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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培训会上，我们老板讲的一个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人死了，遇见一位天使，天使问他是否愿意体验一次天堂和地狱之旅。征得他的同意后，天使就把他带进一间大房子，里面的每个人都靠着四面墙壁坐着。在房子中央是一个大餐桌，上面被各种你想象得到的珍馐美味堆得满满的。不过，每个人都被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与桌子隔开。每个人手里都长着一根长长的勺子，可以抵达桌子的任何位置，舀起桌上任何一种美味。然而，由于勺子太长，没有人能把吃的送到自己嘴里去，结果，在这房子里的每个人都忍受着饥饿而又无法得到食物的折磨。这人看后很不安，就要求看看天堂是什么样子。
天使就把他带到另一间看上去和原先那间一模一样的房子。这个人大惑不解，就问天使是不是误把自己带回原来那个房间了。天使告诉他，这确实就是天堂。他注意到的最大区别就是：每个人都乐不可支地帮助别人吃到他们想从桌上吃到的东西，每个人都替别人舀起想吃的食物喂给他吃。这个宴会另一边刚好还需要一个人，这个人兴奋不已，迫不及待地要加入到他们中间去。
天堂和地狱的区别就在于能否合作。
奥运奖牌与麻省校园的启示
2008年，当我们共享在奥运会上收获金牌的荣光时，我们注意到，绝大多数奖牌分布在个人项目中，而不是分布在团体项目中。这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产物，因为现在的教育体制强调的正是个体成绩，强调的是与别人的竞争。那些攀上个人运动顶峰的超级巨星当然是伟大的，当他们代表我们获得成功时，我们为之欢呼，但我们却看不到漂亮的团队协作如何使每个个体构成一个更伟大的整体。
在麻省理工学院，所有一年级的学生必须住在校园的集体宿舍里，以便更好地融入其中。学校宿舍的设计使来自不同领域的学生彼此相邻地生活在一起：配有沙发和大工作桌的小休闲室散布于宿舍和校园的各个地方，紧邻着这些小休闲室的则有销售零食、点心的咖啡馆和商店，使这些学生得以常去闲逛，泡在一起聊天或用功学习。
我记得，对我而言，作为一个一年级学生，最艰难的事就是找到足够的时间来睡觉，这不是因为我有太多的作业要做，而是因为我一直忙于认识那些充满魅力的人。我总是和一个来自希腊的化学专业的学生、一个来自牙买加的金融专业的学生和一个来自委内瑞拉的数学专业的学生聊到凌晨5点才睡觉。因为学校要求每一个大学生都必须加入一项由一位教授指导的研究项目，我就要去发现人们正在努力进行的各种项目，还有正在人们头脑里酝酿的各种想法。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区不像别的学院那样，按照专业或兴趣划分宿舍，而是鼓励人们互相交融，允许大学生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一起工作，从事最尖端的研究项目。
开放哲学与合作精神
这一开放的哲学还体现在开放课件首倡活动上，在开放课件活动中，无论身处世界上的什么地方，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下载，免费在线获得麻省理工学院90%的大学生课程及作业。这一开放活动的结果不是他们的想法被偷去，而是大量想法得到交换。不同领域之间的通力合作已经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生活的正常状态。
去年，我读到一篇关于安吉拉·贝尔切教授的工作的文章，她的工作是建立使用病毒的下一代电子电路。她把知识和来自看似不相关领域——如生物学、电子工程学和纳米技术的专业技术结合起来。她能够这么做，就是因为她和那些研究其他领域的人们生活在一起而得到相互影响。
我自己的大学研究项目就是我的教授(他研究的领域是液体力学)和一个来自哈佛医学院的泌尿学教授之间合作的结果，具体来说，就是提出一个关于排尿过程的理论模型，以帮助我们设计出帮助失去膀胱控制力的患者的一些装置。同样，远在纳米技术这个词流行之前，我就听说迷你机器人正在设计过程中，而且在机械工 程师、医生和电子工程师之间成立了一个合作项目，要把这些迷你机器人注射到血脉中去检测和攻击癌细胞，并在其工作完成后自我销毁，通过尿液排出人体。还有一位电子工程师决定搭建一些装置，来描述艺术品的电流及放电过程。假如每个人只待在他们狭窄的专业领域，试图做到最好，而不花一些看似无用的时间和其他人交谈，发现他们在其领域正在做什么，就绝不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西方在科学上的重要创新突破都是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的。举例来说，人类基因组工程就是一次世界范围的合作，绘制人类基因，并在线出版绘制结果，与全世界的科学团体分享，如此，新的医学突破才有可能以更快的速度得到推进。致力于脑科学的保罗·爱伦研究所也将其绘制人类大脑的全部研究成果在线出版，和全世界的人分享，这样，更多的人类大脑研究才能继续做下去。
这样的例子我可以一直讲下去。但是，列举这些例子的重点不只是为让中国迎头赶上，而是为让中国在创新的世界舞台上成为领导者，她不能再教育出个体贡献者式的新一代，不能只是满怀嫉妒地捍卫其自身渺小的知识实体，而是要自由自在地和其他人分享和交换他们的想法，努力取得更伟大的突破。只有当我们中国人学会了真正超越个体竞争，实现通力合作，我们才能变得真正富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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