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渝川

暑假开始了，不少大学生投入到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在四川地震灾区，国内各地高校“支教”团扎堆，在交通便利、被领导人视察过的“知名”学校，不少支教志愿者不得不干起了抢生源的活儿（偏僻、不知名的学校则少人问津）。此外，大学生社会实践团队越来越重视媒体的报道，一些社会实践团队甚至还设立了“媒体联络部”或“宣传组”等部门，有专门的学生负责和媒体记者联系报道事宜，媒体记者经常会接到这些团队接二连三请求登报介绍实践情况的电话。（《中国青年报》7月17日）

读书破万卷，还需求实践，走出应试教育、英语考级、自怨自艾话风月的“围城”，早一些接触这个并不完美的现实社会——因为不完美，才需要奋斗——作出如此选择的大学生首先都应该被表扬。笔者大学时也有过数次暑期社会实践的经历，深知学子入村、走街社会调查乃至在企业顶岗工作的艰辛。

表扬归表扬，然而如报道中所述，不少实践团队的学生只扎堆已经鼎鼎大名的地方、只做容易出名的事情、做一点事就要最大化的媒体炒作，这样赤裸裸的“功利化”、“唯效果论”、投机嫌疑不仅有违社会实践活动的本义，而且再一次表现出如今在校园中盛行的虚浮学风、文风和工作作风。如果这被证明是比那种认真筹划、老实做事的做法确能更有效，教育部门和共青团组织亦不加引导干预，必然会深刻的影响这些学生未来的行为逻辑。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学生们虽然未必是过去那种呆板宣传中描绘的“一尘不染”，是所谓最美最白的图画，他们自己需要为这种追捧短期、最大化效力的“锻炼”付出代价、承担责任，但是这也不能和社会实践活动组织方、各校的引导彻底撇清关系。

众所周知，相关方面审核项目、拨备经费、发放补贴、评选优秀并将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成绩计入学生档案的重要标准，一是要活动主题醒目乃至“夸张”，“宏大叙事”绝对是受欢迎的，这两年走进震区支教，就从学生们朴素的社会责任感上升为这些方面政绩行为的重要体现；二是要有媒体报道、实践地党政机关（级别越高越好）感谢信等“干货”“硬通货”，这就引导学生们要学会“做大事”、“说大而正确的话”，至于“大事”、“大话”有没有具体实际效用，则都可以通过一套绝对政治正确的术语来含糊其辞；三是要多“献花”、少“挑刺”，这两年香港大学生屡屡通过社团组织活动披露“血汗工厂”，而他们在内地的同龄人们则忙着为国企改制、大工业项目、开发区兴建等实践地宏大叙事而歌功颂德。

报道中，上海交大团委王丽华老师所言甚是，“社会实践重在学生自己有所学、有所得，而不是搞面子工程”，这番话说得正确而委婉：我们特别是已经在这个暑期投入自己的心力和汗水忙于实践的年轻人们，需要思考：如何做真正能锻炼自己的事，如何校验自己的学问，如何帮助他人，如何通过小事来为社会的大事奠定更好的基础，如何通过暑期实践向更多的人们传递智力成果、道德认识、新锐理念（如环保生态观），如何用年轻活力感染更多人，这才是对毛泽东青年时身无一文游学湖南而体察民生、志怀天下精神的当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