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此后在袁可嘉的鼓励下，金盽开始集中研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并着手翻译。 1986年，《世界文学》上刊载了金盽的译文。次年，金盽将先后译出的《尤利西斯》第二、六、十章全文和第十五、十八章片段交付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虽然是选译，但这毕竟是国内首个《尤利西斯》中文单行本。

　　单行本发行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向金盽约译《尤利西斯》。当时金盽认为，译《尤》没有十年恐难成就，所以建议先出选译。人文社不同意选译。双方由此作罢。等到1993年台湾九歌出版社先出版了金译本一至十二章之后，人文社才于1994年4月推出金译本。

　　金盽翻译《尤利西斯》是有所准备的。他广泛接触了国外乔学专家，这里就有乔学权威、乔伊斯传的作者理查德·艾尔曼，他们就《尤利西斯》数次深入探讨，金盽从他那里得到了不少真传。后来金盽面对围剿据理反驳，有九分的底气来自理查德·艾尔曼。

　　金盽是卓有成效的乔伊斯研究者。他撰写的长文《西方文学的一部奇书》，1986年被《世界文学》第一期转载，1998年同一个刊物又以《乔伊斯的人物创造艺术》为题再次刊发，可见在90年代末金盽的研究成果堪称一流。金盽还是等效翻译的提倡者，他的译文水平要达到的是让“中文读者和英语读者一样体味这部巨著”。当然他自己也承认：要彻底达到这一水平是不可能的。这其中的道理是不言自明的：所谓美文不信，信文不美。总之，金盽对自己的译文还是满意的，但使他不满的是，就在他的翻译接近尾声时，另一个译本也即将完成，更使他不满的是，译者之一还是大名鼎鼎的萧乾！

　　花开就是一枝红

　　金盽早萧乾夫妇10年翻译《尤利西斯》，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当时我国尚未加入版权公约，所以对谁来翻译并无限制。而且萧乾夫妇在文名和文笔上，都占上风。不仅如此，在人脉上，金盽更不能与之相比。所以后来就出现了极不对称的对峙。

　　萧乾夫妇的特点是，一边翻译一边发表。如，他们译的瑙西卡一章刊登在《外国文艺》1993年的第五期上，卡里普索刊登在《世界文学》1993年的第三期上，连香港的几家报刊都选载了《尤利西斯》的章节。结果是大家都知道萧乾夫妇在翻译《尤利西斯》，因为每家杂志刊出来的仅有一章，所以又吊足了读者胃口。

　　另一方面，译文社也在为《尤利西斯》大造声势：印发宣传海报，接受媒体采访，搞签名售书，开研讨会，凡是有助于《尤利西斯》发行的现代促销手段，无一没有用上。

　　外国记者更是不甘人后。美联社驻京首席记者采访萧乾后，将采访稿件“发到世界上百家报刊”，结果是1994年前后，到处都是萧乾夫妇的《尤利西斯》。

　　译林社和译者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压倒金盽的人文版。其实此时金盽的第一卷已经由台湾九歌出版社出版，不过出的是繁体版。等人文社推出简体版的时候，译林社的版本已经抢占了大半个市场。与人文社的4万销量相比，译林社的14万可谓大获全胜。萧乾在信中也说“我们是胜利者”。

　　金盽对此做出强烈反应是意料之中的。他在接受王振平的采访时还愤愤不平：“我们虽然都翻译了《尤》，但动机和过程确实有很大不同。撇开翻译方法不谈，我觉得他们的致命伤是一味地去赶市场。如果不这样，他们的译文质量肯定会比目前要好。”其实萧乾夫妇的译本未必不好。问题的关键正如金盽在2005年的新版前言中所说的，很多读者书店里很难购到他的译本。

　　原来还想“拥抱”金盽的萧乾在得知对手逢人就发牢骚后，放弃了一相情愿的设想。但他还是不顾译林社和文洁若的反对，坚持在“《尤利西斯》大事记”里写上金盽的名字。萧乾毕竟是萧乾。其实在这场文案中，真正的胜利者唯独不是萧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