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季羡林、任继愈二老同日驾鹤西去。昨天，季羡林先生追思会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举行；今起，国家图书馆将在南馆学术报告厅为任继愈先生设置灵堂，供各界人士吊唁。哀痛之余，各界深思大师留给后人的一些“问号”——比如人文研究成果和精神财富如何及时梳理、人文学科与人文精神传承面临哪些困惑和挑战等。

　　季羡林：

　　中华优秀文化送出去太少

　　北京大学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系教授乐黛云说，季先生一直希望中国的文化能够“送出去”。

　　“季先生曾说，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交流是不平衡的。我们中国人拿过来太多，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送出去太少。‘拿过来’和‘送出去’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当代知识分子最为艰巨的一项任务。”乐黛云说，“季先生的这个观点和党中央提出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不谋而合。”

　　为实现这一理想，季羡林一生都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工作，积极参与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为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积极反驳。

　　“为传承文化遗产，季先生欣然同意与我共同编撰《儒藏》，以切实行动推动国家‘儒藏工程’的开展。”季羡林老友、著名哲学家汤一介说，“对于并不完整的中国佛教史，季先生建议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西域佛教、西夏佛教、南传佛教等都包含在中国佛教史中，这对中国佛教史向外辐射意义重大。

　　任继愈：

　　书是让人阅读的

　　推动新中国的世界宗教研究，是任继愈的首要学术贡献。当年，任继愈撰写的佛教研究文章，毛泽东主席看了，为此还和他进行了面谈，称他的佛学研究属于“凤毛麟角”。1964年，任继愈受命筹建新中国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他在那里一干便是20余年，直到1987年调至北京国家图书馆任馆长。其间，任继愈的“儒教就是宗教”学说在学术界激起千层浪，并由此引起了近20年的大讨论。

　　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18年，任继愈提出“书是让人阅读的，和钟鼎这样的文物不同，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通过他的多年努力，许多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

　　任继愈说得很朴实：“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文化资料的积累，我有一些优势，就想多做一些工作，让后人用起来方便。”近十年来，尽管任继愈已从馆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但他依然牵挂着古籍整理工作，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中华大典》和《中华大藏经》的继编上。他说：“多为群体做点事，这样的生命才有价值，趁着自己还能做事情，就尽量多做一点。”

　　继承大师遗产

　　莫要“人亡艺绝”

　　季羡林先生创建了中国最早的东方语文系，培养了大量东方学专业人才。任继愈先生筹建了新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培养了一批博士研究生。

　　学术界将季、任两位先生视为衔接传统人文教学内容与现代教学方式的“特殊桥梁”。与此同时，两位老人身后还留下了一些学术观点和问题，供后辈再探讨，比如对国学前途和命运的预测等。

　　如何继承大师的遗产？有人担忧，人文学科的精髓是否将出现“人亡艺绝”的局面。

　　季羡林的弟子钱文忠曾撰文指出，社会上出现过的“季羡林热”，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现阶段学术界人文精神的一种“苍白无力”。

　　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叶，而立之年的钱文忠就参与了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在复旦大学的授课，传授季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精神。最初几届“文基班”学生，如今已有一部分成为活跃在中外学术领域的年轻力量。通过师徒相传，人文学科留给后辈的是一种价值观，一种锲而不舍，一种对知识真谛的信仰。

　　任继愈先生晚年致力于整理古籍，老人凡事亲力亲为、淡泊名利。点点滴滴令其弟子、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申难以忘怀。在平凡的教学岗位上，李申也试图将任先生的精神传给下一代。

　　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上师大哲学系教授陈卫平介绍说，目前李申教授每年招收１名博士生，并有若干名硕士生在读。任继愈先生提倡“无神论”等观念，也通过学校举办的研讨会等得到关注和传承。

　　面对近年来时起时伏的新一波“国学热”、“大师热”，文史学者提醒：对于“国学”究竟是什么，“大师”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从二老身上到底传承什么，仍有待深入思考。（稿件整理 薛颖旦 董晨）