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研究院今天在上海发布“2009中国新贵族消费门槛报告”。胡润研究院调查了北京、上海、杭州、深圳、沈阳、成都6个城市的新贵族群体，发布了6个城市的新贵族消费门槛报告。六大城市中，北京的新贵族消费门槛为8700万元。其次是上海、杭州、深圳和成都、沈阳，分别为8397万元、5366万元、4465万元、3786万元、3284万元。

　　据显示，上海的千万元富豪有11.6万人，亿万元富豪有7000人；北京千万元富豪有14.3万人，亿万元富豪有8800人……而据去年的“世界财富报告”显示，2007年全球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个人达到1010万名。百万富翁人数增长最快的国家是印度、中国和巴西，分别比2006年增加22.7%、20.3%和19.1%。中国成为全球第5个拥有最多百万富翁的国家。

　　看到这一个个炫目的数据，笔者为中国富翁人数走在世界前列以及其逐年迅速攀升的势态而感到欣慰的同时，更为这么新贵富翁身后庞大的“负翁”队伍和逐渐扩大两极分化现象而担忧不已。

　　衡量某个国家的贫富差距，经济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基尼系数”。按照国际惯例，这一数字在0.3以下为最佳状态，在0.3至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会发生的危险状态。这一数字在我国的发展情况为：1978年为0.18，1988年为0.382，1994年为0.467，当前直指0.5。而目前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更是分别达到了0.530和0.563，短短三十年，我国社会公众的收入就已达到已一种严重不均的状态。社会蓝皮书的主编李培林教授在2008年的发布会上说，中国收入最高的20%人口与最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差距约18倍，且差距仍在向纵深发展。

　　而最令人担心的还是贫富差距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在我国，这1% “极富有”的人拥有50%以上的社会财富；这占总人口不足4%的百万富翁，购买力却超过60%。而这个数字背后隐藏的更是相当多富翁生活的极其奢侈。汽车、手表、时装、珠宝乃至眼镜等各类高档奢侈品，甚至几十万一盒的天价月饼，常常成为这些富翁追逐的对象。在富人们疯狂消费的时候，偏远而又落后的农村，穷人们却经常为了一日三餐发愁，一些家庭甚至因为交不起一百来块的学费致使许多儿童不得不早早辍学。有关统计显示，农村未解决基本温饱的人口就有3000多万，低收入人群(即人均年收入低于100美元)为6000多万，几个数字简单相加，人数便超过了1亿。

　　笔者认为，不管我国富翁数增长有多快，新贵门槛有多高，贫富差距过大都将是我国决策者要面对的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如不能及时正确地对待这一问题，就可能产生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进而可能出现“失望阶层”，使他们走上懒惰、犯罪的下坡路。这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

　　令人欣慰的是我国经济在飞速发展的同时，决策者也采取了积极而有效的手段来应对两级分化问题，如全面实行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免费(尤其是推进农村基础教育和中指教育的免费制度)，不断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个税起征点等等。但欲真正扭转贫富分化扩大趋势，实现全面共同富裕，仍任重而道远。总之，笔者希望大家的眼光少看点新贵，而该更多地关注大批在贫困线旁挣扎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