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这个细节：北京某高校的“求是协会”，到包间聚餐，成员们自觉地让主席“上座”；等主席坐下，副主席、各部部长、副部长依次入座，干事们则另坐一桌；主席端起一杯酒，“这杯酒我敬大家”，不会喝酒的女生也不得不喝一杯……这情景真的与官场做派没啥两样。

    对于大学教育来说，第一课堂当然不是唯一。学生社团活动，本是学科知识同个人兴趣的两结合，锻炼的是学术钻研的兴趣与能力，到如今却变成“官场术”钻营实验场。大学里的种种“权力雏形”，在“有组织”的社团中“崭露头角”，“学生官”也“芝麻开花节节高”了。中学时代，是“分数至上”；大学时代，分数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于是成了“官位至上”。

    “官本位”是一种千百年来培养起来的固化意识，“官本位”的核心是“权本位”。基辛格早就说过一句名言：“权力是强烈的催情剂。”权力快感确实是许多人孜孜以求的。大权力大快感，小权力小快感，社团的芝麻小官，是努力把小权力做大、以期获得大快感乎？

    毕竟，学生还只是受教育者，他们是受环境严重影响的。高校官场化，是社会官场化的投影；社团官场化，则是高校官场化的镜像。高校的“官场化”“衙门化”，已经“化”了多年。校长是副部级的官，其他的一个个都有对应的官衔。大学的校庆，几乎都是以“毕业生官员”为第一骄傲，谁官大就邀请谁，谁权重就让谁上主席台就坐，这就是根深蒂固的官本位。

    由此我想到了美国社会教育学家伊利奇的“非学校化”主张。上世纪70年代，“非学校化社会”这一激进思潮，曾席卷西方教育世界。伊利奇严厉批评学校教育实践中压抑个性、不利于人的自由充分发展的现象，建议代之以“教育网络化”，以“网络学习”为主通道。联系中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我得到的启示则是“非社会化学校”———我的意思是学校要单纯一点，不要太社会化、太功利化，至少不要太官场化。高校要培养的是“人材”而不是“官材”。一所高校，如果“非官场化”都做不到，那么它出来的一茬茬学生，其品质质量是值得怀疑的。

    社团之组织，若能走正路，则可成为民主的实验地，比如竞选社长，能够强化学生的民主意识、锻炼学生的民主能力；反之，则会成为官僚的培养液，孵化出一个个“小官僚”，成为一只只官僚制的“应声虫”。教育要选择哪个方向，走上哪条路途？一肩挑着过去、一肩扛着未来的教育者，首先得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